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只用胸部決定男女」從女同性戀、跨性別男性、到性別流動的擁抱者：勇敢追尋自我的羅小風

「我曾經想做修女」

小風自言，小時候和其他小朋友沒有很大的分別，留著長頭髮，很喜歡父母為她結辮子。她是家中長女，有兩個妹妹，家中無數女生玩具，很多大大小小的洋娃娃。

她沒有特別渴求男生的玩具，女校成長的她，連接觸男孩子的機會也不多，「我小時候對性別、性向，沒有甚麼概念。」

母親是天主教，自小受洗，小風經常去教會參加宗教活動。父親教書、母親在圖書館工作，她自小與書結緣，又學小提琴，父母有意把她培養成文靜內向的女孩。她滿腦子也是唸書，希望考取好成績，獲得父母的認同。

小風小時候留長頭髮。

「我小學時有想過要做修女，因為經常回教會，我也沒有其他活動，讀書上比較自律，我覺得修女那種自律生活很適合我，現在喜歡玩健美，也是因為我是一個很自律的人。」

她說，自己到初中一直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但自從發現自己的性取向與眾不同的時候，她離開了教會。

女同志

剛踏入中學，小風情竇初開，對象是一個長頭髮的女生，在小風眼中，這個女生聰明、自信、表達力強、比同年的人成熟。

但小風表白失敗，那個女生對她說，女生喜歡女生是不正常的。

「起初我不知道，『我喜歡女生』從社會的角度看是有問題的，直至別人告訴我，女女關係是不正常的，我才認識到同性戀是一個禁忌。」

小時候她埋首唸書，不多看電視或愛情小說，愛情與性別的概念，同樣模糊。

「同性戀」這個字進入了她的視野，她注意到教會對同性戀的印象十分負面，比其他事情所背負的罪名更重，教會的解讀讓她感到不舒服，她決定離開教會，變成一個沒有宗教歸屬的人。

在中學時期，她與另外一個女同學談戀愛，但過程充滿波折，對方家長把她的女朋友管得很嚴，她們聚在一起的時間不多，拍拖也只能偷偷摸摸——地下情，是眾多同志戀情的必經階段。

幸好，身邊的朋友對她倆均十分支持，然而她們兩人當時也是長頭髮，常常會被人問到，到底誰扮演男生的角色，誰是TB（Tomboy）。突然有一天，小風覺得外表上要更男性一點，毅然把長頭髮剪掉，甚至把其中一邊剃光，也不再帶胸罩，讓自己變得男性化，有時候甚至偷偷地穿父親的衣服。

這種叛逆的轉變惹來家人的反對，她父親當時是她學校的副校長，針對她與時任女朋友的是是非非，周圍早已傳遍，她作出男性化的改變，成為家庭爭執的觸發點。

長大後，她的打扮開始男性化。

但她當時選擇了逃避，堅決否認自己是女同性戀者，但無阻無數次的爭吵。

「我媽會買女裝給我，我從來不穿，她不喜歡我穿男裝，但強迫不到我，」她說，「想離家出走，但經濟並不獨立，我爸會在我面前哭，他問要不要帶我去看醫生，他很氣餒。」

而更令她迷茫的，是她發現自己同時對男生感興趣，但與一般異性戀不同，她希望男生把她當成男生來喜歡她，兩者像是同性戀的關係，所以她無法把自己視為雙性戀。她自己喜歡傾向陽剛的人，不問性別。

「當時我很掙扎自己性傾向的問題，加上當時一些情感上、關係上的問題，加上可能是家人的壓力，曾經都有自殺傾向，割手，經歷了一段抑鬱的時期，」她說，「我當時覺得世界上沒有人明白我，我覺得自己好孤獨，世上只有我那麼奇怪。」

