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多少倖存者視六四為禁忌，不願再提，而新生的一代在遮蔽殘存的史料裡懵懂半解。但新聞可以被消失，歷史不會被遺忘，30年前，黨外雜誌《新新聞》創刊的第二年爆發六四事件，當時的記者如何報導六四現場和兩岸局勢？
騎自行車的學生慘死在天安門廣場上。（資料照，美聯社）
槍聲沒有間斷過，奔跑的人群，流血的傷口，坦克車下的屍體，以及響徹天安門廣場的吶喊、呼號與咒罵聲……， 這就是中共軍隊屠殺大學生的鮮血淋漓畫面，「北京大屠殺」， 歷史上又多了一頁醜陋而可怖的記錄， 到現在還沒有人會相信真的有人去下達這項屠殺令。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十點多，很多學生氣急敗壞的跑到天安門廣場，大叫解放軍已從西邊開進來了。我身邊的三百多個北師大的學生立刻往西跑去，我也跟著去，一直跑到電報大樓外面 。那裡早已聚集了很多巿民，還有兩輛巴士停在長安街上，那是市民的路障。」
一位由香港上北京聲援學運的中文大學學生然後又說：「北師大的學生告訴我，不要怕，叫我們大家坐下，我們可以堵住軍隊的。突然間，站在巴士車頂上和在巴士裡面的市民紛紛跳下來、跑出來，樣子非常驚慌。這時我聽到一陣槍聲。由於巴士擋住了我們的視線，我們看不到發生什麼事情。但我很怕。」
他說：「我的北師大朋友告訴我不要怕，解放軍的槍不會打人民的，他們只會向高空開槍，他們只會用橡膠子彈。我們會頂住他們的。」
「這時候，巴士的車身突然猛力的震盪，我們聽到一陣很大的撞擊聲音。巴士就在我們眼前破截，看到了一輛坦克。坦克車成功的撞破巴士後，就退後。指揮北師大的學生立刻與三十多名學生遊說團跑上前。他們這幾天都是這樣子說服解放軍回去的。」
「但我還沒有搞清楚什麼事的時候，響起一輪機關槍的聲音，我旁邊的學生把我推倒在地上，當我回頭看他一眼時，他的頭部有一個洞，血像泉湧流出來。其他北師大的學生見狀，還跑上去。」
「我滾到路邊的工地，伏在地上，機關槍像瘋子似的掃個不停。我這時才知道解放軍真的殺人。後來我跑回天安門的廣場時，跟我一塊去擋軍隊的三百多個北師大學生，一個都沒有回來，我忍不住哭了 。」
這位中大學生不知道，這支如狼似虎的解放軍，在半個小時之前，早已在木樨地殺人殺到眼睛都紅了 。
一位住在木樨地的服務員激動地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情景：「九點多，十幾輛軍車從軍事博物館駛過來，由步兵開路，拿著巨棒，最初只有幾百人攔阻，後來很快就聚集了幾千人，附近的大學生都出來了，大家組成人牆，擋住軍隊去路，大學生跟他們講理，人民子弟兵不打人民。僵持了大約一個鐘頭，軍隊突然朝天開槍，群眾一下子嚇得四散奔逃。」
他又說，「大學生呼籲大家冷靜，說解放軍不會向人開槍的，於是大家又聚集起來，坐在地上，不讓軍隊通過。軍隊又向天空開槍，但這次群眾不逃了。只是想不到軍隊跟著竟然向群眾開槍，很多人中槍倒下，到處都是血，其餘群眾中有人向兩邊逃，也有人還跑向前面，軍隊繼續亂射，他們沒有立即前進，反而追著兩邊的人開槍，他們簡直在殺人。」
公主墳、九宮門、翠薇路、復興橋……由郊西殺向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第二十七軍，所經之處，無一倖免。他們是踏著人民的鮮血而開往天安門的。
到了六月四日零時，震驚全世界的北京屠城已正式揭幕。我們目睹了由中國人民鮮血寫成的一章歷史！
六月四日剛開始，解放軍已在郊西殺開一條血路直撲天安門，但自西長安街民族飯店至東長安街復興門内大街一帶的十多二十萬群眾和學生，顯然毫無懼色。密麻麻的人頭如算盤上的珠子一樣，灑滿在長安街上。人最多的地方是天安門城樓下和復興門内大街，因為前者在天安門廣場的正北方，後者是北京火車站出兵的一個要塞。
這個時候，一輛「九九三」編號的裝甲車突然從南池子附近轉入長安街，以六十公里的時速，直奔數萬人聚集的復興門内大門口。長安街一帶的空氣、喧譁之聲，都似乎被這輛裝甲車的速度和馬達聲凝固住。
裝甲車這時又調頭衝往西方，以強勁的衝力衝破人群剛剛設下的路障。在鐵輛之下，垃圾桶、鐵柵被撞至飛離門面。每個人的心都如鉛垂似的沉下去。六月四日剛過了三十分鐘，香港「百姓」半月刊記者張結鳳和《亞洲華爾街日報》的一個記者正在天安門城樓之下。
張結鳳說：「突然之間，毛澤東像下的大門打開，湧出一圈綠的東西，後來我才知道是鎮暴警察。他們穿綠的服裝、戴綠的頭盔。旁邊的人群高聲大嚷：「快跑、快跑。」
她說：「這個時候，我看到一輛裝甲車在人民大會堂北端的長安街停下來，群眾衝上去，用棍子塞進履帶，車子動也不能動。人群開始也眼紅了，有人爬上車頂，撬開車蓋，大概有三個解放軍逃出來。」
張結鳳還沒有看個清楚，她的背突然感到一記劇痛，右邊額頭跟著也有一陣剌痛。幸好旁邊的《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把她及時送到醫院。更幸運的，就是她只是被橡膠子彈打中背後和額頭。
至於那幾個解放軍的下場，根據一位學生說，他們被圍上去的群眾痛打，直至口角流血。那輛裝甲車很快就被人燃燒。
事實上，一共有兩輛裝甲車一齊起火焚燒，一輛停在六部口的軍車也在燒起來。
從北京飯店看過去，三個火頭把密密麻麻的「銖子」照得通紅。他們的眼睛紅了，臉紅了，甚至心也紅了。尤其是六部口的軍車，火舌直捲沖天，把新華門照得血紅，只差沒把門前的五星旗燒著。
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時刻來了。開始的時候，記者只聽到天搖地動的聲音，感覺到地在抖颤。
從香港趕到北京支援學運的香港中影導演張堅庭說，「從遠處看過去，我們還以為以前有二十幾人舉著火把，一字形的打橫在長安街上從西走向天安門。」
那些不是火把，而是坦克車車頭的照明燈。記者們心都停止跳動了 ，舌頭底上有點酸酸澀澀的味道，然後便聽到好像是「旱天雷」的聲音。
原來，衝鋒槍、機關槍密集掃射的聲音，是可以造成旱天打雷的效果的。
群眾的喧譁聲音更大了，人開始往東撤退。人就像骨牌一樣，自西向東一排一排的倒、逃。
在北京飯店用望遠鏡看到整個過程的張堅庭說：「他們就這樣一排一排的倒下。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
槍聲一直在響，人群一直往東撤。可能是早有計畫，軍隊一直在長安街由西殺到東，反而對廣場視若無睹。當步兵殺到南河沿時，便停止下來。
剛剛才是密密麻人頭的馬路，現在已開進了數十輛坦克。人呢？有些退到北京飯店門前，有些進入南池子，更有不少躺在馬路兩旁。
還在焚燒的裝甲車和軍車現在只照亮了空洞的馬路。
瘋狂而有計畫的屠殺已暫告一段落。零星的槍聲卻還在北京不停的響著。
根據一位清華大學生說，軍隊這時開始包圍天安門廣場，而廣場上還有四、五萬的學生和十多萬工人和群眾。
他說：「頭戴鋼盔的軍人密密麻麻的由四周圍向廣場。黑暗中，在歷史博物館頂端，可以看到架出的毫不隱藏的機關槍。」
他說：「當時我們退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
大概到了二時四十五分，廣場上的擴音器轉播中央電視台的戒嚴令通告，警告廣場上的群眾立即離開，否則無法保證他們的安全。
這時一隊裝甲車和坦克車高速地自西北角駛向廣場紀念碑，車隊橫衝直撞，「工人自治聯會」廣播站的帳幕首當其衝。一位中文大學的學生說，不管帳幕内有沒有東西，統統都被捲進履帶之下。他說：「我相信帳幕裡面還有人。」
在這次衝鋒之下，有人說至少死了七個人，另外有四百多人受傷。傷者連爬帶跑的走向紀念碑。
軍隊包圍廣場的圈逐漸縮小，有些記者感覺到性命已受到嚴重威脅，都往東南方撤，但由於廣場南端亦被軍隊包圍，他們都躲進「中國銀行」旁的公廁。
香港亞洲電視台記者謝志峰說：「我們爬上公廁的牆壁，一直留守到天亮之後，因為到處都是軍隊，有些軍隊在我們前面幾公尺走過。」
凌晨四時正，清華大學的學生說：「廣場上的燈火忽然熄滅了。廣播裡又傳來清場的命令。我當時心裡有一陣很緊張的感覺，好像只有一句話，這個時刻到了，這個時刻到了。」
一輛黑色的轎車這時開進廣場，裡面坐著軍隊的代表。侯德健和一些學生代表與軍方開始談判。
他們後來回到石碑前，告訴廣場上的學生情況已經非常危急，並要求學生決定去向。
一位中文大學的學生說：「要留守的聲音比撤退的聲音還要大，但侯德健仍然決定撤退。」
四時四十分，當學生們陸續撤退之際，天空上突然有一串串紅色的信號彈，緊接著，廣場上的燈光又亮起來。一位中大學生說：「燈光非常光亮，有一些從來沒有亮過的燈也開了，我們眼睛也睜不開，廣場如同白晝。」
一名中大女學生說：「我正從廣場撤出，但後面的解放軍還在開槍，也聽到坦克車的聲音，我們一邊走一邊哭。」
清華大學生說，「人民大會堂東門迅速跑出來一支穿迷彩軍服的軍隊，他們一言不發，在紀念碑正前方一字型的架起了十幾枝機關槍。機槍手全部趴在地上，槍口對準紀念碑，背對天安門城樓。」
他又說：「另外一批手執電棒和膠棒的武警使勁的向靜坐的學生頭部揮打，打開一條血路，一直打到紀念碑的第三層，有幾十個學生都是滿臉鮮血。學生們仍然是打不還手，只是手拉手的唱着『國際歌』。當學生們被打退到地面的時候，槍聲開始了。由於軍隊都是趴在地上開槍，很多同學都被子彈打中胸膛和頭部。受傷的同學又爬上紀念碑第三層，但又遭武警打下來，下來了又遭到機槍射殺。」
「喪盡天良的裝甲車和坦克車，一共三十多輛這時向我們衝過來，很多手挽手撤退的學生都彼輾死，紀念碑前的攔杆也被撞倒。我沒有想到，同學是這樣的勇敢，一批一批的人上去推擋鐵甲車，一陣槍聲後，他們倒下來，又上了一批，又倒下來……。」撤出廣場的學生沿路又被軍隊開槍打，被電棒打。清大的學生說，「我們看到地上都趴下了很多人，我們都哭了， 一邊哭，一邊跑。」
一群中大的學生這時跑進東交民巷胡同，但由於不諳地形，只能在胡同趴下，廣場上瘋狂的槍聲，在空蕩幽暗的胡同内聽來特別恐怖。
五時三十分，超過三十輛坦克及大批軍車由西向東推進，市民紛紛走避，槍聲一直響不停。
到了六時，解放軍血腥清洗天安門廣場的任務已經完成。
我採訪學運的消息已經有一個多月，每天都一定跑到天安門廣場聽聽最新消息，與學生們聊聊。他們一張張純潔的臉，令人覺得中共獨裁統治下還是有希望的。
但是，這一張張臉短短的幾個小時内，都從廣場上消失，廣場上一枝枝各大學校園的旗幟，也散滿在地下。
六月四日大清早，廣場上只有數十輛坦克、裝甲車和解放軍，天安門廣場再也聽不到學生們的聲音了。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8期，作者：鄭漢良）
1989年6月4日凌晨，示威群眾爬上軍方坦克。（資料照，美聯社）
沒有人相信結局會是這樣。人民解放軍在黑夜裡格殺人民，坦克車的履帶輾壓過人民的肉軀。學生、工人們高唱國際歌，手牽著手，含淚撤離天安門廣場，可是還來不及完全撤出，人民解放軍的槍聲已經響起……。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這一頁歷史被鮮血浸染得沉重而可怕！六月三日深夜開始，響徹天安門廣場及附近地區的槍炮聲、呼號聲、咒罵聲，讓這座千年古都在一剎那間變成了人間地獄。
沒有人相信結局會是這樣。人民解放軍在黑夜裡槍殺人民，坦克車的履帶輾壓過人民的身軀，天安門廣場竟然變成了屠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倒臥著無數學生的屍體。
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這一幕世紀慘劇。以下是幾位在現場目睹「北京大屠殺」以及屠殺事件發生前後正在北京等地的台灣新聞記者及一般民眾，對這場歷史浩劫的目擊紀錄：
●劉忠繼（台視記者）：
六月二日我們在北京就感覺氣壓很低，之前連著三次，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外交部不斷宣言：記者不能採訪、什麼地方不能去……最後聽說在天安門廣場放進來三千多個特務，分化學生、監視記者；又有傳言軍隊已經圍城，這幾天就要採取行動。
六月二日晚上發生輾死人的車禍，軍車曝光了，六月三日凌晨一點鐘，我被人從睡夢中叫醒，說「共軍進城了！」我趕快把攝影同事叫醒，機器架起來，先拍再講。
但是因為發生軍車撞死人事故，大家聽說部隊要進城了，所以在他們奔跑進來時，硬是被老百姓堵住，那時候我們住的長安東街上，滿滿的都是人，估計至少有一萬名。
部隊是縱隊進來，老百姓就用人牆橫著打住，人群一波一波的上來，硬是把部隊擋下來，部隊就企圖用橫的過來，老百姓又堵上來，天安門幾千個學生也趕來支援，他們喊的口號就是：「人民解放軍、人民的部隊不能打人民」「回去！回去！」很快地二十分鐘內部隊就被趕出這地方，可是部隊沒得到命令不能撤離，老百姓就一步一步逼向前，一直把部隊趕到距離天安門五公里遠的建國門，這是我親眼看到的，那時候真的沒有對打，只是推擠。
三日天亮後我到天安門去，找到幾個學生幹部柴玲、李錄、封從德，還有一個工人代表莫宣，他們神色很緊張，也不曉得會發生什麽事，但都判斷一兩天內可能有關鍵性的變化。
但是三日下午，天安門的中共廣播系統喊話內容就明顯不同了 ，它播的是「請所有老百姓晚上不要出門，待在家裡，政府有決心平定暴亂」這類的話，開始把帶頭的人劃為「一小撮的反革命暴亂分子」。
那天晚上我在廣場留到九點半，憑良心講，我不敢再待下去，氣氛真的不對，一方面小道消息很多，傳說部隊昨天退回去今天一定要再進來，另一方面就在廣場四周的大樓裡，窗口站的都是解放軍，他就是露臉給你看。那時候我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憑良心講我真的怕了，怕出不來，所以我趕快帶著攝影回北京飯店。
果然不錯，十點多，長安東街上又是沒武裝部隊跑進來，又被老百姓擋回去，老百姓更樂了，那時候大北京城都知道部隊今晚會進來，所以整個馬路都是人，他們要看部隊究竟要幹什麼！結果十點五十分有一輛裝甲車真的呼嘯而過，從長安東街，後面跟著一輛裝甲運兵車，又呼嘯而過；同樣時間，部隊已經從長安西街打進城，西郊極為慘烈，老百姓拿分道的水泥石磚橫在路中間，部隊照樣進來，用人牆擋的，就開槍；這是當天下午我在現場，不同的老百姓告訴我的，真的就是開槍殺進來。四月那天下過雨，地上已經看不到血跡，但是路上石頭、車輪胎、軍車被燒的痕跡都隨處可見。
