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策不能建立在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基礎上:《葉公超的兩個世界》選摘(2)

2015-12-24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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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華盛頓簽字,外交部長葉公超(前右)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前左)握手致意。(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室)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華盛頓簽字,外交部長葉公超(前右)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前左)握手致意。(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室)

一九六一年一月年輕的甘迺迪總統上臺後,在蔣介石看來美國對臺北的政策搖擺不定,臺北政府甚是不安,比如兩個中國及臺北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這些問題對臺北基本國策有重大關係且影響深遠。為了這些問題,葉公超大使於三月十七日及二十二日曾兩度與國務卿魯斯克做非正式磋商。關於兩個中國問題,英美都贊成這一方案,但北京與臺北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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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斯克對葉公超說,美國的政策不能建立在國民政府重返大陸或代表整個中國的理論基礎上。這是魯斯克也是美國的基本觀念,也是打擊蔣介石的核心問題,因為反攻大陸及臺灣小島代表全中國是蔣的兩塊金字招牌。葉公超與魯斯克談的大多是有關今年秋天召開的第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中,如何保持中華民國代表權的問題。魯斯克明確對葉公超說,往年中國代表權案使用的「緩議」方式,在今年第十六屆大會中恐怕行不通。在這裡我們對「緩議」這一名詞稍做解釋,然後再來說明為什麼這一年會行不通。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退處臺灣,中共柄政後,一九五○年蘇聯在聯合國大會提議由中共替代國民黨政府進入聯合國,美國反對,為了阻止中共進來,就想出了這個「緩議」方案。「緩議」在英文裡為「moratorium」,意即「拖延」。魯斯克說這是他設計出來的一套妙計,據他說這個妙計就是:「We will not consider this question until next year.」(我們今年不談這個問題,明年再說。)那時他是助理國務卿,是國務卿艾奇遜的副手。當時在聯合國裡,凡是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都交由中國代表權問題所屬特別委員會去審查討論,然後交由大會票決,通常以多數表決來決定,這個拖延戰術在過去十五年都很順利。但去年(一九六○)就覺得很困難,因為會員國已由六十個增至九十九個,而這些新興國家大多是亞非國家,屬第三勢力非美國所能左右。

拿去年來說,對「緩議案」投票結果四十二票贊成,三十四票反對,二十二票棄權。魯斯克說我們拉票那樣辛苦,所得的票數那麼接近,棄權票又那樣多。美國鑒於中國代表權的「拖延辦法」實在無法說服其他多數會員國,於是想放棄緩議方式,另覓一種策略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具有影響力的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史帝文森(Adlai Stevenson)及副國務卿鮑爾斯(Chester Bowles)等均不贊成緩議方式,美國所擬定的新方案針對中國代表權問題不再是程序問題,而是重要問題或說是實質問題,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始可列入議程。

葉公超說,在他們而言已就政治及外交兩者兼籌並顧,且可為美國友邦所能接受。葉公超又說出他自己的意見,他說已與在聯合國的蔣廷黻代表磋商過。葉公超個人認為,若我們堅持要採用緩議案,則我們必須考慮到在該案失敗後應如何肆應。這句話很重要也很尖銳,值得我人深思。葉公超把他與魯斯克的談話據實向外交部報告。我想臺北官員包括蔣介石在內未必滿意,可能很不高興,因為他提到的人如史帝文森、鮑爾斯都是民主黨的左翼,主張兩個中國,承認中共;鮑爾斯曾是甘迺迪競選總統時的外交顧問,主張放棄金馬。還有一點,葉公超的語氣好像幫美國人講話。其實做一個外交官、一個欽差大臣應該據實報告,不能只報喜不報愁;也應該把自己意見說出來,不能只捉摸蔣介石的意見來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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