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邪惡，伸張正義」是眾多跳出來反對課綱微調的學生普遍之熱血揮灑，但說來有趣，這種邪惡「真的存在嗎」？卻是一個沒什麼人討論的問題。
根據筆者觀察太陽花學運以及這次反課綱的經驗，抗爭團體往往只在「活動最前期」有在就事論事，討論「政府行的惡事究竟是什麼」，到了中後段往往活動重心已經不是論述，而是自吹自擂、自我貼金、相濡以沫。比方在去年太陽花「出關播種」的那一晚，台上已經絕少談到「服貿」二字了，全都在講太陽花世代造就了多大的歷史成就。
以這次課綱微調來說，許許多多攻擊點都早已經證明禁不起考驗了。比如有教師說教科書課綱要求寫我國最高峰是聖母峰，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實情就是根本沒有這回事啊！新課綱或課本裡根本沒有出現「喜馬拉雅山為我國最高峰」，而是「玉山山脈的主峰高達3952公尺，是台灣最高峰」。在我國國民中，教師是掌握文字能力強的一群，是看得到課綱每字每頁之涵義的，因此不免讓人好奇，這有無可能是在「創造一個不存在的邪惡來讓大家打」？
關於228與白色恐怖的部份也是一樣，如果真如同反課綱陣營所說，228被刪了，那筆者也會義不容辭的加入此陣營一同抗爭的，問題是沒有啊！原本的課綱把228列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政治變遷的案例之一」，只是案例之一。微調後將228事件提升為「主要重點」，在課程綱要中，必須明定「228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與影響等內容」，突顯228事件在臺灣政治變遷歷程中之重要性。這與把228刪除了，差距十萬八千里，又是一種被加工出的「不存在的邪惡」。
筆者寫作這些論點出來，並不期待能得到反課綱陣營的理會，因為他們採取的不外乎是一種「買空賣空」策略，只要這議題讓自己「有感」，又具有一定的煽動性，就可以出手了。反正只要熬過最初期「落人加入」的階段，接下來就能成立一堆聯盟之類的，然後歌頌又有一股公民力量崛起，從此就可以開始不必講理了，因為被反對方已掉入「反動派」、「威權」等標籤海中不可自拔了。
然而，一個社會如果集體拋棄說理精神，只要一個陣營人多形象好（可能有熱血胸肌公民老師之類的），就買單他們的訴求，難道這對台灣民主的長遠發展是好事？謀到的利益究竟是屬於公眾的，還是少數人的？
＊作者為大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