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問余先生：「《史記》中有很多精彩的傳記，可是事隔千百年後，司馬遷寫起來好像是親身在現場記錄一樣，這到底可信嗎？」余先生說：「這當然需要旁證和辨別，我們讀史書一定要有懷疑的態度，不能一看作者是大家，就全盤接受了。不過，這也涉及到歷史的想像力問題，司馬遷運用了想像力來重構歷史。史學家的想像和小說家的想像是極其相似的，不同的是史學家的想像要在一定的時空之內，並且必須受到證據的限制。你看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就通過豐富的想像力，使明清的興亡遺事復活了，書中的重要人物好像重現在我們的眼前一樣。他們的喜、怒、哀、樂，以至虛榮、妒忌、輕薄、負心等心理狀態，我們都好像能直接感受得到。我寫《朱熹的歷史世界》，也是儘量根據大量可信的證據來重構朱熹的歷史世界，希望使讀者置身其間，彷彿見到歷史人物在發表種種議論，進行種種活動。」
重構歷史世界非我所長，訪問還在世的老人卻是我的樂趣。我談到一些在訪問當中的心得體會。余先生說：「訪問本身就是一種研究，久而久之你就熟悉了，你知道哪些內容問哪些問題，不同的人問不同的問題，不能同樣的問題對所有的人都問。這也完全不相干了，你問我相同的問題，可能和別人的答案完全不相同。」
我說：「訪問的人多了，我心裡就常想，陳寅恪說要有『同情之瞭解』，錢穆說要抱『溫情與敬意』。人生有時是很無奈的，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之中，人不過是一葉孤舟。雖然我對許多人事有所批評，但是細想還是需要多一點同情和溫情，如果我處在受訪者的位置，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一定做得比他們差勁。」
余先生說：「我認為這個態度是很好的，批評人就第一想到，我在他那個位置，會不會做得比他更好？這是一個有反省能力的人的態度。人要先發現自己的限制，你這樣說，就對自己的限制已經知道得很清楚。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限制，就站在最高點上。人有所長，就有所短，但也不是說不分是非，沒有比較觀念，沒有價值觀念。」
由於職業的關係，我讀過唐納德•李奇（Donald A. Ritchie）的《大家來做口述歷史》（Doing Oral History），再與實務相印證，腦子裡還是對口述歷史充滿了問號。本來在美國時，我曾盼望得到唐德剛先生的解惑，當我聽到唐先生說：「我一輩子碰到的大人物，那都是每個人不同。人家問我：『唐德剛，你寫這麼多歷史，有什麼心得？』我說：『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我心中暗喜：這一刻，中風後的唐先生雖然行動不便，心靈卻是神遊自如。可惜當我向這位前輩問起關於口述歷史的問題，唐先生竟如充耳不聞，自說自話。我向余先生談起心中無可奈何的傷感，又問：「口述歷史在歷史研究中能有多大的參考價值？」余先生說：「口述歷史實際上也只是這幾十年來發展起來的，哥倫比亞大學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心。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許多口述歷史，從胡適時代就仿照哥倫比亞大學做了很多，到現在還在出。實際上，Oral History 早就有了，我常常講，中國最早就注意口述歷史，司馬遷就做了許多口述歷史，去訪問人，看看這個人講什麼，那個人怎麼說的，這就是口述歷史。在中國，文與獻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文就是文本記下的東西，獻就是去聽老人講那些故事怎麼發生的。中國歷史從司馬遷開始，就由兩種東西組成的，一種是看到的檔案記載，一種是到哪個地方問父老，父老怎麼告訴我，後來就寫到傳記裡。所以，我覺得口述歷史是不可少的。嚴格講，口述歷史跟人記載的東西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一個人嘴裡說出來，沒有寫，一個人寫出來，最早也是從別人嘴裡聽到的。無論是口述還是已經寫成文的記載，都不能隨便相信的，必須從不同的旁證來證明其可信性有多少，或者完全不可信，這就是研究歷史必須經過一個批判的階段，如果沒有這個批判階段，任何謠言你都接受了，那完蛋了。」
喝了一口龍井茶，再點上一支香菸，余先生說：「我現在講的許多話可能是真實的，可能無意中就誇張了或者減低了，那就不夠真實，都非常有可能。並不是我說的話就全部可信。你也應該從其他方面再考慮：這些話我可以接受多少，或者完全不能接受。如果有些人學養好一點，說出來的東西可能可信一點；如果有些人本來就誇張的，那講到自己就更誇張了。人對自己的好處常常誇張，多說自己的好處，對自己的短處則希望隱藏，這就是人性。我和任何人都是一樣的。」
＊作者1976年生於廣東澄海，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問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歷史》、《世界知識公民》、《知人論世》、《訪問時代》、《與天下共醒》、《各在天一涯》等。本文選自作者新作《余英時訪問記》（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