大學時期，她修讀比較文學，現在也在大學任教，專門研究同志議題，偶爾用詩詞表達自己對性別的思考：

據說有一種生物比亞當夏娃還要早存在／他們有兩個頭，兩對手和兩對腳／他們背對背，兩對眼睛從沒有見過對方／他們的視野比我們多出一倍／他們都是天神的孩子，雖然 他們有兩個男性、女性、或男或女的身體／他們擁有特別的天賦但對世界一無所知／他們和平共處，在一個沒有名字的星球生活

跨性別男性

直至高中，小風認識了第二位女朋友，是一個打扮中性的雙性戀藝術家、攝影師，兩人在同志遊行中做志願者的時候認識。這個新女朋友比小風年長十多年，海外回來見識更多，這段經歷為小風開啟了性別認知的另一扇門。

有一天，她問小風，「你覺不覺得你是跨性別？」

「跨性別」這個新詞語再度挑戰了小風對性別的認識，女朋友從外國為小風帶來了很多有關跨性別的書籍，啟發了小風對性別的想像和想法。

「性別認同與性傾向是可以分開的，是我當時自己的想法。」

之後一段時間，她把自己定義為跨性別男性（Transgender man），即出生時是女性，但自己的性別認同是男性，那時候她要求旁人用「he」（他）來稱呼她，也迷上了划艇和龍舟，希望有一身古銅色膚色，變得更加男生。

香港目前沒有特別就跨性別人士訂立反歧視法， 但容許市民做變性手術，2013年終審法院裁定變性人有權結婚。但有變性需要的跨性別人士，會被視為「性別認同障礙」，被列入《精神病名冊》，間接地受《殘疾歧視條例》保障，但跨性別人士甚少動用這條法例，因為這等同承認自己有精神病，小風也曾經從醫生手上得到這張紙，但她不認同跨性別是精神病的一種。

三名由女變男的跨性別人士早前入稟香港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指入境處以其未完成完整變性手術，拒絶讓他們的身份證上的性別由女變男，但高等法院認為改變性別不是個人權利，而是涉及公眾利益，所以裁定他們敗訴，申請人表明上訴，認為強迫跨性別人士做具危險性的完整變性手術，是殘忍和不公。

世界衛生組織2018年6月起不再把跨性別人士當成有精神疾病，其所發出的新指引，將在2019年提交世界衛生大會審議，並在2022年1月1日開始實施。世衛組織認為，有關修改建基於醫學界對跨性別人士的理解，不認同跨性別是精神病，修改指引可以讓社會更接受跨性別人士。較開放的國家容許變性，有一些企業或學校會出現第三性別作為性別選項，在英美等國，早已出現應該用「他（he）」還是「她（she）」等代詞的討論，建議用「they」，「xe」，「ze」。在華語語境中，目前並沒有一個代詞去形容男女以外的性別。

一些保守國家，對包括跨性別人士在內的同志（LGBT）族群歧視嚴重，認為這違反自然或是宗教倫理道德，有些地方會把同志的行為當成罪行。

小風擁抱了「跨性別男性」這個新的性別認同，她嘗試使用男同志的交友平台，當她在平台上把自己標記為跨性別時，沒有人會與她聊天，如果她說自己是男生，著實會吸引無數男同志，但當他們知道真相即小風沒有男性性器官之後，則會反過來說她騙了他們；而在女同志的平台，她男性化的打扮又吸引不到陽剛的女同性，這是一個尷尬的處境。

在香港社會中，許多人把「跨性別人士」等同「變性人」，媒體的報導總會把焦點放在變性人接受漫長醫療程序及手術的過程上。但小風認為變性手術具有風險，完成手術也不一定有她所想要的效果，害怕有疤痕，她沒有計劃在生理上完完全全變成一個男性，所以就算是在香港「跨性別」的界別中，她顯得格格不入，因為在許多香港變性人眼中，也與主流社會一樣，認為性別只有一男一女二元之分，不應該有第三個選擇。但小風認為，性別不是二元之分，可以有很多選擇。