兩點半之前，中南海附近已經被肅清了，兩點五十分，部隊陸續進駐天安門廣場。然後部隊先把圍在民主女神像旁邊「自治工聯」的工人解決，將近一千人全部放槍倒地，坦克車再開進去，先把這一塊輾平，然後戒嚴部隊指揮官這時候才說，「我們來談判。」學生慌了 ，哪裡想到解放軍會真槍實彈的蠻幹、用坦克來輾？死狀極慘。原先在那兒絕食的侯德健就和王丹、李錄跟戒嚴部隊指揮官談判，他說：「你們自己考慮考慮，五點五十分以前不撤退，我們就放槍。」諸如此類，談判的過程很長，學生一再要求不能殺人，可是中共戒嚴指揮官一直沒做讓步，然後侯德健和學生們就回去表決，決定退。
當時吾爾開希因為先天性心肌梗塞，先送到醫院去了 ，撤退時王丹這批人就沿著東南角走，學生幹部先走。因為當時上面有三千人左右，撤退不是那麼快，就一個小出口，又有些人不願撤，但是我的紀錄是五點半槍聲大作。後來學生幹部向我證實，時間根本還沒到，部隊就開槍射殺後面這些人，那些不退的和走得慢的學生，大多被殺了 。
你能不退嗎？四周那麼多部隊，坦克在中間，砲口對著你，然後再看看眼前一堆屍體；堅持不退的，再用坦克殺、輾。退的時候，東南角的武裝警察部隊再用鐵棍打，這邊躺下的就五、六百人，徐宗懋就在這裡受傷，退經公安局時，公安局人員逮到機會又是打。
清晨六點十分，我親眼看到天安門附近，在戒嚴指揮官哨音命令下，部隊把槍口向後轉對著背後圍觀的老百姓，老百姓一看不對勁，一萬多人扯腳就跑。再一聲哨音，槍聲就對著人群掃去，那時候我已經下到樓下，倒在長安東街上的就有十三人，一個女的騎著腳踏車飛快的騎過來，就在我眼前趴下，胸口的鮮血就直直噴出來，我永遠都忘不了那一幕。
在屠殺的過程中，各大醫院的救護車在天安門外等候，老百姓自己搶救出來的，才送上救護車，板車上都塞了兩三個人，沿路上都是血。我一邊跟台北報消息，一邊眼淚都快流下來。
四日中午以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廣播，說「部隊已經進駐天安門，一小撮反革命暴亂分子已經被平定」，可是主播的一男一女卻男的穿黑西裝、打黑領帶，女的穿黑衣服，一反平常播報時的鏗鏘有力，低聲的說：「各位好，現在播新聞。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言通告指出……」頭都不抬，而且馬上打出標語卡片，人就不再出現，一直到那節新聞結束。
那節新聞很奇怪，好像國喪一樣，而當天下午我坐汽車繞北京三個多小時，眼看到凡是共軍可以通向天安門的路，一路上堆滿了路障，開公車、電車的，把車子開出來攔在街上；老百姓則把家裡的掃把、畚箕、腳踏車、甚至路邊的大垃圾筒都堆到路上，這哪裡是「一小撮人」幹得了的？
從學運發生至今，從我和學生、市民的接觸，我真的感覺他們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共產黨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他們已經習於這樣的生存方式，這個國家很偉大，學生們國家意識很強，他們只是不要這樣的政府、不要這樣的領導人，從戒嚴初期部隊入城，所有外圍的部隊都是市民擋的，反政府的情緒在北京城可以說是全面性，但事實上在大結構裡學生和巿民都很脆弱無力，他們根本改變不了政策。為什麼民主要這樣爭取呢？這件事令我感觸很深。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從頭到尾，學生們並沒有喊過一句「打倒共產黨」，從來沒有，我們這邊有些大老妄想趁此時機「推翻暴政」，我想很難得到大陸民眾的共鳴，因為大陸學生普遍認為共產黨是可以改造的，對台灣他們只是抱著好奇，覺得同樣是中國人，怎麼台灣同胞可以生活得這麼好，但他們從來沒想過要台灣來「解救大陸苦難同胞」。
●陳永光（華視新聞雜誌執行製作）：
六月三日晚上九點多，北京飯店附近就出現了第一批軍隊，當時我們就決定出發到天安門廣場，十點多我們抵達天安門人民紀念碑，大概在十二點兵臨城下之前的一個半小時之前，我們好不容易跟侯德建聯絡上，在烏漆抹黑的情況下我們訪問了他，他講了幾句話說，「我們已經是最後一批了，也不能再有第二批，我們今天所做的將成為明天的歷史」，所以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即使生命不要，他也願意犠牲掉。
到了凌晨三點四十五分距離廣場關燈不到十五分鐘的時間，我們決定離開廣場，因為再不撤退，情況不可預料，我們邊走邊拍，拍了很多群眾圍毆軍隊以及軍隊對學生施暴的畫面。在我們撤退以後，走了七分鐘路程，這是我們最緊張的時刻，因為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而且四方有槍砲聲，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一個民宅，他們收容我們，我們在那邊待了一個白天、一個晚上。
當我們從廣場人民紀念碑撤退到廣場外圍的時候，突然發現有軍隊在四方掃射。從廣場撤退到飯店的路程，可以說是生與死抉擇的時刻。在我們撤退後的十五分鐘，人民解放軍就用機槍掃射我們之前所在的公共廁所屋頂上所有的人，很幸運的是我們離開了 。
●李廷勇（華視攝影記者）：
四日凌晨我們陸陸續續看到很多裝甲車開到廣場，當時我們就警覺今天會有大事情發生，遠處也可以看到曳光彈往天空發射，槍聲由遠而近，然後就看到民眾如潮水般往後面跑，那時候我們躲在公共廁所的上面，趴在那邊靜觀其變，沒多久軍隊就過來了， 一邊走一邊開槍，當時的情況非常緊張，然後就有數以萬計的軍隊向天安門廣場湧進，佔領了天安門四周，把天安門完全包圍。到了凌晨四點鐘左右天安門的燈突然熄滅，一熄之後，軍隊的吶喊聲響徹雲霄，衝向廣場，然後就聽到坦克車開動的聲音。後來有學生證實坦克車橫衝直撞，壓死了很多睡在帳棚的學生。
也就在這個時候，民主女神像被坦克車推倒，軍隊漸漸追向人民英雄碑的四周，衝鋒槍、催淚瓦斯的聲音瀰漫整個廣場，當時約有一百五十名學生組成的敢死隊誓言絕不撤退，但這些人都遭到機槍掃射，很慘很慘，簡直像人間地獄。不久之後，約有五、六千名軍隊就往南方走，也就是往我們所在的方向衝過來，這時候許多圍觀的民眾四處奔逃，當時我們雖然站在制高點，但發覺情況不妙，如果再不撤退，很可能會被發現，於是我們就趕緊從公共廁所的屋頂下來，一下來之後就發現有一大堆的民眾往公共廁所裡面擠，我們從公共廁所往外看，看見軍隊見人就開槍，過了兩三分鐘陸續有民眾出去，軍隊也不再繼續追打民眾，我們趕緊撤退，躲進了一間民房，在民房裡躲了將近四十個小時後才出來。
●應鳳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
三日晚上我在北京大飯店十四樓窗口往天安門廣場看，看到一輛輛坦克車和大批解放軍往天安門方向進攻，這種場景只有在電影的戰爭片中才可能出現，怎麼可能出現在北京城呢？後來聽北京市民說，「解放軍打日本鬼子，也沒有像現在屠殺大學生和民眾這麼神勇。」
當時從樓上看到軍隊將天安門一層一層包圍住，軍隊開始廣播勸學生四小時內撤退。當天晚上大批的便衣公安人員已駐進北京飯店，後來就聽到一連串的槍聲。深夜時陳百忠在飯店內找到我，他說，已找到兩位學運領袖在飯店外等候，他要我掩護他們進入飯店，以便和台北中正紀念堂的群眾通話。
我就向中時的一些記者借了他們衣服、鞋子拿到外面讓兩位學生更換，再帶他們躲過公安人員的監視進入飯店。陳百忠訂了九〇八號房，就在那裡我們展開了兩岸的公開對話，當北京學運領袖說出，「台灣同胞大家好」，話筒傳出回聲時，我深切感受到兩岸青年對民主的熱切呼喚。那位學運領袖說：「追求民主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為了推動民主，我們在天安門要堅持到底，絕不退卻。」
當時我感到兩岸的距離是那麼接近，又是那麼遙遠；電話裡每說一句話，對岸的聲音就傳來。我在想，到底是我們在幫助他們追求民主呢？還是他們在帶領我們追求民主？另一位北大哲學系學生就對著話筒朗誦一首長詩：「五月本來應該是追求民主的春天，現在卻變成悲慘的……。」當他一字一字的唸出他自己寫的詩時，我對他追求民主的那種情懷是刻骨銘心的。
後來電話斷線，外面槍聲隆隆，我一直勸他們兩位留下來不要出去，因為外面危險，但他們硬是不肯，一直說：「我們要出去和同學在一起」。我送他們到門口時，還再勸他們留下，那位北大學生回頭對我說：「每個人一生只年輕一次」，就離開飯店消失在人群中。我不知道他們此去是生？是死？但他們的那種情懷，讓我畢生難忘。
我上樓時，又聽到一連串的槍聲，槍聲之後，就是救護車嗚嗚的聲音，後來我也奮不顧身的走出飯店，往天安門方向走。在飯店門口我看到一位女人中彈倒地而死，血跡四濺噴瀝在地上。雖然槍砲聲隆隆，但很多人仍然騎著腳踏車往天安門方向走，沒有人逆著天安門走，真是一群不怕死的民眾。我走到南池子附近時，看到一群人在那裡唱歌、呼口號：「法西斯滾回去！殺人犯滾回去！」氣氛相當熱烈。在槍林彈雨之中，他們仍然站立在那裡。
我鑽到人群中，經過一道道的人潮，擠到最前面才看到有一位年輕學生在帶領大家唱歌、呼口號，而前面是一塊空地，隔著二 、三百公尺的那頭就是荷槍實彈的解放軍，當時我不懂為什麼雙方對峙會隔著這一段距離。
每隔幾分鐘解放軍就對群眾開槍，子彈落在群眾隊伍的前面，這時我才了解原來這個空地是射程的距離，軍隊開槍時，群眾就後退幾步，不開槍時，群眾就再前進，在混亂之中，有人高喊蹲下，也有人被流彈掃到受傷。當時就聽到「趕快叫救護車」的叫聲，有人就騎著腳踏車飛奔而去，槍聲在耳邊呼嘯而過，那時如果解放軍往前衝，群眾必死無疑，但他們仍站在那裡不願離開，這種精神實在不得了 。
在群眾後方，我看到一位外籍記者爬上被推倒的巴士車上拍照，我也為他的敬業精神感動，只要一顆子彈隨時可能奪去他的生命！我離開現場時，已經手腳發麻了，我一路哭著走回飯店。
回到飯店已經是清晨五時四十分了，坐在沙發上，又聽到一陣槍響，這一掃射不知又死了多少人。我在九樓的陽台上往下看，天安門前又是一排排的坦克，坦克外面就由解放軍包圍著往前進，解放軍一開槍有人倒地，就有路人馬上衝去搶救。後來我聽香港《星島日報》記者說：「解放軍開槍時，學生已經在撤退了，但因出口太小，學生撤退很慢，來不及跑就死了不少人。」
學生是流著眼淚撤退，一邊撤退，解放軍還開槍打人，後來我到一個朋友家去，朋友家人有當醫生的就說，在西郊有三具解放軍屍體，無人理會，軍方打電話要求醫院去收屍。民眾對解放軍憤怒到極點，解放軍也不敢單獨出門，不然就會被打死。解放軍都被告誡，一看到民眾不先下手，就會被群眾打。我聽到有一個解放軍被民眾用汽油燒死，掛在軍車上，民眾實在太憤怒了 。
六日，我出門離開北京前往機場時，路上看不到一輛車子，北京好像個死城，沿路不知燒毁多少輛車子，百分之八十的路口仍有路障，早上仍有零星的槍聲，當我們的車子行經北師大時，看到北師大門口掛滿了輓聯。有同學昨日才死，今天他們的同學就為死者辦理追悼。軍隊已經進駐學校，學生們替死者掛起輓聯。看到這一幕，我的眼淚又奪眶而出。
坐在去機場的車上，心裡想著不知飛機能否順利起飛，自己能否逃離北京城。但當飛機起飛時，眼淚又止不住的流，回首望望北京，那片綠油油的土地，中國的百姓何時才能脫離苦海呢？我靠著窗戶，腦海裡想著：「中國」這兩個字難道是用人民的鮮血寫成的嗎？
●陳百忠（唐山樂集負責人）：
六月二日下午我得知解放軍要進攻天安門的消息後，我跑到北京各大學去通知學生們，也跑到天安門的指揮總部告訴他們軍隊要鎮壓了，但很遺憾，他們都不相信。北京的通訊很差，消息的流通很慢，我通知他們這個訊息，他們不信，我是含著眼淚離開他們的。
二日下午七時多，學生抓到一個溜進天安門的便衣解放軍，指揮總部把他帶到廣播台上，有些民眾喊打，但指揮總部仍採柔政策，希望這位軍官說出他的心聲。
三日晚上學生甚至於拖著已被開槍打死的學生屍體放在解放軍前，當時學生們很理性，告訴解放軍：「這就是你們下的毒手」，學生並不很激怒，他們希望感化解放軍，要他們不要再下毒手了。但後來解放軍大量屠殺學生，因此學生和民眾才開始瘋狂展開反擊。
學生的示威活動得到全民的參與，這由一件事就可看出，甚至北京的小偷也組成一個團體寫著「小偷支援隊伍」參加天安門的示威活動，他們並對外聲明，在學生示威期間一律罷偷。
外電報導死亡的人數，資料大都由醫院得來，事實上死亡的人數不止外電報導的數字。大學生面對著中共的屠殺表現出視死如歸的精神，由他們想以血肉之軀去阻擋中共軍隊的進攻就可得知。
到六月四日早上，當北京的學生聽說軍隊開進海淀區學校校區時，由於開進校區必須經過北三環口，北京各校的學生蜂湧而至齊集北三環口，以手牽手排成好幾道好幾道人牆，堵住路口，抵擋軍車開入校園。當軍車開到時，對著人牆瘋狂的掃射，學生一排排的倒下，後排的學生就擠到前面，就這樣成千上萬的學生終於將路口堵住，軍隊看到學生這麼多，無法再以機槍掃射才撤退。而那時學生不知死了幾千人，屍體皆由軍車載走或當場燒掉，由於當時並無記者在場，死傷人數，媒體自然無法知悉；軍隊撤走後，學生才撤退，但後來學生來不及在路口堵，軍隊終於又開進校園。
另外四日那天，學生知悉瀋陽軍區要開進北京時，也組成一支敢死隊，成千上萬的學生跑到大窰北路口去堵；但血肉之軀哪裡能夠抵得住子彈呢？就這樣死傷慘重，在面對著槍彈的掃射下，學生一邊唱歌，一邊倒下，在西單也有學生和民眾去堵路口，抵擋軍車，他們的下場當然都一樣。
四日凌晨軍隊剛開進天安門時，指揮總部有一位女大學生衝到隊伍最前面，對著軍人破口大罵他們是劊子手，但在一剎那間她就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屍體被子彈打得支離破碎。這些學生太勇敢了，面對著子彈也都不怕。
●丁亞民（作家）：
我們是三日下午到北平的，當時還很平靜，下午我們還到天安門繞了一圈，武警不准我們拍照，但我們還是偷偷拍了些照片。晚上八、九點，我們啟程到民家去訪問，那時候我們就聽到砲聲，本來還以為是天安門那邊在放鞭炮，民眾為之譁然。我們跑到街上去看，在香格里拉飯店旁邊的一條路上，看到大約有二十輛軍車經過，也有學生騎單車出來發傳單，很多老百姓騎單車急急地進城。
