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此次輿情還直接劍指宗教官員與合法教會。從初始階段「石家莊市領導大意了」的指責，到中途要求宗教事務局局長辭職（因其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未能阻止「宗教發展」），輿論最後立足於指責合法教會「沒有承擔起道義原則」、「沒有積極向外布道而轉化非法教會」。當這一切落幕於「雙暫停」的實施，反而使得嚴格依照宗教政策法規行事的合法教會最終淪落為替罪羊。面對此種局面，官方神職人員大多保持緘默，或以「一言難盡」表達感受。
自中國與梵蒂岡於2018年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以來，已有六名地下主教轉化為合法主教，部分主教在祝聖時公開表示將繼續「維護教會獨立性」。並且，各天主教會已普遍使用「普世教會」作為身份認知；北京、上海等天主教官方網絡也開辟「普世教會」、「聖座消息」、「教宗方濟各」等專題。但由於中國宗教政策總體說來強調與國情特點相融合、與黨的領導相適應, 合法教會仍然受到大學生群體、城市精英群體的質疑或不信任。
除卻服從於體制的微妙因素，部分地方宗教官員「寧左勿右」、爭搶風頭的盲目「唯上」心理，也導致出現一些違背宗教教義的笑話乃至誤解(如在教堂內組織唱紅歌等）。並且，雖然官方神職人員普遍接受過十年左右的系統神學教育（包括與其他宗教的理解與「共融」等），近年來亦在人權文化建設、社會公平和諧等方面努力作出典範，但因嚴格的宗教政策法規，仍然無法向「登記地點」之外的公共社會傳授正確教理知識。這種宗教界內外互不相通的局面，無法克服或消除公眾社會的各種混亂性認知。
而當宗教問題出現紛爭時，政府通常的做法是頒發法令或條文進行禁止而非疏通討論。以部分地區大學禁止聖誕活動為例，其主要是基於《宗教事務條例》關於教育與宗教的分離原則（第41、44條），針對大學裡近年來較為活躍的「非官方傳教活動」。但由於執行過程缺乏透明性闡釋，也缺乏社會討論環節，反而導致民粹主義的升級。譬如去年某大學宿舍管理員於感恩節以巧克力慰問學生，反而遭受到學生關於「過洋節」的舉報，並且這一舉報甚至得到學校肯定。此類過猶不及的民粹主義行為，進一步造成人們對正常宗教活動乃至宗教政策的誤會。
綜上所述，當前「雙暫停」政策及其背景紛爭充分顯示：中國的基督宗教信仰已面臨80年代持續發展而來的一個轉折性節點，其面臨著民間輿論認知、國家宗教政策以及政府治理能力之間的張力。如何突破這一困境、妥善處理民粹民族主義與普世宗教的關系，無論對中梵關系的進一步正常化而言，抑或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本土化探索而言，均是一個值得重視、探討與持續性觀察的復雜問題。同時，這一問題無疑也塑造著公民社會關於「現代性」的氣質與認知。
＊作者呂恆君（Hangkun Strian）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哲學博士、獨立學者，DVCS漢學學會會員。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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