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在史語所發掘的前輩們，為 1930 年代的殷墟，留下了很好的照片與文字紀錄，跟著政府移居到台北後，在南港繼續整理 1930 年間 15 次考古發掘的紀錄。例如，石璋如先生，生前念茲在茲地寫著當年在殷墟從事考古發掘者的故事，他一共紀錄 101 位考古民工、46 位考古者背後的生命史，後來由李永迪等人編輯出版《殷墟發掘員工傳》。
王舒俐最初到這裡做研究時，只是好奇，想一睹中學歷史課本讀到的安陽殷墟，現在變成什麼樣子。當她到了安陽，沒想到這裡的考古發掘依舊持續：該地建設了遺址博物館，更於2006年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地，但幾十個村落還是原來樸實的風貌。於是她開始在史語所前輩曾經發掘的小村五聖廟前，著手進行人類學的民族誌調查。
文化遺產的重量
「小村」位在殷商遺址的核心區域，拜此所賜，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這樣一個指標性的村落，中國官方以「文明工程」為名，大力進行環境整頓，要讓小村成為一個「文明模範生」。然而，因為位於考古遺址區域，村落發展因此大受限制：保護範圍區內不能蓋工廠、村民不能蓋新房、民房不能擴建、也限制加蓋。
遺址保護區內的種種管制，雖然維護了文化遺產，卻也影響了當地原本的農村生活習俗。
同樣位在殷墟博物館附近的「花村」，命運更加多舛。
地方政府決定拆遷，對花村的居民來說，整個家園都不見了。 1000 多位村民經歷 6 年的流離失所，最終才在另一個地方安定下來。以結果論來看，現在這些被搬遷的居民居住的房子，比以前大、也從平房轉為高樓大廈，得到的補償金確實不少。但是對於老一輩的人來說，居住過的房子與他們的生命緊緊相扣，有些人會用住這個房子「長壽」，來形容過去住的房子。
這也是人類學者談討「家 vs. 房子」、「地方 vs. 空間」的不同，前者被賦予意義，後者是一個中性的詞彙。
「拆除花村的理由，是因為市政府覺得外國人不知道花村。」這段來自居民的說明，讓王舒俐想起英國考古學家 C. Tilley 的名言：
地圖上沒有名字的地方，像是一個空白的空間。
不論是「世界知名」的小村、或是「消失空白」的花村，居民的日子都不好過。他們原本務農維生，農民的生活，每一個細節都與土地息息相關，但在「申遺」後，土地被劃為博物館與考古公園，而遭逐步徵收。農民失去土地，只能到其他地方找臨時工作，充滿不確定的未來，讓他們徬徨無助。
生活環境從寬闊農舍變成狹窄公寓，熟悉的日常作息和鄰里街坊，全都不復存在。耕作的土地，沒了；工作的工廠，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