我們回到飯店裡面看新聞，沒看到什麼，再下來，看到老百姓在等消息，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太在哭，但淚流得不多，因為她已經不知道要怎樣哭泣了。有一個媽媽就說：「如果你兒子明天沒有回來就不要找了，他們就在那邊講血債血還，同時弄了一個水泥管隨時要去堵軍隊……」。當天晚上三輪車、卡車一直出來，大家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車出來？後來才知道是運屍體的，就從我們面前經過，我們卻不知道。到了凌晨五、六點，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直衝過來，臉都變形了，嚇壞了，後來被民眾攔下來，接受一位美國記者的訪問，他說，他四點多從天安門跑出來，可是五點多才到我們這個地方，他拚命講，路口聚集了兩、三百人，他還拿紅十字的旗子出來，因為有許多紅十字的人員要去搶救的時候，被機關槍掃射，他拿血出來作證，還有人拿彈殼出來作證，這些都是證物，他們拚命去搶證物，有的人跟軍隊去搶屍體，因為要留下來作證。
他們當中還傳說所謂的「一小撮人」是台海的國特，這是中共想把目標轉移的說法。但並不是全面的說法。他們知道我們是從台灣來的，就問我們台灣知不知道這個消息，還問我們說國民黨的軍隊會不會打來？他們好像蠻希望的，好像有一種盼望，希望有人來救他們。同時我還看到有一個女的一直往前跑，好像是一個瘋子，然後就坐下來講一句話，她說，「中國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不久之後她先生就把她帶走了 。
事實上老百姓完全都不怕惹麻煩，一個老先生在路邊痛哭，他說「血債血還！」圍觀的百姓都在罵李鵬，說他不得好死，還說要把他吊死。他們想把部隊攔下來，一個個殺掉，民眾的情緒好像有點失控。
有些學生開著像野馬的小卡車，沿街廣播說：「天安門在流血！天安門在流血！廣場在流血！」就這樣一路廣播下去，民眾要攔他們，但他們不肯停，因為他們要四處廣播這個消息。
到了天亮的時候，街上都很平靜，還有人去上班，好像絲毫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傍晚以後，百姓就很少出來，那天晚上出奇的平靜，我們守在電視機旁看美國CNN的新聞，一有消息我們就跑下去跟服務生講，然後他們就互相傳消息，一個傳一個，傳得非常快，互相通電話，市區的電話還可以通，但往市郊的電話就不通了，因為他們怕消息散佈出去。
到了五日晚上，戒嚴的區域更擴大，城裡面的人打電話出來，叫外面的人不要再進去了，當天晚上我們看到很多學生提著包包往天安門的方向走，用徒步或攔車的方式，還有一輛卡車載了很多學生，陸陸續續往裡邊走，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入夜以後，可以看了很多卡車一直往城裡面走。據統計，大概每隔一分鐘有三輛車子往北區的方向走，聽說那裡有一個軍事基地。天亮以後我們就離開北平，沿途看到有許多市民在圍觀、徘徊、張望，機場的情況還算好，並不是很混亂。
六月五日我們去了一趟頤和園，裡面沒有遊客，當我們走出來以後，幫我們開車的司機告訴我們說，剛剛有一部公安局的車子被百姓合力推到河裡面，坐在車面裡的公安局長活活的淹死，聽了以後讓我們覺得可怕，那種可怕並不在於天安門的武裝鎮壓或者暴亂，而是讓人覺得很恐怖，像是一個混亂的世界，一切覺得很平靜，你也沒有什麼事情，但是也許隔一條街、隔一條巷子就有死亡的事情正在發生。
●王震邦（聯合報記者）：
大屠殺時我正在發稿所以沒有看到。我是四日凌晨一點多快兩點的時候到天安門廣場，我住和平旅館，是在東側，但大屠殺是在西側，西側西單路口一帶比較慘烈，我站的位置是在紀念碑的東側，在那邊逗留了一個鐘頭，那時候我被隔絕了。四面都出不去，當時西南、東南、西北、東北四個角落不斷有槍聲，原則是對空鳴砲，但誰也不曉得他們什麼時候會平射一下。
六月四日清晨，北京市人心惶惶，但沒有逃亡的跡象，我想他們也無處可逃。百姓非常反對解放軍入城，可以看到有不少老百姓在軍隊外圍吶喊，不過隨著向外擴散，軍隊和民眾的敵視關係就沒有那麼深，到了機場附近，我還看到有民眾跟軍人聊天、盤問，雙方陳述他們對事情的看法。
五日早上，可以看到街上不斷有人出來，在街角聊天，批判痛罵他們聽到有關屠殺的小道消息。比較具體的流傳故事是說：有一個女孩衝向一輛解放軍的車子，因為她看到弟弟滿身是血，於是不顧一切的往前衝，後面有人要把她拉下來，結果解放軍開槍平射，後面追她的那一排人倒了下去，那女孩手上拿了一根香菸要去點車，還沒點燃被槍擊倒……。西單那邊也流傳有十二個大學生要去攔坦克，結果有十一個人被坦克壓過去的小道消息。
●馮菊枝（作家）：
我們三日下午六點多回到北京城外的香格里拉飯店，十點多我們出去走了一下就聽到槍聲、砲聲，然後看到有火光，接著又看到有軍隊進城，他們一邊走一邊喊口號，當時就感覺有什麼事要發生。差不多十一點多有人從天安門回來，大家就圍著他打聽消息，那天晚上就發生了情況。
第二天，街上非常非常的平靜，好像全城的人都不見了。我們第二天冒險去長城參觀，聽說那邊平常人很多，但那天人卻很少，在路上到處可以看到路障，有的是卡車兩輛擺在路中央阻止軍隊入城；有的則用水泥管擋在路中央，最使我們感動的是北平那些市民，他們非常團結，人心憤慨，講起這件事來，都非常同情學生。
六日一大早我們摸黑出來，路上也是交通完全斷絕，他們消息封鎖得非常厲害，電視上和廣播上所講的，都是完全相反的消息，譬如說我看見電視上的字幕寫的血洗天安門純屬謠傳。
我們沿著城外的郊區走，看到很多路障、被燒的車子，有些是被燒過的殘骸，有的正在冒煙，天空中還可以看到直升機在盤旋。
●朱西甯（作家）：
我們住在北京西郊，也聽到槍聲，看到有些人被打得頭破血流，出來報信，但新聞整個被封鎖，而且都是相反的宣傳，只有聽小道消息，大家你傳我傳。當時電車、公車完全罷工，加油站也罷工，到處交通封鎖走不通。
我們夜裡在旅館，看到卡車來來回回，不嘵得裡面裝的是軍人還是死人，往來頻繁。看這些車輛跑來跑去，因為其他車輛沒有，所以顯得非常突出。那些都不是軍車而是貨車，愴惶地跑來跑去。
我們聽到一個解放軍誤殺了一個三歲的小孩後，急得跺腳，當場舉槍自殺；還聽說北大學生衝出來，前面一排是女生，以為軍隊不會對她們開槍，但結果還是被他們開槍掃射。
我們住的是大學園區，清華、北大、中國人民大學都在那一帶，每個學校校門都掛著輓聯。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學校校門上有一個橫批，上面寫說是「李萍朱懷峰血碴中華，何以慰英靈」，輓聯到處都掛着，也認不清到底是哪一所大學。馬路上整團整團圍在一起互傳消息，夜裡白天都是一樣。北京交通可以說是完全斷絕，很多公車輪胎被爆掉，然後被推到路中央當路障，到處可以看到軍車翻倒在路旁，濃煙火焰沖天，光是我們發現的就有九輛。加油站罷工主要是對付軍人，不讓軍車加油，所以弄得一般車輛也寸步難行。
天安門附近的大學都被孤立，學生完全出不來，住在附近的人可以聞到強烈的汽油味，以及燒焦的氣味。他們這次的屠殺顯然是預謀的。我們星期六到北京，我有一個弟弟住在這個大學區域裡面，距離我住的旅館騎腳踏車只要十五分鐘，但始終出不來，我們分別了四十年，始終沒見到，交通完全被封鎖。
事實上禮拜六什麼事情都沒有，我們還特別到天安門轉了一圈，相隔四、五個小時就發生了這個事情，可見他們三日下午就把學園區封鎖，只准進不准出。
我們六月六日早上出來，我們住在北京西郊，機場在東郊，距離四十二公里，走走停停又要繞路，前面不是有路障，就是有車子在燃燒，而且非常緊張。天剛亮，北京市民都已經醒來，我們的車也被人家用石頭打了一下，還好沒打到玻璃，一直到機場的路上大家才放心，路旁還是有很多軍車，士兵都睡在路旁，我們像逃難一樣，到了機場才覺得安全。
●閻大衞（中廣記者）：
三日晚上九點多，我到天安門廣場，那天現場氣氛顯得特別亢奮、熱烈，但也帶有幾許詭異的感覺。
現場有三個喇叭，有兩個喇叭是屬於工人和學生的，另外一個喇叭是屬於政府的，政府的喇叭不斷地播放絕不手軟，要採取一切的措施來處理所遭遇到的一切阻礙，同時要北京市民不要待在十字路口，趕快回家。這樣的內容從當天下午就一直反覆重播，但學生的廣播也毫不示弱，也一再強調要示威，還說要到中南海去遊行。這兩種呼聲此起彼落，形成強烈的對峙，那天因為又有四個人絕食，所以廣場上的人特別多，大約有四、五十萬人。我站在長安大街到天安門廣場的路上，有幾輛武裝的裝甲車非常快速的行駛，我想這是中共有意製造的震撼效果，民眾就不斷的攻擊裝甲車，用石頭、鐵棍、木棍圍著裝甲車，最後裝甲車衝到人群裡頭，最後衝不動了，群眾就呼嘯而上喊打，裝甲車動彈不得，幾度衝撞也壓死了好多人，民眾非常激動。最後裝甲車被民眾用一塊布點火燒掉，火越燒越旺，最後裝甲車上兩個兵忍不住出來了，又被群眾一陣圍毆，我一路追裝甲車錄它跑的聲音，我們也一路跟著喊追喊打，當時那種氣氛我們也溶入了。
凌晨兩點多的時候，有個女學生從西邊走過來一路哭訴，她已經有點歇斯底里。她說「那邊已經死了五十多個人」，我一路追著她訪問，從天安門廣場到北京飯店到南池子錄。因為要趕稿，我做了一些訪問就沒有再回天安門。後來回去發稿，一回來我們就碰到公安人員把北京飯店的大門接管，我費了千辛萬苦錄的那卷錄音帶就被公安人員沒收了。然後公安人員又到每個房間敲門警告記者不准到陽台採訪，可是我們還是照樣採訪。
●April Lynch（美籍人士，廣吿公司文案）：
三日晚上十一時前我離開天安門時，天安門還很平靜，學生們也不覺得會出事，當時已有人告訴我，那天晚上軍人進城的特別多，在故宮、人民大會堂裡已駐進了不少解放軍，但學生都不知道。
四日凌晨我回香格里拉飯店，看電視CNN報導，才知道天安門已發生了槍戰，那天晚上飯店的職員就不讓客人外出。四日早上十時多，我走到長安東路街上，看到解放軍在大樓上對一位騎腳踏車的民眾開槍射擊，他應聲倒地，在旁邊的一些民眾想去救他，但解放軍猛烈的在附近連續射擊，使民眾無法靠近去救他。沿路還看到民眾將死者的姓名寫在大樓牆壁上以示哀悼。
下午二時多，我回到飯店，飯店的一位職員跑來問我：飯店內是否住有醫生？一位職員受傷了，他們聽說醫院已經被軍隊接管，不敢將病人送到醫院急救。幸虧，飯店內碰巧有一位客人是醫生，立刻替這位職員急救。
他們飯店的經理嚴禁職員參加學生示威活動，但職員都偷偷跑去參加，那位職員被槍擊受傷也不敢讓經理知道，大家只好將他藏在飯店隱密的地方。
四日當天陸陸續續有不少的國外大學生住進飯店內，各國駐北平大使館都通知該國的學生，盡速離開校園住進飯店，比較安全。飯店內都是老外，包括商人、大學生和一些大使館的職員。
北京的資訊很封閉，即使北京發生大槍戰，當地民眾如果不是親身目睹，也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由於飯店裡的電視可以接收到美國CNN的報導，所以飯店外面常常擠滿了二、三百位民眾，他們都是想要瞭解北京現在的情况，每隔十分鐘飯店職員就會跑到門口，向圍觀的民眾報告CNN報導的北京最新情況，這些人再分別騎著腳踏車回去告訴其他的人。民眾就透過這種方式得到資訊。
在六月三日以前，中國的大學生還是深信：政府是愛老百姓的，軍隊是屬於人民的。但是那一陣陣的槍聲，擊碎了中國年輕人的心，他們一直深信解放軍不會開槍，現在他們什麼都不再相信了。解放軍在開槍打人時，中國的大學生和民眾表現得很勇敢，他們明明知道站在那裡很危險，但他們毫無畏懼，民眾仍然勇敢的走在街頭。一位民眾說：「如果我們因此而不敢出門，即表示我們同意政府的這種舉動。」
在北京不少的民眾問我：「國外知道我們這裡發生的事嗎？你們的政府知道嗎？如果你們不關心我們，那我們就完蛋了。」他們還說：「如果外國政府給我們政府壓力，我們的政府才會改善。」我在五日離開北京時，有四位民眾對我說：「希望你們美國軍隊到中國來救我們，打中國的軍隊，我們不會幫中國的軍隊。」他們對解放軍的憤怒、不滿，可想而知。
●蘇榮泉（文化業者）：
大屠殺的時候我在飯店睡覺，六月四日早上六點，我從北京交道口出發，往機場的方向走，六點五十分到達機場，很多跟我一樣落荒而逃的人，已經在機場上等著要走。
住在北平郊外的人似乎都不知道北京城內發生屠殺的事情，因為他們依舊堵住軍車、依舊在吃豆漿，一切正常，還有人在打拳，我看到的好像是沒有戰爭的景象。
●王榮文（遠流出版公司總經理）：
六月四日發生事情的清晨，我在蘇州，完全不知道有大屠殺。六月四日晚上九點四十到了上海，我們坐計程車要到飯店的路上，看到每個路都有很多人聚集，有些車子已經感覺進不去了 。
當時上海並沒有罷工，後來據我了解是中共嚴禁罷工，上海是個大城市，如果罷工的話，整個經濟會出現大問題，所以他們事先就加發五十元人民幣的安定團結獎金給工人，威脅利誘。學生就跟工人商量，他們也不要罷工，只要把主要的道路堵起來，讓他們很自然的沒有辦法去上班，用這種不是罷工的方式來達到罷工的目的。有的人則說他們沒有心情工作，路上大部分的民眾都在談論這件事情。
●黃亦一（《工商時報》大陸版主編）：
六月四日凌晨我在上海，當天一整天到處都可以聽到解放軍勝利的廣播，從那天開始，上海的重要幹道都出現了問題，有幾條重要幹道的電車都已停駛，開始有亂的情形出現，火車站附近有人參加遊行示威。六月五日早上，街上那種亂的程度已經超過想像，很多電車停在路口，車胎被放氣，整個上海市的交通已經癱瘓掉了，很多人把路上分列左右兩邊的鐵欄杆拆下來橫擺在路中央當路障，車子就沒有辦法通過了。我們坐車到飛機場，飛機場也是一片混亂。前一天晚上我接觸到一些大陸民眾，他們對於廣播一再播放解放軍平定暴亂的消息，以及電視只有字幕沒有畫面的狀況，都感到很懷疑。
五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我在蘭州，在蘭州車站也看到些學生在靜坐示威。
●張淑靜（台大哲學系休學中）：
我在六月四日中午到達北京，從火車站出來，才知道火車站不售火車票，所有公車停在火車站附近停開，街上一大堆板車要拉客人。在走到飯店的路上，到處都看到路障，街上面目全非、地上到處是碎玻璃，行人蹲在路旁，很多人擠在一堆。一到了飯店門口，看到很多公車被燒掉，才聽到有人說四日清晨解放軍進了天安門，展開大屠殺。
飯店內餐廳全部停業，我去找朋友，走到崇文飯店門口的天橋上，看到橋上掛著一具燒焦的屍體，我當時被嚇壞了，衝到橋下，有人說，那是一位漏隊的解放軍，因為要上廁所被人發現，就被圍毆燒死。
我到朋友家了，聽朋友敘述當天凌晨發生的事，那邊晚上有槍戰，飯店裡晚上都不能開燈，開燈就會被解放軍掃射，軍人好像瘋狂了，只要有人在窗戶邊往外看，他們就瘋狂的掃射，整夜都是槍砲聲，聽起來就像台北過新年時放鞭炮的聲音。
晚上一、二點我忍不住又溜出去，路上全部沒有燈，但還是有不少人，有些人躲在陽台看，有人在樹林裡竄著，我以為沿著樹林走，外面就看不見。當我走到東長安街和五福街口， 一個人突然攔住我，一直拖著我往我原來的路上走，我當時又不敢叫出來，怕一出聲就被掃到，那個人一直扭著我，後來他對我說：「你看來是個外地人，趕快走吧。」我說：「我要去天安門。」他說：「你趕快離開北京。」他暗示我：「再不走，就走不了。」同時他告訴我，他是解放軍，穿的是便服。後來他還送我到飯店門口。
