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的巴黎氣候峰會終於落幕，各國達成「巴黎協定」，希望在本世紀結束之前，力保全球均溫上升不超過攝氏2度。對台灣而言，應該是既喜又憂。
台灣雖不是締約國，但政府與民間團體仍組團參與巴黎氣候峰會，而在此之前，環保署9月依國際氣候協議締約國的規格提出的「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提出一個「很給力」的減碳承諾─環保署對國際承諾，給出一個比南韓訂出更嚴格的減碳標準─50%的減量目標。
依照正常成長，台灣預估2030年時溫室氣體排放量會達到4.28億公噸，但環保署承諾的目標要減半到2.14億萬公噸，這個數字較目前碳排放量減少4千8百萬公噸，等於到2030年時要比2005年排放水準減少20%。這遠比韓國2030年要減37%的目標更高。而根據立法院今年6月三讀通過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定溫室氣體減量到2050時，排放量要回到2005年排放水準50%以下。
因此，根據環保署對國際承諾的目標，及立法院通過法律訂出的長期目標，台灣一直到2050年，都要「長長久久」的全力減碳。
沒有人可以否認地球正暖化中的事實，也沒有人可以忽視因氣候變遷，導致近年全球各地「極端氣候」加遽，並因此帶來的重大災害的可怕，更別提那些排放污染帶來的生活品質下降、民眾健康受害。
如果放任碳排放量繼續增加，到世紀末，地球的溫度要上升攝氏4-5度，冰帽融化、水平面上升，海島國的台灣必然受害；近來中南部嚴重的「紫爆」、近年諸多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台灣都是深受其害。因此巴黎氣候峰會順利達成協定，各國戮力減碳，台灣也作出高標準的減碳承諾，該是值得高興歡喜之事。
不過，回顧過去台灣的表現，再衡諸現況與未來，又讓人不能不憂心：台灣有能力執行達成此目標嗎？減量調整過程，台灣會付出那些代價？民間與政府是否真有決心、願意付出代價達到目標？
雖然第一個全球減碳行動的「東京議定書」在1997年底就簽定，等於當時全球就已建立減量共識並希望付諸行動，但台灣除了2008年因經濟下滑、工業生產減少而讓碳排放量減少外，每年碳排放都是正成長；以排放總量而言，居全球約24名，平均每人排放量則居約20名。而國內喊了十多年的綠能政策至今仍是蝸步行走，看看再生能源比例低到只有3-4%即可知，其中占多數的水力發電還是更早期就建立的，台灣這十多年來，在減碳方面的「努力與成果」，從這些數字上可說一目瞭然。因此未來台灣是否有能力達成減碳目標，確實讓人憂心。
再以具體政策與作法看，明年執政希望濃厚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已提出其能源政策，概括而言就是：非核、綠能、減碳。民進黨對核電除役是如期推動，同時在2025年時把綠能比例提高到20%，但一來提高綠能比例需要投入龐大的資本，政府本身財力不夠，仍要借助民間投資，此為變數之一；再者推動綠能建設的速度，以過去台灣各項建設碰到的問題來看，其進度是否能快速把台灣的綠能從4%上拉到20%，也是變數之一。
而在非核到綠能增加的「空窗期」，如果要避免台灣陷入缺電，還是要靠傳統的火力發電─不論是燒生煤還是天然氣，同樣都會增加碳排放量。最危險的情況就是：台灣要嘛缺電，要嘛增加碳排放，兩者顯然都不是大家所樂見。
未來的執政團隊的執行力是否能讓台灣免於掉入這個「悲慘的二選一」困境，是讓人憂心。而由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公開表達對2017年缺電的憂心，也顯見企業對未來供電存在的不確實感與憂慮，如果真發生缺電，國內的投資與經濟都會受創；台灣在迎來巴黎協定之餘，對未來的能源與減碳政策，是該審慎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