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朴正熙施行高度壓迫性的「維新憲法」，將政治權力集中到總統手中。這項重大舉動強化了現行政權，讓朴正熙更加牢固地掌控政治權力與國家壓迫工具。反對運動遭到暴力鎮壓，朴正熙最信任的安全機構中央情報部，被授權剷除與懲罰反對運動人士。一九六○年代倖存的少數幾項公民權利，維新憲法全數扼殺。朴正熙也加速推動一九七○年春天發起的「新鄉村運動」，在鄉村地區催生群眾支持。
維新憲法將南韓公民政治參與的表象粉碎無遺。一九六○年代的選舉雖然透過不公正選區劃分（傑利蠑螈，gerrymander）獨厚執政黨，但還是留給南韓人民一些政治參與的殘渣。從朴正熙政權的觀點來看，選舉提供了相當重要的社會輿情回饋，並且為執政黨與總統塗抹一層「透過選舉掌權」的色彩。維新憲法改變了一切，總統直選在一九七二年之後成為絕響，改由國會（譯注：改名「統一主體國民會議」）組成的選舉人團間接選出。不僅如此，新憲法還對反對黨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多所限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南韓進行總統選舉，朴正熙「獲勝」，他是唯一的候選人。
儘管南韓的國會選舉在一九七○年代並沒有完全取消，但執政黨改變選舉規則，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根據維新憲法，總統可以將國會三分之一席次分給執政黨。以一九七三年國會選舉為例，民主共和黨以三九％得票率拿到六七％絕對多數席次，兩個比例的落差高達二 八％。
對照之下，臺灣的國民黨也因為獨厚現任政權的選舉規則而大為獲益，但是它拿到的席次紅利遠遠不如南韓的民主共和黨。從一九七二到一九八九年，國民黨在立法院選舉中的得票率與席次比例差距平均值為一二％；相較之下，朴正熙的民主共和黨在一九七三年選舉的席次紅利是二八％。簡而言之，南韓的民主共和黨遠比臺灣的國民黨脆弱，因此它必須大費周章進行欺騙與操控，才能得到近似的選舉結果。
一九七八年南韓再次進行國會選舉，不公正選區劃分變本加厲，反對黨得票率奪冠，卻只能分到二六％席次。朴正熙的民主共和黨輸給反對黨，但是拜席次分配規則與總統任命席次之賜，在選後國會掌控六三％席次。也就是說，反對黨贏得最多選票，卻還是輸掉選舉。
維新憲法不僅涉及政治權力運作，也試圖強化國家領導階層對於經濟發展的指導者角色。隨著朴正熙對政權的掌控穩如泰山，南韓發展型國家對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推進也加大力道、加快速度。一九七○年代初期，朴正熙揭櫫「大推進」工業政策，全力發展鋼鐵、化學等重工業。選擇這些產業是基於策略，因為朴正熙期望更多元化的工業經濟，而這些產業將提供非常重要的貢獻。
南韓企業在全球價值鏈步步高升，從勞力密集的輕工業轉進高附加價值的產業諸如營建、造船，最終發展出汽車、電子等高科技製造業。南韓的發展型國家運用策略性關稅、出口獎勵、政府補助研發、國家管制投資資本分配等做法，締造了持續開展的工業轉型。
南韓本土企業的規模與層級持續提升，居領導地位的財閥企業如三星與現代是多角化經營、組織整合的龐大金融與工業集團，它們在就業市場占了極大的比例，同時也是工業與出口產值的大戶。
朴正熙政權處理一九七三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油價飆升危機的方式，充分顯示南韓對於經濟發展的積極做法，尤其是朴正熙致力於擴張性、出口導向的措施。在這方面，南韓與臺灣的對比特別有啟發性。我們在第四章談過，國民黨藉由一套保守的貨幣政策，來因應石油危機引發的通貨膨脹。基本上，國民黨將經濟的步調放慢到幾乎停滯。相較之下，南韓採取遠比臺灣積極的策略。朴正熙並沒有像國民黨那樣抑制貨幣供給，而是為了採行擴張性政策而擴大貨幣供給，包括接受新的外資貸款。朴正熙的策略是提升出口貿易，在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七年間增加為三倍，從三十三億美元增至一百億美元。南韓以擴大出口的方式來走出危機。臺灣為了因應石油危機，在一九七四年將經濟成長率放慢至一％；但同樣處於石油危機高峰期的南韓，一九七四年成長率是八．三％，一九七三年更高達一四％。
從經濟成長的觀點來看，一九七○年代的南韓可圈可點。不管以哪一項指標來衡量，南韓經濟都是突飛猛進；一九七○到一九七九年間的年平均成長率高達九．六％；同一時期人均收入從二百四十美元增加至接近一千六百美元，短短十年內增加將近七倍。南韓製造業愈來愈能自給自足，倚賴進口工業投入的程度隨之降低。南韓採行出口導向策略得到回報，出口總值成長將近十七倍，從一九七○年的八．八億美元成長到一九七九年的一百四十七億美元。
南韓經濟發展的發生背景是威權統治，催生出政治要求高漲的社會，一方面對政治改革滿懷期望，一方面對欠缺政治改革滿懷挫折。儘管南韓經濟成長率搶眼，對朴正熙政權的反抗卻日益升溫，情勢愈來愈急迫。
南韓中產階級的規模在一九七○年代壯大，調查顯示他們雖然是經濟成長的受益者，但是除了尋求經濟穩定性，他們也要求漸進的政治民主化。
勞工階層運動人士覺得他們被南韓經濟轉型忽略，勞工示威抗議因此如火燎原。朴正熙以日益嚴厲的鎮壓回應，但也因此引來更多的批判、更強的反對，為威權國家體制與南韓社會的衝突火上澆油。
一九七○年代將兩位異議政治人物推上政治的風口浪尖，金泳三與金大中都主張終結威權政權。一九七九年秋天，釜山大學的學生對殘暴的朴正熙政權及其高壓的維新憲法發起示威，全國各地都有學生與運動人士響應，加入批判朴正熙政權的行列。他們對朴正熙發出強而有力的訊號：這個威權政權已經盛極而衰。希望的微光閃現，藉由實力轉向民主的前景浮現在地平線上。
然而一個驚天動地的轉折，改變了南韓的歷史進程。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南韓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刺殺朴正熙。朴正熙遇害過程的細節至今仍有謎團未解，許多人相信殺機起自中央情報部與朴正熙親信之間的權力鬥爭。另一種推測指出，當時統治階層某些領導人認為政府做得太過火，應該要降低鎮壓力道；他們反對朴正熙，因為他堅持加強鎮壓。無論朴正熙是什麼原因遭到暗殺，他的暴斃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南韓社會的反威權行動一時間風起雲湧。
＊作者為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研究專長為民主與獨裁的政治與歷史，特別專注於東南亞地區；黃一莊Joseph Wong，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國際副校長，曾任該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