中共當局曾宣布六月三日前離開北京，持學生證者可免費搭火車，這好像在提出警告，送你火車票要你趕快離開，三日後北京火車站就不開火車了，我想他們屠殺的計畫已經計畫很久了 。
我在五日中午離開飯店，一路上可看到板車上拉著屍體，在東長安街可聽到槍砲聲比別的地方多，有時突然看到一堆人往樹林裡竄，看到他們的舉動，就知道那裡有流彈。經過一個晚上，街上的屍體更多了，隨處可見被燒毁的公車，所有商店全部關門，只有一些個體戶還開著。
到機場聽到很多傳言，聽說解放軍殺了很多醫生，因為醫生拒絕急救解放軍。後來解放軍受傷也不送到醫院，解放軍如果受傷走在隊伍後面或者漏隊，被群眾發現就會被毆死。
到了六月五日仍可看到北京市民在街上走來走去，他們表現得很平靜，和平常一樣，這種情形在台灣一定沒有人敢出門，北京人好像已經想到最多不過一死，他們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對自己的死亡置之度外，可是他們對自己的同胞或大學生受傷或死亡，搶救的工作又很快，不論識或不識，老少都拖著板車，將傷者或亡者送進醫院急救，救人的精神真令人感動。
而群眾沒有武器，只好拾起坦克壓過路障留下的碎鐵塊、或者挖墻角的石塊用來擲解放軍，解放軍不管老弱婦孺都掃。我朋友家附近有一個婦人帶了一個九歲小孩，小孩被射到心臟當場死亡，媽媽當場好像瘋掉了，就往解放軍衝，當然結果也被射死。
●林寬裕（華視記者）：
六月三日下午，我們就接到很可靠的消息說「軍隊要進城了，要來清除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晚上九點不到，我們從北京飯店出來，果然看到有部隊進來了，部隊是徒手的，但很快他們就被民眾擋回去，這些先頭部隊跑到一個飯店裡躲起來。
十點鐘左右，我們到了天安門廣場，走到廣場中間的學生運動聯盟總部時，我們看到天安門廣場的南邊有一輛裝甲車很快地開過來，當時我們就聽說北京的郊外已經有部隊打起來了，那部裝甲車在木樨地轉彎的地方就被民眾攔下來放火燒了。
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紀念碑附近待了一會兒，我們發覺情況不對，部隊已經大批大批地進來，而且槍聲不斷，後來我們決定撤離廣場，這時候中共也透過廣播告訴天安門上所有的人，無論是什麼人，它特別強調外國人，如果不離開廣場，也要被同等對待，他們說是要來平定一場反革命暴動，並且一再強調戒嚴部隊有權力採取任何手段，一切後果自己負責。
我們匆匆撤到廣場西邊的一個公共廁所屋頂上，在那邊躲了兩、三個小時，這時大約是十點半到十一點之間，可以看到大批的坦克、裝甲車已經開進來，學生和部隊對峙，後來學生要求談判，學生推派侯德健代表去談判。沒多久，又有部隊進來，這次是從四面八方進來。
有一支部隊就從我們面前經過，距離我們不到十公尺的地方，我們親眼看到他們邊走邊放槍。我要強調，並不是只有一個人放槍，許多人都這樣做。有一些裝甲車要回頭，聽說是三十八車的，民眾在旁邊鼓掌；另外一頭的部隊，則是邊走邊放槍，有兩部車被攔下來，什麼車我們無法辨認，因為已經著火了，聽說有一部是裝甲車，有一部是卡車。
那時候群眾已經很激動，開始用石頭丢軍隊，陸陸續續的情況大致都是如此。比較關鍵的地方是在凌晨三點多鐘的時候，中共又廣播說，如果有人再不離開廣場，戒嚴部隊要採取任何措施等等。到了四點，所有廣場上的大燈就熄掉了，這時候就有部分的步兵先進來，而學生已經決定，不管在任何狀況下都不撤走。接下去就有部隊掃射廣場上的帳棚，那時候燈已經全部熄滅。坦克車接著又進來，直接輾過帳棚，帳棚裡面確實有學生，有多少人我不敢講，那時候我們撤退到一家民宅，親眼看到坦克車壓過去，機槍也不斷的掃射，在這中間我們不但聽到槍聲，也親眼看到部隊把人撞倒的畫面，有很多慘不忍睹的事情。
到五點多鐘左右，我們偷跑出來看，看到有人拿機槍在掃射，另外還有一個學生跟我講一件他親眼看到的一幕，他說有七個學生為了要躲一輛坦克車，而站到路邊去，但坦克車故意去擠他們，把他們擠得下半身都沒有了 。
這時候廣場上的紀念碑擠滿了人，部隊進來之後，它故意留一個可以出入的缺口，但等人出去之後就有部隊在後面追殺。追殺的畫面我沒有看到，但是親眼看到這一幕的人告訴我這幕殘酷的畫面。
到了第二天早上，還是有很多不怕死的人在街上走來走去，天安門廣場前最主要的一條街就是長安大街，軍隊大部分在這裡，死傷最慘重的也是在這裡。六月五日早上我們要逃回飯店的時候，我們原來知道那條路是通的，走到那邊要過長安街的時候，看到一堆人往回跑，我們去看，那些人已經倒在地上，可以確定是中彈身亡。
部隊是一層一層包圍，大約每隔幾公里就有部隊駐守，在這中間的區域有許多老百姓在活動，雖然一些商店都沒有開，但是一些小販還是出來做生意，路上到處是被燒的公車、軍車，中間分隔道路的欄杆被撞得亂七八糟，這是我們六月五日離開前看到的景象。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8期，作者：廖錦桂、董孟郎、童清峰、葉其峰）
裝甲車衝入天安門廣場，遭到民眾阻擋。（資料照，美聯社）
「我們的一位同學頸部受了很重的傷，血不停地流下來，我從後面用手去摸他的頸部，發現已經摸到他的骨頭……」一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哽咽敍述著她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幕。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六月五日，香港政府派了一架飛機接回在北京採訪的八十多位中外記者，下飛機時，他們有如「歷劫」歸來般，和親友相擁而泣，提起北京六月四日那一幕情景更是心有餘悸。有些記者仍然有子女留在北京，有些記者則正在設法透過管道再進入大陸，有的則是再也不願提起這段「慘事」；但無庸置疑的是，他們是「六四事件」的目擊者，為此本刊特地採訪了六位「目擊者」，透過他們的敍述，讓讀者更清楚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採訪這些香港記者時，他們都無法想像為什麼要採取這麼血腥的手段，而且每次學生情緒稍為緩和時，就有人想煽起學生的情緒，李少媚說，「五月十九日李鵬一開口，不是又惹來學生的不滿嗎？」謝志峰也分析說，「軍隊故意把槍枝和彈匣放在老百姓看得到的地方，而且伸手就可以拿到，這不是在引誘老百姓嗎？」但是誰這麼做？為什麼要這樣子？沒有人知道原因。
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中說：「實彈打出來的都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話，不醉於墨寫的挽救，威力也壓不住它，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這幾天北京連續下了幾場雨，雨水沖洗掉地上的血漬，卻沖不掉屠殺血債的記憶。
●謝志峰（香港亞洲新聞電視台記者）：
從三月底中共人大會開會時到六月四日為止，我幾乎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北京，採訪人大會、學運、戈巴契夫訪問大陸等新聞事件；在五月底時，雖然研判政府一定鎮壓，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打一次，但是，我認為應該會使用棍棒或催淚瓦斯，而不是真槍實彈的「大屠殺」；學生更樂觀的認為，只要他們不反抗，最多一個個被押走或趕走。可是，誰都想像不到他們竟然用這種狠手段。
六月三日凌晨，我本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後來聽說有軍隊進城了，我開始四處去找尋，直到清晨六、七點左右，我看見有許多穿白上衣、草綠褲的便衣軍人，他們都理個小平頭，看上去相當年輕，有點像是剛入伍的新生，另外，還看到一輛滿載武器的指揮車，車的有許多用綠布袋製成一袋袋的物品，也有幾枝槍並沒有包起來，只要打開車窗就可以把槍拿走，但是圍觀的群眾都很理智，只是把槍枝架立在指揮車頂上。
下午一點多，人民大會堂西門廣場出現了五千多名穿軍服的軍人，但沒有配帶槍枝，另外有通訊兵隨行；沒多久，原本裝有一袋袋物品和槍枝的指揮車附近有人施放催淚彈，等群眾再度靠攏時，車内的東西已經不在了。
六月三日深夜、四日凌晨，我聽說有軍隊要入城，沒多久我和在場的一些記者，看見了大約一、二連人數的軍隊進城，他們邊走邊開槍，遠遠看去槍上似乎微微向上，一個小時後，又有兩千多名士兵進城，這次和上一次軍隊入城的情形不太相同，他們並沒有開槍，群眾和軍隊的距離只有幾步路，群眾並且鼓掌、高喊「打倒李鵬」。而後又有二百多位軍人進城，這一次他們顯得神情緊張，採取高度戒備的反應，沿途還邊走邊開槍。
三點多，學生透過廣播要求談判，並且希望人民解放軍不要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要天安門前絕食抗議的歌者侯德健也提出同樣的要求；沒多久，我看見一輛黑色軍車由人民大會堂向廣場方向前進，當時我以為開始談判了，但留在北京飯店的同事告訴我，裝甲車已經出現在長安大街上了。此時，我了解了這次鎮壓不單單是為了對付學生。
發生鎮壓行動的當時，我和亞州電視台另外八位記者、台灣華視三位記者，以及一名荷蘭籍記者等十多個人，是站在一所廁所的上方，雖然比較高能多看一些範圍，但我們的目標也相當明顯，因此，我們離開那裡，往南進入胡同内，躲在一個朋友的家中。等天亮我再出來時，部隊已經排成六列，把中國商銀往廣場的路全部封鎖。
這一次，顯然是有人故意挑起學生和老百姓的情緒，這根本不是動亂，而是有人挑釁，汽水瓶怎麼敵得過槍枝呢？此時，我腦裡浮現了《一九八四》小說中的一些情節，中共是有能力這麼做的。
●李少媚（香港亞洲新聞電視台記者）：
我是從深圳、廣州採訪學生運動後，又到上海採訪，然後才到北京的；在深圳、廣州和上海的學生認為，他們天天上街遊行一定會造成許多不便，因此只要達到喚起民眾對民主的認識就可以了，所以在一、兩次大規模活動後，學生也就靜下來了。而北京的學生呢？依我的觀察，學生也清楚離開天安門廣場是必然的，問題在於要選擇哪個時候而已。
六月三日以前，政府也曾多次傳出軍隊進入天安門的消息，但也有軍隊常常被阻擋在外面，可見此時政府並沒有具體的意見，對於如何鎮壓學生的主張也不一致，要不然是訓練過的軍隊，老百姓如何能阻擋他們，如果老百姓這麼容易就把軍隊擋住，這些人也稱不上是軍人了，可見上級並沒有明確的指示。
我想當時在天安門附近採訪的記者都認為，軍隊進城一定會流血，但絕對不會開槍，誰知道軍隊不但開槍了，而且還是用真槍實彈對付學生。
三日，天安門廣場前還是有好幾萬個群眾，他們很多人是為了要來看侯德健的。一直到晚上，人潮始終沒有減退；十一點多，我和另外一位女同事留在北京飯店，九位男同事一道出去採訪，當時我曾經認為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也希望一同出去採訪，但事情並不是想像中那樣簡單。男同事出去採訪以後，我向其他各地打聽消息，知道各處都有軍隊部署；沒多久，我從北京飯店十二樓的房間向下看，正好看見一輛坦克在長安大街上由西向東快速前進，當時長安大街上仍然人來人往，但坦克車並沒有減速的打算，好在群眾也都及時的閃開，待坦克車一過，就有不少騎單車的人在後追趕。
此時，天安門也傳來陣陣的槍聲，有時只有一、兩聲，有時卻連續長達一、兩分鐘，這些槍聲一直到天亮都沒有間斷過。
但是，群眾還是沒有減少，也有不少人被送去醫院，一個晚上，長安大街上就不斷有受傷的人被送去急救。
四日凌晨四點多，天安門前全部陷入黑暗中，半小時之後，軍隊透過廣播說，五點開始要清場，要求在廣場前的人趕快離開，但學生和群眾並不為所動。
五點多，我聽到一聲巨響，由遠而近愈來愈清楚，我以為是飛機的聲音，因為之前曾經有直升機來過，結果由飯店房間向下看，六輛坦克車正快速前進，後面跟隨著三十多輛運兵車，沿途並且不斷開槍。
清晨，天安門前的廣場西邊已經被軍隊「佔領」了，而東邊還是有不少群眾，他們有時候向軍隊的封鎖線前進，軍隊一開槍他們就跑，但沒多久又開始靠近封鎖線。
六月五日，群眾已經減少了許多，但坦克車仍然穿峻在長安大街上，又帶了不少軍隊進入天安門，槍聲仍然清楚到畫過天安門。一直到我離開北京，軍隊仍然在廣場西邊，槍聲還是可以聽得到。
事實上，從一開始群眾就沒有破壞的行動，最多是將欄杆推倒來當路障，喊著「打倒李鵬」、「要罷工、罷課」等口號，但後來卻變成向軍隊丢石頭、燒車、打破街道玻璃等激烈行為，可見他們的心裡是多麼憤怒，他們要把憤怒發出來。
●劉銳紹（香港《文匯報》記者）：
這次會發生如此情形，實在是因為給軍人太大的權力了，上級指示他們可以開殺戒，只要是抵抗者格殺勿論，而且不用負任何責任，一位司機在駕車壓死了人，不但面無表情還說他是執行工作沒有錯。
我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進入《文匯報》工作，兩年半以前被報社派到北京擔任特派員，在那裡人面比較熟可以間接打聽消息；但事實上，六月三日到四日發生的詳細狀況誰都不太清楚，港台記者和外籍記者大部分都在外圍，因為要了解軍隊調動情況一定要在外圍觀察，而有些記者是回住處發稿後，再回到廣場時已經開始封鎖了。好在事後透過一些管道仍獲得不少資訊。
其實當政府出動軍隊同時，我就認為是打算要鎮壓了，但竟然是用這麼殘酷的手段；更可笑的是，在郊外待命的軍隊有些根本不知道來北京做什麼，有的以為是演習，更有人以為是旅遊。
六月三日下午，政府開例行性紀念會時，港澳台和外國記者的採訪有七條嚴厲的限制，但有良知的記者根本不理會，拍照的一樣拍照，文字一樣進行採訪。不過，從這個記者會可以感覺到，鎮壓行動是有計畫的在進行。
六月四日凌晨，軍隊已經開始趕人了，接著就包圍了廣場，然後再對學生、群眾廣播，「馬上要清場，如果不離開的人，不負責性命的安全。」沒多久，天安門的燈全被熄滅了，當廣場的燈再度打亮時，軍隊又再一次廣播，四點四十分，軍隊正式向學生動手。
照當時情況來看，學生是可以分批安全撤退，而學生也決定要撤離廣場，但包圍的軍隊緊緊圍住學生，而且還用機槍掃射學生，有些裝甲車也向人群前進，學生有不少人被輾死；當時只要給學生留一個通道，軍隊還是可以「佔領」天安門的。