性別流動

小風不算是公眾眼中的「變性人」，她相信可以靠每天健身幾個小時、控制飲食、服用補充劑等，練出她心目中完美的身型。

在她剛剛迷上健身時，經歷並不愉快，當時她去上健身課，教練對她說，女生不用推胸，因為這樣做會讓女生失去胸部。

「我很生氣，立刻走掉，以後再不上這些課，為何你不讓我做？為何我不可以好像男生般？」

後來，她認識了更多喜好健身的朋友，她的體型愈練愈大，也開始投身健美比賽——參加國際性的「女性」健美比賽。

但沒想到，參加女健美運動也為她帶來了掙扎，因為比賽要求她穿著比基尼，而她是一個連胸罩也不愛穿的人。

她試過在男廁碰到父親，形容那是她人生最尷尬的時刻之一。

「這是健美運動文化的一個問題，」她說，「他們認為肌肉是男性，女性有肌肉就要靠其他東西去展現女性味道，去補償那個男性陽剛味，所以好多女健美運動員都化濃妝，強調自己很女性。」

但是她知道，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有方法改變比賽的規則和傳統，所以還是硬著頭皮穿起來，結果她從比賽中，獲得掌聲和讚賞。

她開始反思自己為何如此抗拒比基尼，「其實好多時我們把性別框框放在服裝上，其實服裝本身是很中性的東西，一件衣服是男是女，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性別，是我們內化了性別的框架。」

逐漸地，她擁抱了自己也是女性的想法，性別認同由「跨性別男性」走到「性別流動」，在大學教書時，小風展示了男性的一面，但在體壇上，她是女運動員。

作為一個性小眾及女性，她感受到兩個群體在社會上面對的種種不平等和歧視。

她說，女性練肌肉比男性困難，但如果兩者分別參加同一水平的健美比賽，女性運動員所獲獎金永遠少過男性。

更衣室則是她作為性別流動者逃避不了的問題，香港不如外國般有不分性別的更衣室，每次她去更衣室都要有心理凖備，面對連串質問和質疑。

「好多人假設我已經習慣（被質問）了，但其實我也會生氣，因為我習慣了，不代表可以這樣對我，」她說，「我不是每天的EQ（情商）這麼高，有時候工作了整天，也要保持愉快心境去跟別人解釋，你會覺得好煩。」有一段時間，她會避開更衣室，提前穿好衣服，做完運動回家洗澡。

在多數情況下，經過她和職員解釋以後，大部分人也覺得她出現在女更衣室沒有問題，畢竟，她生理上是女性，也可以用女健美運動員作為理由。別人未必認同她，但至少不會奪去她使用更衣室的權利。

她認為，肌肉不分男女。

香港性別運動

香港社會近年對同性戀者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根據香港大學的調查，2017年有逾半人支持同性婚姻，但跨性別人士是同志族群中最被忽視的一群，一方面是公開自己跨性別身份的人不多，另一方面，是社會對跨性別的認知並不充足，他們所獲得的關注度和接受程度，明顯比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為低。

根據香港跨性別資源中心委托香港浸會大學在2017年進行的調查，45.9%的跨性別人士曾經受過暴力對待，顯示他們在社會各方面也備受壓力。

但小風說，社會對性別的態度是可以改變的，總有一天會有更多人接受跨性別人士，正如她的父母，經過多年的相處，現在態度已有改變，雖然彼此不談性別、性向問題，但她帶女朋友回家，也可以如家人般吃飯。

她現在除了在大學教書之外，也投身倡議工作，是香港同志平權運動中常見的面孔，四處演講分享身為性別流動者的經驗，也從學術角度講解性別的概念和理論。

她承認，要說服別人接受不同的性別觀，並不容易，面對別人對她的批評和不接受，她不認同，但會予以尊重，也希望外界如此看待她。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個人經歷和我差不多的經歷，我希望那個人聽到我故事後有所啟發，令他覺得自己不會覺得自己唯一一個，對我來說，這是我最希望做到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