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瑞典電信巨頭特利亞電信開始在歐洲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布建全球第一個4G網路系統，他們選擇了一個在中國市場之外幾乎默默無聞的公司：華為。同年，華為取代北歐的兩家電信龍頭諾基亞與愛立信，和國營挪威電信公司簽約，為其重新建置4G行動電話網路，這份合約也幫華為的全球擴張打下基礎。
如今的華為撇開了過去中國製造「低價、低品質」的形象，證明自己並非靠著便宜價格和竊盜智慧財產蓬勃發展。華為擁有自己的尖端技術，還能在諾基亞（Nokia）與愛立信（Ericsson）等傳統電信製造商的後院搶下生意。國營挪威電信公司（Telenor）與對手、鄰國瑞典的國家電信公司特利亞（Telia）目前在挪威提供的服務都使用華為的4G電信設備，並在挪威境內的5G實驗網路區內，測試華為產品。國際諮詢公司「惠譽解決方案」（Fitch Solutions）分析師泰利安（Dexter Thillien）說：「人們首度知道華為不只是個便宜的選項，還能在價格與品質上競爭。」
《外交政策》雜誌3日刊出專文「華為不可能的崛起：一家中國私人企業如何主宰世界上最重要的新興技術？」（The Improbable Rise of Huawei：How did a private Chinese firm come to dominate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emerging technology?）。文中剖析1987年任正非創辦華為，到如今攻佔全球29%電信設備市場，華為崛起背後的因素，以及美國對華為恐懼的根源。
華為創辦人任正非39歲從解放軍退伍後進入國營的深圳電子公司工作4年，之後帶領14名員工創立華為。1987年9月，華為以民間科技企業身分獲深圳市工商局批准獲得註冊，主要業務為代理中資控股的香港康力投資有限公司製造的類比訊號交換機。1990年華為的交換機業務從進口改為自製，但不同於當時許多中國企業選擇與外資合作，華為在研發部門投入大量資金。
根據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研究員艾倫斯（Nathaniel Ahrens）對華為的研究報告指出，1990年代初期華為共有500名研發人員和200名負責產品製造的員工，可見華為對研發的重視度。華為最初依靠任正非在軍隊的關係，專門為解放軍代理生產小型交換機，後來任正非在岳父、時任四川省副省長孟東波協助下獲得大量的國營企業訂單，發展成為中國製造能力最強的電信設備製造商。
1996年後，華為透過與農村的地方政府簽約，提供低價的基礎電信設備，有時甚至免費，而在中國國內快速擴張。除了搶下國內市場，華為還積極透過低價策略拓展海外，大量低工資的工程師讓華為能以競爭對手8成的價格提供服務。根據市調公司Dell`Oro Group，目前華為掌握了全球29%的電信設備市場，其中在亞太地區占比高達43%，拉丁美洲則為34%。
《外交政策》指出，華為的成功並沒有單一因素，雖然低成本優勢使其能夠快速在海外擴張。但背後的國家支持、中國政府對國內企業的保護，以及龐大的國內市場，都是華為成為全球電信巨獸的原因。雖然華為一直否認有中國政府的直接投資，但任正非的背景與共產黨的密切關係不言自明，他自己也曾說，如果沒有政府保護中國公司免受外國企業競爭，華為不可能存在。
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GMF）中國分析師施拉德（Matthew Schrader）表示，國家的金融支持對華為成長的重要關鍵，讓華為能夠確保在國內市場的成功，提供擴張海外低價競爭的本錢。《外交政策》指出，華為的崛起被視為西方開放、私有化市場與國家資助的中國式市場，兩種資本主義形式之間的競爭。
5G全稱為「第5代移動通訊系統」，《紐約時報》曾形容，5G技術的影響力甚至超過電力帶給社會的改變。從3G、4G到5G都在改進數據傳輸速度和傳輸的容量，5G網速的目標是最大10Gbps，比4G網絡的傳輸速度快上數百倍，不僅能解決過去因為傳輸速度不夠所導致的行動網路限制，目前 4G 技術在點對點的連接延遲約為 50 毫秒，5G 技術規格點對點的連線延遲約為1毫秒，因此能達到即時控制，更全面的融入人類生活個面向，例如讓自動駕駛車上路時可以即時對突發路況做出反應；進行遠端醫療時，醫生也可以即時獲得數據。
由於5G能瞬間處理大量訊息，對於網路攻擊者以及有心人士而言，且是竊取資訊的好機會。在硬體上，5G技術透過伺服器與伺服器間的物理網路進行數據交換；在軟體上，為了讓數據的傳輸更加流暢，伺服器的軟體需要有更強的適應性，以用戶無法察覺的方式不斷更新，代表網路控制者可以輕易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更改用戶訊息，或是透過伺服器複製用戶的數據。
華為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加上其對5G技術的控制，讓美國備感威脅。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寇茲（Dan Coats）在年度威脅評估中警告，美國資訊經過外國生產的通訊網路，將影響美國的競爭力與國家安全。由於這些擔憂，美國全面禁止華為布建國內的5G設備。
在歐盟國家之中，德國是美國最重要的防線。施拉德直言：「歐洲是5G戰場，德國則是戰場中的戰場」。德國是與美國共享機密情報的國家之一，既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成員，也是歐洲「14 眼聯盟」的成員，彼此間交換反恐資訊。美國甚至直接警告德國，若德國允許中國供應商參加 5G 基礎建設，將無法再與德國維持現有水準的安全情報共享。但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卻強勢回應：「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要美國不要插手。
此外，美國雖然不斷加大對華為的警告，卻從未公開提供證據證明華為的設備真的被使用在中國的間諜活動中。由於圍堵華為的行動推展不順利，美國的情報官員另一方面也開始對由華為主導的5G電信網路世界做準備，美國國家情報局首席副主任高登（Sue Gordon）坦言：「我們不得不在5G世界中找到一種方法，讓我們在無法信任的多元網路中，有效的管理訊息風險。」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為的懷疑及恐懼情有可原，根據中國《國家情報法》第7條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配合國家情報工作，換言之，中國政府依法有權力從華為布建的設備中提取任何他們想要獲得的資訊，這也成為西方國家封鎖華為的理由。
華為董事長胡厚崑則喊冤，批評美國的指控不負責任，當涉及安全指控時，最好是讓事實說話。事實是華為在安全方面的記錄是清白的。未來5G安全的討論應該回到技術的討論，回到對於公司的客觀評價上。
華為技術公司美國分公司的首席資安官柏迪（Andy Purdy）則稱，美國對華為的不信任追根究柢是因為美國政府曾經幹過類似的事情。201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私人外包公司工程師史諾登（Edward Snowden）向外界披露美國的「稜鏡計劃（PRISM）」，指控美國政府秘密打造一個龐大的監視機器，監控全球各地所有人，美國的私人企業也不得不配合政府的情蒐行動。柏迪說：「美國深切相信中國會利用中國企業，甚至是私人企業，去做他們曾經要求美國企業去做的事情。」
施拉德則說，在中國，企業愈大就愈可能受到共產黨的控制，「公司愈大，業務目標與黨的政治目標就愈要一致。華為敢公開表示他們與黨的立場不同，就代表共產黨對華為有著高度的支持。因為在中國『正常』的企業是絕不敢說他們不遵守黨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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