當天半夜，我的位置是在廣場的東北角，有一些港台記者站在另一邊廁所的頂上；香港《百姓月刊》記者張結鳳被橡皮子彈打到頭部，由《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送去北京醫院治療，但張結鳳非常急著想出院，幾次掛電話給我，後來我去醫院接她，六月五日她搭乘飛機回到香港。不過，聽說當天晚上在包圍區內，《新華社》和國際台記者有人遇難，但真相如何我不知道，離開北京前，我曾和他們記者聯繋，他們情緒很低落，並且對我說，「還替他們發什麼稿，我們的記者都死了……」
●馮玉蓮（香港電台記者）：
六月三日晚上的情形很緊張，一些記者出去了，我當晚留在北京飯店的房間裡。由於北京飯店可以看到長安街，許多記者都站在陽台上往外看，這時一個自稱北京飯店服務員的人走進記者房間，不准記者站在外面看，說這樣觸犯戒嚴法。一位記者和他理論，拿一份國内報紙給他看，說戒嚴法沒有說不給人往街上看，後來這人就走了 。
事實上當晚有很多傳聞，比如說軍隊可能會接管北京飯店，甚至公安人員會來記者房間搜查，有些人於是將筆記、錄音帶等毀滅或洗掉，以免成為罪證。那天整晚我們都看到軍隊進入長安大街的情況，見到軍人如何開槍，裝甲車和坦克好像跨欄一樣的跨越群眾設置的路障，也目睹一有人倒下，大板車就飛快冒險救人的情況。
一件令我感受深刻的是，很多記者不斷寫稿，不斷傳去香港，開始還平靜，越寫越難控制感情，尤其是樹上不斷傳來槍聲，他們一面寫一面問：「怎麼可能這樣，民眾都這麼和平，又開槍！」情緒很激動。
有時候我在想，不知該說這是中國人的犧牲精神還是有一點愚昧，我親眼見到民眾隔着大約一百碼的距離罵軍人，軍人一開槍就有十多個人倒下，事實上民眾也怕，立即往回走，但隔了一段時間看到自己沒死，又再聚上前去罵：「禽獸，禽獸！」然後軍人又開槍。雖是正義，但又覺得以血肉之軀抵擋子彈，民眾頂多丢塊磚，能做什麼？我們在上面一直心急的唸「為什麼還不走，為什麼還不走」，因為實在太危險了 。
身為一個記者，有義務將發生的事情拍攝下來，報導出去，但是以這次事件而言，外國記者比我們在採訪上有利，因為香港記者是中國人，北京可以你是中國公民的名義逮捕你。外國記者有領事館的保護，但是我們既沒人保護，如果有事也沒人出面，所以要審慎些。事實上這次很多記者不想回來，如不是報館或電視台下令他們回來，我想他們會堅守下去，作一個歷史的見證人。
●廖美香（香港成報記者）：
在北京停留二十天，最難忘的一幕是六月三日晚上軍隊進入天安門的時候，裝甲直進，有些電視台記者一面報導一面流淚，實在是令人心痛，我們經常提起這件事，有時實在很想抱著其他行家（即記者）大哭一頓。
北京飯店一向是記者大本營，鎮壓事件過後的氣氛就很不尋常，住在裡面的記者發現有很多特殊現象，如服務員全不見了，商店、飯店都不開，昨天（四日）早上只有一間中餐廳開放，吃的短缺且限量供應，購買必需品方面也出現很大問題。平常北京飯店有不少外國人，但昨天卻空空洞洞，人們紛check out，氣氛恐怖。北京飯店是天安門附近最高樓房，不少人擔心一旦兵變，軍人會立刻進駐飯店，且有傳聞軍隊即將前來接管，所以昨天上午紛紛集合，希望透過報館向香港政治顧問求助。許多人將安全放在其次，但最重要的，我們留在北京事實上也無法再進行任何採訪工作了。鎮壓當晚回來的記者全被沒收菲林（即底片）和錄影帶。
回想三日晚上的事，是不是人們真的不怕槍彈？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學生和群眾有一種想法，認為「正義在我手裡，政府無良，生存也沒什麼意義」，有些人甚至已寫下遺書，決定決一死戰。事實上如果有機會，我還想再去北京，見證一些事，這也是記者的責任。
●許世榮（香港理工學院學生）：
我是五月二十七日去北京的，六月三日下午三點多，我正在人民大會堂後面的西門一帶，内地同學告訴我已經放了催淚彈，由於這段期間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物資館」（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帶上北京支援學運的物資站），從沒有接觸過軍隊，所以想去看看。現場軍人帶鋼盔坐在西門馬路上，成個長方形，武警也在，周圍圍滿群眾，我上去和軍人講解從香港來的目的。從他們的眼神，我感覺他們不會開槍，我遞菸和拿水給他們的時候，軍人說不要，「別客氣」，其中一位說：「但是你看天安門現在像什麼樣子？」
當晚十點，軍隊從東長安街往天安門去，我和群眾、學生一起拉住他們，說「你們不要去打學生。」我現在聲音會這麼沙啞，就是當時喊出來的。他們說我們不會，我們是去保護學生的。十一點多，西北邊的長安街又再放催淚彈，有槍聲，望到黃色氣體。隔段時間，歷史博物館附近急速衝出裝甲車，向西而去。再晚，西南邊也開始有槍聲。真正的鎮壓終於在清晨天亮前開始。
●鄭秀玲（香港中文大學生）：
鎮壓當晚我在香港物資站。其實那晚已經聽到鎮壓的消息，而且說是不惜一切手段，同學們都不怕，因為前一晚已經有軍隊入城，但被成功的堵截住。其實學生們都很勇敢，有的我覺得真是不怕死，我們香港來的學生怕的時候，他們還安慰我們軍人不會打我們。半夜一點多，開始見到裝甲車駛過，市民立刻將路邊欄杆推倒，作成路障，放物品在地上，希望再有軍隊來時，能阻止軍車進來。不久，士兵操過來，大膽的同學民眾還拍手，和軍人握手。軍人後來停在歷史博物館旁，然後和過去聽到的情況一樣，人們走過去唱歌，和他們講解。再晚，就見到另外一邊有人燒坦克，不斷有救傷車來往。
六月五日我們乘專機離開北京當晚，即大屠城第二天所見到的情況。我們幾個人從天安門附近的王府飯店租車去機場，當時住這間飯店因為它是中、港合資，安全一點。但車非常難找，一看到有就立刻走，沿途不斷見到許多軍車，差不多幾步路一個軍人，一段路一群軍車，氣氛很緊張。
●黎洪（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接近六月四日清晨五點時，軍隊開始對付不肯走的人，大喇叭不斷說天亮之前一定動手，不惜任何代價。這時燈一時暗一時亮，這種情況過去沒見過，連過去從來沒開過的燈也亮了。突然間，人民大會堂衝出許多士兵，一路逼近學生。五時許，兩隊軍隊，每隊約三十多人，一來就開始開槍，在紀念碑上向人群頭頂約一、兩尺連續掃射，這時人才開始離開，但那時氣氛好像還不是這麼緊張，我在人堆中還可以照張相，但我走大約十分鐘後血腥鎮壓真正開始，許多後面逃不及的人都中槍死亡。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文大學學生：
當天凌晨，我看見裝甲車用很快的速度直衝入長安街，撞死和撞傷許多市民，一些人腦漿迸裂，許多則手腳斷在路邊，場面非常殘忍恐怖。這輛車後來被截停，很多民眾跑上去放火燒這部車，希望迫使裡面的軍人出來，然後打這些軍人洩憤，相信這時有軍人被打死的。我們同學們曾手環手保護一位軍人離開，這反映北京學生是完全和平，不想流血的。此外，我們的一位同學頸部受了很重的傷，不停流出血來，我從後面用手去摸他的頸部，發現已經摸到了他的骨頭，我想這位同學是死了。當晚在廣場還見到許多許多的信號彈在天上飛，槍聲不斷。北京學生經常掩護、保護我們，他們說我們香港學生為他們做的事已經夠多了 ，我們不應該死在北京，應該活著逃出去，把真相告訴全世界各地的人。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8期，香港傳真報導，作者：邱近思、徐青雲）
坦克佔據北京東面的要道。（資料照，美聯社）
香港記者在這次運動中介入的程度，遠甚於包括台灣在內的其他地區記者，對於四日凌晨學生們與共軍戒嚴指揮官的談判過程、撤退過程，許多記者親身參與目睹，我們特別轉載香港《星島日報》記者的歷史見證。
──撤離天安門廣場前的那一刻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三時十七分，四名知識界絕食代表在廣場上的廣播台發出了緊急呼籲，希望解放軍能立刻放下武器，不要開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市民。代表說，他們採取絕食，靜坐的方式都是和平抗議及請願，想向政府表達同學的意願，及抗議政府實行軍管。
廣場呼籲解放軍派代表來紀念碑談判，由他們四人勸服同學和平和有秩序地撤離廣場。又希望解放軍千萬別向人民開槍屠殺，現在便進行談判，他們不想再流血了 。最後廣播台的絕食代表又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們也會願意到解放軍的指揮部去談。他們強調，現在流的血實在太多了 ，這是歷史的罪證。
四時正，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全都被截斷電源，整個廣場漆黑一通，充滿了恐怖氣氛和隨時都有突襲的可能。
天安門四周再有槍聲，廣播台呼籲同學堅守廣場，原地靜坐。又叫在營幕及廣場四周的同學們都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随後便播放國際歌。
在這時刻，我已忘記了自己，我只知道我這個多月來在北京的日日夜夜，都是和學生一起經歷這場悲壯的歷史時刻，到底要做歷史的見證，抑或跟随他們一起犧牲，在我而言，已經無可選擇。我亮起電筒，匆匆忙忙的寫下遺書，個體的我早已消失在國家興亡的大時代、大潮流中了 。
四時二十五分，大多數的同學都是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一大群市民、工人在廣場南面走過來，他們大喊：「中國人站起來！」
廣播台傳出侯德健的聲音，他說：「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我是侯德健，我們已經不能再流血了 ，我們不能再留下來了 ，同學們、市民們，在場的全體公民們，我敢說，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這場運動的勝利了，直到今天。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了，同學們，我們相信在廣場上所有的人，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我代表我們四位絕食的朋友同仁，沒有經過同學的同意，我們做了一件事情，不論同學對我們做這事情有什麼態度，我要把這事情告訴大家，我們剛剛到了紀念碑的北側，天安門前面的部隊裡面，我們找到了部隊的領導同志，我們希望不要再流血了 。部隊團中尉屬五一六四八部隊，當中尉與我們接觸以後，他請示了戒嚴總指揮部，同意全場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們，平安的撤離現場。」
說到這裡，群眾大喊：「不撤！」
侯仍在說話：「我們沒有替大家做這個決定，這個決定的權力不在我們絕食的四位同仁身上，這個的決定在大家的身上，我希望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當我說完這話以後，你們不要馬上做出決定，請同學們想一想。」
然後周舵也發言了 ，他說：「同學們，我們現在保留一滴血，將來我們的民主化進程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在座的，在天安門廣場的全體同學，全體市民，我們已經答應部隊儘快地勸服同學撤離廣場，他們告訴我們，首先第一他們已經收到上級的死命令，今天在清晨之前，必須清理好天安門廣場，這一點沒有任何疑問。也就是，他們會不惜任何代價，清理廣場，同學們，面臨這最危急的形勢，我們不能再以赤手空拳去對抗全備武裝的士兵了，現在已經沒有再談判、商量的餘地了 ，我們現在必須盡全力保全我們的有限力量，必須要在天亮之前撤離，他們同意在南面留一條通道，我們希望同學們以學校為單位，馬上就組織撤離工作。我們有秩序地，安靜地從南面撤離。現在是從我們自身開始體現民主的時候了 ，少數要服從多數。」
然後輪到劉曉波發言，他說：「同學們，現在我們堅持的原則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你們希望用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民主……現在我們如果想爭取民主，就必須從我們每一個人自身開始，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最民主的原則，希望市民們冷靜下來，這場學生運動離不開你們的支持，你們的參與。你們堅定留在廣場，證明了你們的勇敢，你們已為學生作出巨大的犧牲，你們再作犧牲，我們於心不忍，你們一定要保全下來，這是對中國民主的最大貢獻。
「市民同志們，希望你們能夠冷靜下來，撤離廣場，我們已經到了關鍵性時刻，要作出具體的民主形式，少數服從多數，希望你們能呼籲全體市民、同學們，不要製造混亂。我們現在必須有秩序地、安全的、各校組織起來，撤離廣場，請少數服從多數，全體人民都會感謝你們。」
最後，侯德健又表示：「不管你們怎樣看待我們決定的事情，我們希望我們能平平安安的離開這裡，不到廣場上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公民撤離，不管是工人、市民、學生，我都要看到最後一個人離開這最危險的地方，我才會離開。」
劉曉波立刻也表示：「侯德健代表了我們四人的共同信念，不到最後一人離開，也不會離開，希望大家協助我們，為了中國未來的民主，大家應該有秩序的撤離。」
周舵也表示：「我們完全贊成剛才侯德健和劉曉波的意見，我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個撤離，我們希望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說服那些感情激動的同學和市民，他們確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在感情上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向他們表示同胞的敬意，現在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保護他們，說服他們和你們一起撤雜，帶著他們回到你們的學校，給他們安定好情緒，和他們做朋友，結成生死之交。
