她指出這個現象的普世性，在西方，美國的佩林參選副總統時穿搭備受關注，德國的默克爾多次穿同一套低胸晚裝被批」太環保「，英國前首相文翠珊（特雷莎‧梅）戴什麼項煉也成為話題。而在亞洲，台灣的蔡英文打扮平實被指「顯得國家窮」，香港的葉劉淑儀屢被攻擊髮型和身材，韓國的朴槿惠被指整容。
「男性政客頂多被嘲笑是垃圾桶，不會被人侮辱他的性器官或長相，沒有人會說一個人太帥或太醜不能當總統。但女性政治人物的身體和性別，永遠是可以被攻擊的點。」黃鈺螢說。
她表示，女性在職場上要承受雙重負擔（double burden），必須是及格的員工，同時又是及格的女性，「你不能又老又殘，不能婚姻破裂，不能永遠穿同一套衣服，但又不能花姿招展或者太性感，要求很多」。
有時候，女性特質是「加分」的優勢，卻隨時會變成被圍攻的軟肋。從舊照可見，內蒙官員李少莉一向打扮精緻，有「最美女副局長」之譽，但同一副妝容和髮型在疫情記者會惹起公憤。黃鈺螢直言：「什麼時候要突出女性特質，什麼時候要隱藏？這條界線很模糊，女性官員很難做人，人人自危。」
女性淪「替罪羊」？
在嚴格的防疫封控政策下，中國民眾生活大受影響，怨聲載道，此時李少莉的表現和外貌受到千夫所指，學者郭婷形容是「替罪羊」現象。
她解釋，女性在父權體制下要不被物化，要不被妖魔化，把社會問題的責任轉嫁給女性。「遠的有歐洲獵巫，法國大革命怪罪瑪麗王后，清朝覆亡歸咎慈禧，近一點的有郭美美事件，中國紅十字會本來就很多問題，但郭美美成了替罪羊。」
疫情下中國經濟陷入衰退，黃鈺螢博士預料中國女性將進一步受打壓。「經濟不景，男性一直以來可以自我實現的神話幻滅了，他們就會深深質疑自己的男性特質，這時候會有兩種可能，要麼是轉而消費令他們舒服丶可以安撫到他們傳統男性ego需要的女性形象，要麼就是仇女。」
她指出，全球各地都有這種先例，例如二戰後的美國政府著力推動回歸傳統文化，鼓勵女性回到家中當主婦，認為性別分野可以慰藉男性的心靈。在日本，八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後，流行文化中就出現如早安少女組（或稱Morning娘）的少女組合，符合男性眼中溫柔、服從、性感、容易消費的女性形象。南韓如是，近十多年經濟進入瓶頸，向上流動的階梯已失效，一方面大量女團興起，另一方面厭女浪潮越來越高漲，甚至公然仇女的總統也能上台。
黃鈺螢說：「經濟差的時候，人們很容易回退到最傳統的框架、習來的偏見，因為大家覺得最安全，可以保障自己利益。社會資源少了，人們自然會想，哪些人不屬於這個地方？哪些是不應得的人？這時候弱勢群體更容易被排擠，包括女性，我們就會發現，原來近年女性正在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幻覺，權利仍然是別人給的，他們隨時可以收回。」
在此風氣下，女性動輒得咎，兩位學者都表示對中國女權前景擔憂。郭婷說：「在國家決策的最高層，女性根本是隱形、看不到的，至於其他的女性官員，也只會越來越低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