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米價是這樣的：
1926年台灣蓬萊米價格是28.55圓（糙米/每石）；朝鮮米34圓；內地米35.93圓
1931年台灣蓬萊米價格是14.43圓（糙米/每石）；朝鮮米17圓；內地米18.46圓
（價格暴跌原因與1930年全球泡沫經濟有關，但相比朝鮮、內地，台灣米價相對低廉。資料來源：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P.99。分析1939〈台灣米穀要覽〉）
所以台灣農民在嘉南大圳興建完成之後，雖然米價不穩定，但普遍生活水平是比1925年以前高，因為蓬萊米的研發，加上台灣農民自有土地、生產模式彈性，可以比較不受殖民者的計畫經濟框架綁架。
但是，要說製糖會社沒有從中獲利，也是不對的。嘉南大圳提高甘蔗的生產效益為285％。比稻米還高。
但悲慘的是，會社的甘蔗收購價格是持續降低的，而且嘉南大圳流域的會社收購價，竟然比區外的會社還低廉。也就是說，農民雖然因為水圳而增產，但收購價格卻是被會社壓得更低（如下表），會社把全球經濟蕭條的損失，都轉嫁到農民身上，1934年收購價格甚至降到只剩下3圓/千斤。農民除了賣價被壓低之外，還要繳交嘉南大圳的水租。
綜上所述，嘉南大圳為台灣農家帶來的影響，其實是建立在蓬萊米的培育成功之上。而嘉南大圳所帶來的獲益，與其討論農民收入些微提升，不如說是提供了製糖會社兩倍以上的甘蔗產量，但收購價又能持續壓低的大好機會。並且，總督府並沒有打算放棄對於蓬萊米的控制，從1934年開始實施米穀統制法，就禁止民間私設新的水利設施，避免水田面積擴張，連林獻堂申請興建水圳種植煙草，都被總督府拒絕。甚至一些本地地主如楊肇嘉等人，還聯合日本米商向政府請願，請求不要管制台米輸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戰時糧食統制體制：臺灣與朝鮮的比較研究（1937-1945）〉李力庸 ）。
到了1936年，日本政府直些下令台灣要保留22％的稻米在原產地（農業穀倉於是開始大量設置），不得再輸出日本，直接控制了稻米生產體系。1939實施稻米專賣制度，總算解決了困擾已久的米糖相剋問題。
嘉南大圳些許提高了台灣農家的收入，卻不是總督府所預期的成果，更不是總督府跟製糖會社所樂見的現象。
活水來冊房所提到的，指出台灣農家收入提高的論文，是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及陳庭妍撰寫的〈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一文；而葉淑貞在《台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也持相同論點。他們的論文，算進嘉南大圳地方攤提的修建經費及總督府自籌的收入來源，加上強制收取且不算廉價的水租，農民收入是提升的，但對於農民對大圳實際的觀感，實在是很難用宏觀的經濟數據來檢視。
因此，我用比較極端的例子，來顯示當時農民跟嘉南大圳的緊張關係。1929年，台灣農民組合被總督府藉故彈壓，稱之為「二一二事件」，當時農組領導人簡吉遭到逮捕，入獄一年。
1930年年底，台共遭圍捕前夕，台灣農民組合仍然在做最後的抗爭，嘉南大圳流域的上千名農民發動「抗租運動」，表示對於「咬人大圳」——嘉南水利組合收取高額水租的不滿。當時群眾以「反對嘉南大圳三年輪作制」、「減免水租」為口號，試圖阻止官方拍賣農民抵押的土地。隨後警察毆打了示威群眾，並逮捕了農組數名幹部。
11月23日，農民組合南部聯合會，動員千餘名農民包圍「庄役場」（鄉鎮公所），抬棺木、抬糞桶潑灑、牽牛隻進行抗爭，一時之間讓警察狼狽不堪（出處：《農民組合方針書》1930年，引自蔡石山《滄桑十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1924-1934》）。
下列這幾則筆記，顯示出了當時幾名幹部被憲兵帶走之後，被殘酷地刑求、虐待。而繳不出水租的「水租滯納關係者」，將近數十甲的土地，則在12月5日當天，在層層的警力戒護下，被台南州稅務局拍賣出去。
文/江昺崙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嘉南大圳與台灣農民）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