「同學們，現在馬上要進行行動了 。」侯再說：「我們沒有為同學做出決定，我們希望同學好好思考這問題之後，為自己做出決定。」
話完後，還有很多人說：「不撤！」，「一定要保衛廣場。」
四時三十分，廣場上的燈再又重亮起來，戒嚴部隊已開始戒備，準備進入廣場。
一位工人自治聯會的常委走到廣播台發言，他說：「剛才一路以來的槍殺，已經流了很多血了 ，戒嚴部隊馬上就要來清場，他們已經向人民捅了一刀了，一刀以後還有第二刀，我們留在這裡只是無謂犧牲。同學們，我認為有些同學堅持留在這兒是一種幻想的表現，有些同學以為部隊不敢對我們下手，這完全是幻想，他們已經毫無人性了 ，我們不要作無謂犧牲，我們要保全自己的力量，現在馬上要撤離了 。」
保衛天安門指揮部亦透過廣播，要求同學手挽手坐下，不要分散，冷靜考慮一下應考慮採取的行動和方案，撤留問題的決定權是每一個公民自己的決定。
劉曉波再一次發言：「同學們，在這次運動中，北京市的市民們、工人同胞們，給予我們的學生很大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的運動是不會獲得成功的，現在在廣場的同學們，安全地撤離，也希望學生擔負起保護工人、市民們的任務，現在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廣場上的每一個人能夠安全地離開廣場，希望同學在這關鍵時刻，能夠保護工人和市民，向天安門的南面有秩序地撤退。」
最後，高新亦發表講話：「在這裡，我們四人已經向廣大同學、市民、工人發出呼籲，希望大家明確當前的形勢，現在天安門廣場只有東南面還可以撤離，在這一個多月的民主運動中，廣大的工人、巿民，為保護我們的愛國大學生，流的汗、流的血已經夠多，再不能流血了，再不能流血了，希望我們廣大的大學生，現在和市民、工人積極配合，大家一起有秩序地撤退，謝謝大家。」
他續說：「已經沒有多大時間了，七時之前，部隊必須清理廣場，我們不能再流血了，請大家務必冷靜。」
四時四十五分，第一批戒嚴部隊已經湧進廣場，並且有開槍，同學仍喊：「不可還手。」軍隊恃勢凌人，大肆破壞廣場上學生的旗幟，又喝令所有人都要坐下。
這批衝鋒的戒嚴部隊一直向紀念碑衝上去，在紀念碑下面的市民齊喊：「人民軍隊，不打人民。」但持槍的士兵不斷向紀念碑開槍，主要是射擊掛在碑上的喇叭，但子彈卻把紀念碑射得火花四起，市民又再喊：「不許打紀念碑。」
四時五十五分，學生開始從紀念碑向南撤退，戒嚴部隊已佔領紀念碑，把碑前的布條橫額、旗幟、帳篷全部堵毁、破壞，而且還繼續不斷開槍。
五時正，坦克車開進廣場，輾過所有帳篷，不理會裡面到底是否還有人在，又推倒民主女神，坦克車隊一直駛近同學面前，後面又有大批戒嚴部隊從東、西兩側移近。
這時候，我早就被同學拉進他們的隊伍，他們要我先撤，但我還是要跟他們一起進退。坦克部隊候命，戒嚴部隊則往前衝。
學生的撤退本來很有秩序，輪到我們站起來往後退時，大家都手挽手唱國際歌，有人還舉起勝利的手號向戒嚴部隊示意，後來給同學制止了，因為這些部隊木無表情，在地上拾起拆毁帳篷後剩下的木棍，驅趕和揮打學生，毫不留情，把同學撤離的隊伍衝亂和壓迫得無路可走。
我被擠進灌木叢中倒下，同學往旁邊推湧，他們大喊：「別擠了 ，別擠了！」但很多同學都被擠倒，我站不起來，只好爬出去，但士兵就在我面前，他們包圍住學生，用木棍揮打學生，我們跑，他們還是要打，我給打了兩棍，沒傷，但很多同學打得頭破血流，鮮血也噴在我的身上。
趕快跑出來之後，我只知道已逃過大難，大家心情都很難過，他們扶著受傷、流血的同學撤離。
廣場的東南面，救護車不斷駛走，同學持著旗號往南走，他們說要繼續遊行。有一女同學在路旁淒厲地、歇斯底里地大叫，這恐怖的一夜誰能受得了？
就在同學隊伍中很失落、很悲痛地走，再度碰上曾經保護我、拉我歸隊的同學，他們挽著我的手前行，其中一位較激進的同學說：「我累了 ，我不能走，我不要走，我要留在這裡，我不能離開天安門和廣場上的同學。」同學不讓他激動，強行扶他離開。
五時三十分，我回頭看天安門的最後一眼，戒嚴部隊已全部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而我再也不知道最後一隊撤離的同學有何遭遇，我要離開了 。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8期，摘要轉載自香港《星島日報》，作者：蔡淑芬）
解放軍要出發前，一位軍官對著部隊訓話。（資料照，美聯社）
這次北京大屠殺會不會引發全面性內戰的危機，已經是全球關注的焦點，與二十二年前的「武漢兵變」相比較，軍方對兩次學運的態度是迥然不同的，而鄧小平在兩次事件中均佔有關鍵地位。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自中共二十七軍強行開進北京城，血洗天安門後，北京軍區戰雲密布，各方大軍集結在北京城外，同情學運的三十八軍已與二十七軍發生武裝衝突，全面内戰已瀕於爆發的邊缘，幾乎可說是一觸即發。
事實上，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以來，這次北京大屠殺已是第二次全面内戰的危機，上一次是在二十二年以前，那時候正是「文革」最混亂的時期，結果爆發了「武漢兵變」，當時全中國大陸出現全面内戰的局面，那麼目前北京軍區是否可能重蹈當年武漢軍區的覆轍呢？
一九六六年「文革」戰火爆發後，毛澤東挑起的紅衛兵運動，即以一發不可收拾之勢席捲全中國大陸，毛根本無法控制整個運動的演變與發展，結果導致軍隊捲入「文革」的紛爭中。
當初，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地方黨政機構不論是當權派或者是造反派，均利用紅衛兵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而當地駐軍不論是支持哪一派，勢必激起另一派的不滿，而造成紅衛兵衝擊軍隊的事件。所以，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間下令林彪通令全軍介入「文革」，「支持左派」，這就是共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背景。
在毛澤東下令軍隊「支左」前，軍内的派系鬥爭也已開始激化。早在一月間的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幾位老帥即針對林彪在軍中搞「大民主」的手法，而與林彪發生針鋒相對的衝突。接著在二月十三日及十六日這兩天，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政治局碰頭會上，整個衝突趨於白熱化。
當時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譚震林聯合了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再加上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等人，大罵「文革」，而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等人發生了尖銳的鬥爭。其中爭執的問題之一就是軍隊問題，在會上，葉劍英質問張春橋：「能不要軍隊嗎？」而徐向前更是怒責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呢？……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人民的軍隊難道就叫你們幾個毁掉嗎？」
可是，毛澤東獲悉這批老帥大鬧懷仁堂後勃然大怒，在二月十九日晚，嚴厲批判了這批老幹部。當時，毛澤東揚言說：「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反對誰。你們可以叫王明來，叫張國燾來，我和林彪帶著葉群到南方去，把江青給你們留下，把中央文革的同志給你們留下，江青你們可以殺頭，康生你們可以充軍，都可以。」這就是所謂的「二月逆流」事件。
事後，這批老幹部曾遭「中央文革小組」多次的批鬥，結果譚震林遭到整肅，被打成「黑幹將」，其餘的老幹部則在周恩來力保下渡過政治難關。此後，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不只取代了政治局，而且也取代了中央書記處。
問題是，從「支左」命令下達以來，地方軍區的立場也左右為難，到底哪一派是「左派」呢？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革命造反派」呢？尤其是當時中共高層派系鬥爭正日趨激烈化，地方軍區若貿然支持哪一派或鎮壓哪一派均可能肇致嚴重的後遺症，輕者丢官失職，重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舉例來說，當時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武裝鎮壓當地所謂的「革命群眾」而遭整肅，被打成「一個混進黨内軍内的反革命分子」。「趙永夫事件」對地方將領而言，無疑是一個活生生的經驗與教訓。
雖然在「支左」命令中曾授權軍方在「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動武時，「軍隊應當堅決反擊」。但是，「趙永夫事件」令地方軍區不敢再輕易動用武力，來鎮壓紅衛兵的盲動，來穩定混亂的局勢，以恢復社會秩序。有鑑於此，地方軍區改弦更張採取權宜之計，組織由本身操縱的紅衛兵，來對抗其他紅衛兵組織。這就形成「武漢兵變」的近因。
因為，地方軍區所支持的紅衛兵組織，往往與「中共文革小組」在各地區所支持的造反派，處在相互敵對的立場，這也就成為問題的癥結，到底哪一派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呢？這種現象實不難了解，站在地方軍區軍政首長的立場，為了保權保位，並避免本身成為造反派揪鬥的對象，惟有採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來自保。結果，各地派系鬥爭反而加劇，並升高為流血式的大規模武鬥，兩派均動用輕重武器，企圖徹底鎮壓敵對派系，局勢乃更加惡化，最後終於爆發了「武漢兵變」。
此一期間，江青趁機搧風點火，公然號召紅衛兵說：「成都、武漢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結果，在武漢軍區内，由「中共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即喊出要揪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口號，並公然綁架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當時，陳再道怒不可遏，下令武漢軍區政治部發通知，「誰要喊打倒陳、鍾就抓起來」。此外，陳再道並扶植由幹部子弟組成的「百萬雄師」，壓制造反派紅衛兵，如「三鋼」、「三新」、「三聯」，陳並且下令發槍給「百萬雄師」，結果，武漢地區的武鬥乃告白熱化。六月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指示武漢軍區制止武鬥，並批評「百萬雄師」，下令「百萬雄師」撤兵。
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及空軍政委余立金等人，以中央代表團的名義前往武漢視察，當時周恩來已親自到武漢調解武鬥。而王力、謝富治等人一到武漢後，即「毫無保留地支持革命派」。十五日，王力、謝富治並且參加了造反派舉行的武裝遊行，而與「百萬雄師」產生流血衝突。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武漢軍區召開了師級以上的幹部會議，支持陳再道的軍事幹部在會上，向周恩來反應的意見，主要就是肯定「百萬雄師」是「革命造反派」，是「好的」。換句話說，武漢軍區在執行「支左」任務方面並沒有犯錯誤的，是正確的。
十八日晚上，周恩來為了避免升高衝突，對武漢軍區做了重要指示，並「囑咐大家不要馬上出大字報」。必須指出的是，站在周恩來的立場，不可能支持由「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的造反派，顯然周對武漢軍區的重要指示，主要是維護陳再道及鍾漢華。然而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八二〇一」獨立師師長）及蔡炳臣（「八二〇一」獨立師政委）等人，為了反擊王力、謝富治干涉軍區事務，立即在當天把周恩來的指示，用大字報在大街上公布出來，導致軍區形勢更加緊張。
接著在十九日，王力，謝富治以欽差大臣的身分，召開了武漢軍區部長級和師長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在會上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宣布了四項指示，結果變成武漢兵變的導火線。
這四項指示如下：
一、武漢部隊「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二、武漢「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
三、「三鋼」、「三新」、「三聯」是堅定的「革命左派」。
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案一定要翻。（按：陳再道下令強制解散，並逮捕其頭子，見陳再道的「自我撿査」。）
