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Stephan Thome （施益堅）是德國文壇閃耀的明星。他十多年來定居台灣，對台灣的各項發展有深入的觀察。專訪中他不只談小說，也談及對兩岸和區域安全的看法。
施益堅最近出版的小說Pflaumenregen （中文暫譯：梅雨）描述一個台灣家庭如何見證日本殖民、國民政府來台、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和對社會及個人的衝擊。施益堅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中談到寫這本小說的動機，以及他對台灣的情感和對兩岸局勢、區域緊張的憂慮。
德國之聲：您去年在德國出版了一本新的小說Pflaumenregen （中文暫譯：梅雨）。請問您為什麼會寫一本主角是台灣人，而且發生在台灣的故事？而您是個十足的德國人。
施益堅：我的書其實大部分都在台灣寫的，在德國出版，在德國舉辦朗讀會。德國記者常常問我，我既然住在東亞為什麼老寫德國的故事，不寫有關台灣或東亞的故事。其實我一直有這樣的意圖，只是覺得自己可能還不夠格動筆寫這樣的小說。我覺得，如果有人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看到很多新鮮的事物，這些會給你許多啟發；如果你剛好是一個喜歡寫東西的人，很可能就會立刻動筆寫當地的故事；但等你在一個地方住了兩三年之後，可能意識到自己對當地的了解其實不足夠。比如我1996年第一次在南京學中文，中間曾短暫到台灣拜訪朋友，這些經驗對我而言相當的新鮮有趣。兩年後，我寫了一個長篇的小說，把我在中國和台灣的經驗當作背景，而書中的男主角其實就是我本人的化身；但當我現在回頭去看那些稿子的時候，就覺得很尷尬。發現那本小說沒有多少價值。
再等久一點之後，也許10年之後，你對一個地方變得很熟悉，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台灣對我的意義是什麼，我會說台灣是我第二個家；這樣的回答是對台灣的肯定，也是一種深刻的紐帶。我寫《梅雨》這部小說，就是經歷了這些過程後才下筆的。我在台灣住了很久，做研究，讀台灣歷史，研究台灣文化，但是我原先的單身生活其實還是處於比較邊緣的位置。那時的我和許多也是外國人的朋友經常相處；直到婚後，每周日去岳母家吃飯和我妻舅跟其他家人吃飯聊天，這種接觸會培養出直覺性的瞭解和默契，看到台灣家人彼此溝通的方式，他們會談論什麼話題或是避免什麼話題等等；如果沒有這些經驗，我想我至今還是不敢寫這樣的小說。
寫這部小說對我而言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很多西方人寫有關異文化的小說，異文化其實只為他們的作品提供了奇幻美麗的神秘背景，故事的脈絡還是以西方人的視角為主。但台灣對我而言不是個神祕的地方，我喜歡台灣，我愛台灣。神秘表示一種距離，因為不了解才會覺得神秘。我住在台灣，在台灣有家人；所以我要寫一本以台灣為主角的故事。這本書當然是為德國讀者寫的，但我不是要讓他們讀到一個神秘漂亮的背景，而是要他們更了解台灣的本質；而「台灣認同問題」就是此書的本質。書中有自認是日本人的台灣人、有外省台灣人、有福佬台灣人等等。「台灣認同問題」才是我覺得台灣最特殊的地方，也是我對台灣最感興趣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