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根據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員長尾賢（（Satoru Nagao）博士的觀察，2013年之前的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先是針對朝鮮，然後是中國。他告訴BBC，直到彼時首相安倍發表《亞洲的民主安全鑽石》宣言，聲稱要組建四方安全會談（QUAD）抗衡中國情況才改變。長尾賢告訴BBC，換句話說，東京過去仍猶豫是否將北京列頭號挑戰，直到安倍掌政後，對華戰略開始產生質變。
路透社分析稱，新冠疫情爆發2年多以來，東京一直在研擬斥資約370億美元增強反擊能力計劃，包括2027年前擴大12式陸基反艦飛彈的射程。同時，新的安保戰略又提到計劃開發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內的其他飛彈，也會購買美製艦載戰斧飛彈，採購16架美國F-35戰機等。
三份文件都顯示，日本將突破諸多戰後禁忌，包括進一步放寬「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擴大武器對外出口、深化軍民一體化等。同時針對元宇宙、網路等新戰場，也主張自衛隊需強化「多次元作戰」的能力，以發揮戰略支援的能力。同時,預算將繼續建設日本自衛隊航空基地等軍事基礎設施，新建強化機堡與抗炸掩體，以抵禦中國、北韓飛彈威脅，提高存活率確保反擊能力。
長期研究日本防衛政策，陳宥樺向BBC解釋，各界雖然集中在這次日本國防預算破紀錄的預算，但這看法並未捕捉到日本國防預算這十年來的趨勢。陳教授告訴記者，2002年到2012年，日本10年間國防預算都在遞減。一切是從2012年開始後才一直增加，而且一年比一年的漲幅大，即便是疫情衝擊的過去兩年也不曾止步：「日本多年前早就言明會將國防預算提升到與NATO一樣的標凖，亦即GDP的2%，所以這次的國防預算新高不能說太令人意外。」
軍事反擊能力寫入政策
外界評估，這三份文件決定了今後5至10年日本安保政策方向，最大的變化是日本擁有「反擊能力」。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本周投書台媒《自由時報》稱，至今以來，根據日本防衛政策，假設他國攻擊日本，日本對敵國飛彈發射地點等進攻據點（曾被稱為「敵方基地」或「戰略基地」）發動攻擊，依法能行使「自衛權」反擊。然而，對於擁有這項反擊能力，松田稱日本一直採行「自我約束」的政策，因此「日本若遭到彈道飛彈攻擊，只被容許將其攔截擊落或是忍受攻擊。」。
回顧日本戰後防衛發展歷史，台灣國防部智庫「國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員蘇紫雲則向BBC說，早在1956年鳩山內閣便曾對「敵地攻擊論」提出「政府統一見解」的態度確認。因此日本戰後一直在被動防禦的「專守防衛」及攻勢防禦的「敵地攻擊」擺蕩。直到前首相安倍晉三2006年第一次組閣任命首位防女性衛聽長官小池百合子、及2016年再次任命防衛大臣稻田朋美，才開啟主張日本有權對朝鮮源頭進行反擊的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