王力在會上宣布這四項指示後，當場「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了」，蔡炳臣立刻中途退出會場，馬上迅速回到「八二〇一」部隊，連夜召開軍人大會，「煽動廣大戰力對謝副總理、王力同志的不滿。於是，八二〇一騒動了……」接著，「百萬雄師」的紅衛兵也成群結隊趕到「八二〇一」部隊助陣，「八二〇一」部隊則高叫著「百萬雄師戰友們，還等什麼！造反去啊！」一刹那之間，兩股勢力匯合在一起，「扛機槍的扛機槍」，「上刺刀的上刺刀」，全副武裝坐上了軍用大卡車，並且出動了裝甲車及戰車，殺氣騰騰地向王力、謝富治的住所衝去。沿路，「打倒王力！」「打倒謝富治！」「王力從中央文革滾出來！」「王力的表態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之類的口號不絕於車，「武漢兵變」正式拉開序幕。
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凌晨二點鐘，八二〇一部隊與「百萬雄師」在王力、謝富治的住所，殺傷了守衛人員，绑架了王力，軟禁了謝富治。接著在清晨，陳再道下令「八二〇一」部隊的指戰員，「刺刀上槍，子彈上膛，手提皮帶，全副武裝上街」。據估計，當時一共出動了四百多輛卡車，三十多輛消防車，數十輛摩托車和裝甲車，舉行全市武裝大遊行。
在遊行中，「八二〇一」部隊都掛出了「毛澤東思想百萬雄師八二〇一部隊」，並且都配戴「百萬雄師」的袖章。在路上，不斷高喊：「絞死王力，打倒謝富治」的口號。當天下午，並且在新華路體育場召開群眾大會，公審王力。整個武漢地區，也掀起了激烈的戰火，兩派勢力展開了熱戰。
「武漢兵變」爆發後，中共中央下令「八一九九」部隊、東海艦隊及空軍的獨立空降師分兵包圍了武漢，而陳再道則下令修築工事，準備頑抗到底。這就是當時轟動海内外的「武漢兵變」。最令人感到觸目驚心的是，在此一事件之後，湖北省受到兵變波及而被打死、打傷、打殘的人數高達十八萬餘人，這也是「文革」期間最慘烈的一場戰役。
在這個緊要關頭，周恩來親自出馬飛往武漢，消弭了兵變擴大的危機，王力、謝富治才獲得釋放飛返北京。值得注意的是，「武漢兵變」爆發的當天，《人民日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揪軍内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後來直到王力、謝富治獲釋後，八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在社論中重新提出了「揪軍内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接著，「中央文革小組」又在全中國大陸各地設置「揪軍内一小撮聯絡站」。與此同時，江青又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鼓動各地造反派紅衛兵衝擊地方軍區。此後，全中國大陸各地的武鬥，均告急劇升級，而形成全面内戰的局面。
據羅賓遜（Thomas Robinson）的研究，「對於毛澤東而言，『武漢兵變』事件顯示，地方軍區不僅支持了錯誤的政治成分，並且對於中共中央構成了徹底的軍事挑戰，毛絕不允許這類事件再度發生，因為『武漢兵變』式的事件如果再度重演的話，對『文革』而言，將是一種嚴重的挫敗。更重要的是，將使全國陷於軍閥全面割據的危險中，並導致危解。為了避免這種結果，軍隊本身應清除那些反抗中央或者是可能反抗中央的人。因此，自七月下旬以來，也就出現了『揪軍内一小撮』的號召。此外，『武漢兵變』也给予『中央文革小組』一個最好的藉口，剛好可以趁機剷除軍中的異己。」
問題是，自「文革」爆發以來，各地造反派紅衛兵衝擊軍事機關時，林彪集團的人馬亦遭波及，例如林彪的死黨──「四大金剛」，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後升任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及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均曾遭批鬥。正如萊斯（Edward E.Rice）所說：「『揪軍内一小撮』運動不僅威脅到軍隊的全面統一性，而且也使效忠林彪的核心軍人處於危險中。」
因此站在林彪的立場，羅賓遜認為，林彪顯然並不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作法，因為「中央文革小組」準備利用「武漢兵變」事件，將對武漢軍區司令部的整肅面擴大到全軍。八月九日，林彪在北京召開的軍中高級幹部會議上所發表的講話中，隻字不提「掀軍一小撮」的口號，並指示地方軍區為了避免犯錯誤，「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報告」。問題是，地方軍區事先必須請示中央，其自主權無形之中遭到削減，加上又在「絕不能以是否衝軍區劃分左派右派」的掣肘下，當造反派衝擊軍隊時，地方軍區根本束手無策。更何況，「揪軍内一小撮」的口號，已在大陸各地掀起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搶奪軍用武器的浪潮，整個局勢顯得格外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激起實力將領的不滿也是必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期間，毛澤東離開了北京神秘出避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前後達兩個多月，毛這次南巡時，北京發生了紅衛兵掀鬥周恩來的事件。當時毛澤東、林彪均不在北京，對周恩來而言，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危險的時刻」。那時候，周在人民大會堂的辦公室内，有兩天兩夜的時間，遭到五十萬名極左派紅衛兵的圍困。
筆者認為，毛澤東南逃期間，紅衛兵在北京揪鬥周恩來未果，而促成了毛、周間的暫時妥協，並於九月五日通令全軍，授權共軍可以「進行自衛反擊」，這就是著名的「九五命令」。
的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似乎別無選擇。毛澤東南逃期間，地方軍區軍政首長的報告及毛本人親自視察的印象，毛亦知局勢的嚴重性，若再縱容「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衝擊各地軍隊，難保「武漢兵變」式的事件不會再重演。此外，極左派紅衛兵圍擾周恩來，也促使由中央到地方的實力軍人產生敵愾同仇的心理，而倒向周恩來，並且支持周恩來。毛澤東在權衡利害後，決定與周恩來暫時妥協，也就是向軍方讓步。
毛澤東結束南巡之行後返回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在這份通知中毛指示說：「紅衛兵能掛帥嗎？今天上台，明天就會被打倒，正因為是他們政治上不成熟。……紅衛兵不行，沒有經過鍛練，這樣大的事情信不過他們。」毛的這一講話等於將這批「革走資派的命有功」的「革命小將」一下子打入冷宮，而淪為兔死狗烹的下場。
此外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否定了……「揪軍内一小撮」的口號，毛說：「不要把我們軍隊搞亂了，解放軍内部有問題可以一個省一個省的來談判。不要把黨内一小撮走資派和軍内一小撮走資派並提，只提黨内一小撮，把解放軍搞好。」由「九、五命令」到取消「揪軍内一小撮」的行動，毛澤東不僅暫時穩住了槍桿子，安撫了實力軍人的不滿情緒，而且也緩和了全面内戰的危機。
「九、五命令」頒布後，地方軍區等於獲得授權，可以武力鎮壓造反派紅衛兵的盲動，軍方乃趁機鎮壓敵對派系，強制解散紅衛兵組織，大批大批紅衛兵均遭到下放農村的命運，當紅衛兵運動煙煙消雲散之際，軍方也成為由地方到中央最具實力的當權派。自軍方執行「三支兩軍」任務以來，全中國大陸此後也進入到軍事管制時期。
無可置疑地，「武漢兵變」可以說是「文革」的轉捩點，導致了軍方勢力在大陸的抬頭，結果軍方的角色全面擴張膨脹，而形成一權獨大的強勢地位，最後終於演成「林彪事件」。雖然中共軍内一向山頭林立、派系複雜，但是自「文革」以來，軍方無疑已形成一種特殊的壓力團體，而具有左右大局的影響力。不論是當權者或者是奪權者，均必須拉攏軍方，以便掌握槍桿子，而立於不敗之地。
同樣的，目前在北京這場世紀大屠殺中，軍方仍然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當初鄧小平飛往武漢調兵遣將，也就是打算利用軍隊介入社會危機。問題是，「文革」期間的學運與目前北京的學運在性質上已大相迥異，更重要的是，這次由北京蔓延到全中國大陸的學運，基本上是激起了社會的共鳴，獲得了社會的支持。反之，「文革」期間的學運，不僅未激起社會的共鳴，反而引起了社會的反感。所以在這兩次學運中，軍方的反應也迥然不同。
比較「武漢兵變」與「北京兵變」的話，可以發現「武漢兵變」後的全面内戰，主要是派系策動下的一團混戰。最離譜的是不論是哪一派都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可以說是一場莫名其妙的内戰，到最後是軍方漁翁得利。
那麼，「北京兵變」是否擴大為全面内戰呢？這個問題的關鍵在鄧小平，因為鄧小平是目前中共的頭號強人，也唯有鄧小平才壓得住軍隊。以鄧小平的政治經驗來看，當年他是「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他因此一事件而倒，亦因此一事件而告東山再起，鄧小平豈會不了解民心向背的重要性。
而且直到目前為止，鄧小平是否曾下令軍隊開進北京城，血洗天安門，仍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尤其是鄧小平一直行蹤詭異，生死不明。
換句話說，鄧小平如果仍然能夠視事的話，鄧小平是否能像當年毛澤東一樣，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毅然宣布引退，並嚴懲血腥鎮壓的劊子手，或許尚有一絲平息天怒人怨的機會，而緩和全面内戰的危機。反之如果鄧小平奄奄一息，甚至已經病歿的話，那麼全面内戰的可能性則甚高。如果是在這種情況下的話，那麼楊尚昆等人甚可能以挾天子令諸候的方式，號令三軍，才會產生這場人神共憤的大屠殺事件。
毫無疑問地，楊尚昆是這次北京大屠殺的關鍵人物。楊目前官拜國家主席，並擔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與鄧小平的關係非比尋常，兩個人不僅是四川同鄉，同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也有同窗之誼。不過，楊本身並非是學軍事出身，不過在「兩萬五千里長征」時，楊曾擔任紅三軍團政委，這是楊最重要的軍事資歷。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上中央軍委主席後不久，找來楊尚昆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後來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楊升任常務副主席又兼秘書長原職。由於楊負責軍委實務長達八年，因此在中央軍委内擁有不可輕視的勢力，楊的弟弟楊白冰現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的女婿遲浩田則任總參謀長，至於楊的兒子楊少軍則是二十七軍的軍長。
非常明顯的是，以楊尚昆為首的這批「楊家將」已是軍委的主流勢力，可是與當年的林彪比起來的話，聲勢恐怕仍差一大截。當年林彪權傾一朝時，完全控制了軍委辦事組，不僅架空了軍委常委，而且取代了軍委常委，在軍委辦事組中的成員，包括林手下的四大金剛及他的老婆葉群，由總參謀長黃永勝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分任正、副組長，成員包括了總後勤部長邱會作、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及林彪的老婆葉群，至於林彪則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以林彪這種陣容，到最後仍然落於死於非命的下場，更何況是與軍方淵源並不是十分深厚的楊尚昆呢？
雖然，楊尚昆在這次中共高層的派系鬥爭中已暫時赢得上風，不過就楊尚昆的處境而言，卻是四面楚歌。一批以徐向前、聶榮臻為首的老帥、老將，由於不齒楊尚昆的作為，而痛斥楊為「軍賊」。更嚴重的是，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對於屠殺手無寸鐵民眾、學生的二十七軍，早已恨之入骨，在心理上以倒向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及二十八軍，顯然在北京軍區内，楊尚昆已是勢單力孤，在短期内，即使楊尚昆暫時獲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也可能在未來爆發的全面内戰中，而遭到敗亡的命運。就長期而言，楊尚昆則已失掉了民心，被歷史否定也是必然的。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8期，作者：齊茂吉）
以坦克、解放軍「平息反革命暴亂」只是初步計畫。（資料照，美聯社）
大屠殺之後，中共佈下天羅地網，展開無孔不入的大搜捕，第一波是學生、工人、巿民，下一波可能是知識分子與記者，更下一波會是黨內全面大整肅嗎？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中共「舵手」鄧小平的「突然」露面，使大陸緊張的局勢趨於「緩和」。北京市民上周風傳三十八軍，要對屠殺北京大學生和無辜市民的二十七軍採取制裁的謠言也完全消失。一位北京知識分子說：「鄧小平的露面，使大陸民眾都鬆了一口氣。」
這種「鬆了一口氣」的心態，包括人們已不用再擔心軍隊與軍隊在北京城内的「混戰」，也包括了大陸今後在經濟改革、開放方面不會「倒退」。
