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你來我往好幾回，新聞局一路從剪17刀、剪6刀、剪3刀，到最後新聞局告訴朱延平：「你贏了，跟媒體宣布，《異域》一刀都不剪。」從此台灣電檢尺度大躍進，要罵國民黨、罵政府、說官員不愛聽的話，這些不再是禁忌。
通俗和高雅之間
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如同資深影評人黃建業所說，「像是用拳頭打木板」，隨處打都能打破一個禁忌。尤其在80年代前後，經濟起飛，台灣錢淹腳目，能追求的事情變多了，「大家都在等待新文化的出現。」朱延平不例外，其他想拍信念的導演，更是試圖衝撞規則。
從80年代開始，台灣電影分為兩條平行線，一條是以朱延平為主的商業電影，另一條則是小野、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等人發起的台灣新電影，走的是藝術電影風格。
這兩條路線，當時各自拍了100多部片，只不過商業電影100多部「扣打」（quota），全都算在朱延平一人身上，他帶點自豪的語氣說，「商業電影都是我一個人在做，因為沒有第二人在拍，一年拍7、8部」，他也是80年代，唯一可以跟港片對抗的台灣商業片。
朱延平的電影雖然產量大，但影響台灣電影發展的卻是台灣新電影。這點朱延平倒是有些憤憤不平，「大家都覺得商業電影不入流，那時候誰沒看過《七匹狼》、《新烏龍院》，能創造大家有擁有共同的回憶，就是文化。」
通俗與高雅之間，總是存在著一條隱形線，誰都難以界定哪一個比較「文化」。不過朱延平拍喜劇居多，碰觸的政治、社會議題少，而台灣新電影，在解嚴前就已經逐步把鏡頭轉向民眾生活、剖析真實社會現象，拍攝有別於中國文化的記憶，採用台灣文學創作，凝聚台灣人向心力。
多元性在80年代就被開發
「80年代容許每一個嘗試和實驗，每一個衝撞都有一定的成果，台灣現在的多元性，在80年代就已經被開發。」出生香港、中學畢業後來台灣唸大學的黃建業，雖然就此定居台灣，但他總是用旁觀者的角度在看這個社會的變化。
黃建業認為，80年代台灣人突然變得有錢，社會上冒出許多暴發戶，但同時也有一批中產階級追求藝術、美學生活上的提升，像是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等，「可以看到他不斷挖掘台北人在有錢後的倫理狀況，探討比金錢更重要的美與善的追求。」
有別於朱延平一人獨霸商業電影，走上台灣新電影道路的50位導演們，1986年11月6日在楊德昌家中聚會時，共同發表了「台灣電影宣言」，表達對當時的電影政策、大眾傳媒和影評體系提出強烈的質疑，1987年1月底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文星月刊》和香港《電影雙週刊》刊登，被稱為「民國76年台灣電影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