但是，脆弱的大陸知識分子，他們心中又蒙上了一層「灰色的恐怖」。這種恐怖主要來自於「大屠殺」後的「大搜捕」。
自上周末開始，大陸的新聞媒體不斷刊載警方大肆拘捕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和創造「動亂」的組織者們。
六月十日星期六，北京的警察和戒嚴部隊就宣布，已抓獲四百多名「在反革命暴亂中參與打砸搶燒殺的暴徒」。北京「高自聯」常委兼秘書長郭海峯也被士兵抓獲。郭海峯是最早組織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舉行示威、遊行的學生領袖。在胡耀邦追悼會那天，他作為北京高校的三個代表之一，與當局談判未成，跪在人民大會堂東門的「國徽」下面，手捧大學生們的「請願布」。這一舉動曾引起在場的十萬大學生和數十萬巿民的極大憤慨，從此，學生與當局的「不解之寃」便結下了 。
郭海峯被逮捕，並通過新聞媒體宣布後，已顯示中共將對學運領袖「秋後算帳」序幕的正式揭開。
與此同時，上海警方逮捕了上海「工人糾察隊」和「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的九名領袖。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十名領導人也被警方拘捕。貴陽、長沙、西安等地的警方也大肆搜捕參加民主運動的人士。
六月十二日，中共的「公安部」發出通告「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宣布：「取締一切煽動和製造社會動亂及反革命暴亂的非法組織」。北京市公安局也宣布了北京「高自聯」、「工自聯」為「非法組織」，各地的公安局也紛紛宣布當地的「高自聯」、「工自聯」等民運中產生的組織均為非法組織。
上海的「高自聯」在警方的壓力下「自行解散」，各地的「高自聯」總部均遭警方的突襲式的搜查。「高自聯」的領袖紛紛被捕或逃亡。
六月十二日可以說是大陸民運的另一個「災難的日子」。這一天，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通告，宣布「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和「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等組織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並要其「頭頭」去自首，否則「從嚴處置」。
同一天，「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緝令」。該「通緝令」要求大陸各地警察，對「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畏罪潛逃」的方勵之、李淑嫻夫婦，一經發現，立即逮捕。
這些「通告」、「通緝令」怎能不使曾參加過此次民運的北京市民感到害怕和不滿呢？要形容目前北京市民心態的詞大概只能說「敢怒不敢言」，甚至說「不敢怒，更不敢言」。
更令老百姓害怕的是，北京的「中央電視台」把外國電視採訪的一位市民談「六・四慘案」的錄影向全國播放。第二天（六月十一日），這位叫蕭斌的就在大連被警方拘捕，並通告全國。原先在大街小巷談論「六・四慘案」的北京市民已不敢在戸外議論當前政局了 。
這種用「特務」手段來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實在令人髮指。
更為可憎的是，六月十三日，「公安部」又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王丹等『高自聯』在逃頭頭和若干分子」共二十一人。他們是：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暾、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熊焱等。他們大多是大學一、二年級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一歲多。
在「通緝令」發布的第二天，熊焱就在火車上被逮捕，周鋒鎖被其姊姊、姊夫檢舉而被警察抓獲。第三天，熊煒在其母親陪同下到警察局「自首」。
六月十四日，北京的電視、電台及報紙又報導說：北京「工自聯」印刷廠被警方査獲、貴州「高自聯」、「貴陽沙龍聯誼會」、「貴陽工自聯」被警方宣布為「非法组織」，並下令這些組織「頭頭」去「自首」，否則「從嚴處置」。
南京「高自聯」領袖陳學東也於十三日被當地警察拘捕。他被指控「在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以後，陳學東仍然無視（南京）市政府發布的有關通告及公安機關的警告，竭力支持北京反革命暴亂……，以陳學東為首的『南京高自聯』衝擊鐵路、阻斷長江大橋交通」。
中共的「大搜捕」行動愈演愈烈。西安的七個民運組織的十四名「頭頭」、「骨幹」被迫到警察局去「投案自首」。
北京「工自聯」的三位領袖韓京方、賀力力、劉強等三人，無視北京市政府的通告，沒有去「投案」而於十三日被警方通緝。十五日，劉強就在内蒙古被當地警察逮捕。
在一周不到的時間裡，大陸各地警察至少逮捕了千名民運領袖、骨幹和「打砸搶燒殺」等「反革命暴徒」。
有消息說，這次中共「大搜捕」的範圍主要是「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學運領袖及犯有前科、在這次民運中又「打砸搶燒殺」的流氓分子。具體人數尚未最後證實。
中共各層官員一再強調「平息反革命暴亂已取得初步勝利」。這種「勝利」只是「初步」的。進一步「平息」大概就是這一周來的「大搜捕」行動。而要「徹底勝利」也許要等到把這次民運的支持者──大陸知識界和新聞界人士整肅以後才能宣布。
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各高校的知識分子和北京各大新聞機構，一而再、再而三地聲援大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早已激怒中共領導人。這些積極參與民運的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已被列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行列。
隨著「大搜捕」的全面展開，北京的一些知識分子和記者已轉入「地下」或逃到外地去「避風頭」。
一位北京記者說，目前中共還沒有開始對知識分子和記者、編輯採取措施，但不久的將來就會整肅這批積極推動民運的人士。
著名作家、《光明日報》女記者戴晴已於六月四日宣布「退黨」。但她表示，她的這一行動尚未受到中共的「制裁」。不過，戴晴是中共元老、已故「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的養女。葉的兒子葉選平現任廣東省省長。相信中共不會對這位「特殊人物」有所行動。
戴晴曾是帶頭發動知識界簽名聲援學運的人士之一。如果中共不對這位「活躍的」知識分子和記者有所「制裁」的話，那麼對其他知識分子和記者就無法進行太嚴厲的「制裁」。
一般以為，中共對北京這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較強的知識界、新聞界人士，將會使用「反右」或「文革」的手段來整治。
各單位已開始「學習」鄧小平在九日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對於北京知識界和新聞界的人士來說，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鄧小平「講話」的後半部分。鄧小平在「講話」的後半部分主要強調，大陸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
一位「學習」了鄧小平「講話」全文後的知識分子以為，鄧小平說：這件壞事（指反革命暴亂）可能使我們改革開放進行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這表明了鄧小平仍決心繼續改革、開放的決心。
另一位知識分子指出，鄧小平所說的「十年的改革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沒有抓好」。鄧小平這次解釋說，這個「教育」不是指大學教育，而是指中共沒有對人民，包括大學生進行「思想教育」。鄧小平反覆強調，這是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沒有很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位知識分子說，鄧小平強調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沒有錯，這一點，令大陸知識分子感到一點欣慰。
不過，北京的一位記者指出，關鍵的問題是看誰來執行鄧小平確立的路線。這位頭腦冷靜的記者說，鄧小平是不會改變自己所建立的路線的。而中共元老派和年輕的保守派似乎總想否定改革十年來的成果。如果這批人權力過大，那麼大陸將進一步陷入政治與經濟的危機中去。
自從鄧小平六月九日在電視上一露面，原先對李鵬政府表態並不積極的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各部、委、廳、局、辦都紛紛出來表態。這些爭先恐後的「表態」大多以支持鄧小平「講話」的方式來進行。
本周以來，各地黨、政、軍按照中央指示，「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從北京的報紙、電視、廣播所報導各地的「學習情況」來看，下面普遍熱衷於談論鄧小平再次肯定的「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層面上。
看來，大陸民眾，包括各級政府官員和中共黨務人員，普遍擔心這次鎮壓民運後，中國在大陸將會出現經濟、政治上的大倒退。鄧小平的「講話」似乎是一顆「定心丸」，今後，大陸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局面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至少目前北京的知識分子是這麼認為的。
中共高層的鬥爭，也隨著鄧小平的出現而「決出勝負」。從六月四日至十五日，中共高級官員，包括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各部委負責人、軍界高級將領、國務員、人大常委會、政協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都通過「看望」、「慰問」戒嚴部隊及受傷住院的官兵等方式，在電視上露面。
除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局常委胡啓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等幾位中共高層領導人沒有露面外，以前一度盛傳與趙紫陽有牽聯的閻明復、秦基偉、洪學智、田紀雲等人也多次在傳媒中出現。這一跡象似乎表明，鄧小平並不準備處理太多的「改革派」。「改革派」雖然已有失勢之態，但「保守派」的「得勢」似乎並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麼厲害。
鄧小平要堅持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就必須使用「改革派」；同時，鄧小平為了加強政治統治，可以用「保守派」的力量來達到這一目的。
北京的分析家認為，鄧小平用武力開闢了一條「政治」與「經濟」分離的「雙軌制」。鄧似乎想使大陸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政治體制仍固守四項基本原則。
在政治民主上，鄧小平是不願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他在九日的「講話」中強調，今後中國（大陸）將會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但不能走美國那種「三權鼎立」的政制道路。在經濟上，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哲學，仍會被大陸工、商企業界人士視為「最高指示」。
北京一位經濟記者在肯定上述觀點時說，今年以來，大陸經濟狀況一直不好，四、五兩月的民運，對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而「六四慘案」後，全國工人雖未大罷工，但怠工現象已普遍出現，下半年大陸經濟可能陷入更深的危機中。鄧小平一定會全力對付經濟問題，再搞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似乎不太可能，否則，經濟的崩潰將會導致進一步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那個時候，工人就會起來鬧「工潮」，而這次鎮壓民主運動能夠這麼快實現，完全仰仗工人階級的「覺悟高」。一旦工人因生活所迫而掀起民主運動，中共的坦克就不一定能夠發揮這麼大的作用了 。
「六四慘案」這個創傷，除了烙印在中國大陸内部，也直接地影響到中共及香港、美國，甚至台海未來的關係。這些問題在「六四慘案」前，原本都可能是鄧小平的歷史勳績，但「六四」之後，中共與這三方面的關係都面臨重大考驗。
如何面對因為方勵之引起的中美緊張關係後、如何面對香港普遍而激烈的「黑色抗議」、如何面對台灣興起的反共情緒，這些都是年邁的鄧小平嚴肅的課題。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9期，作者：林勵）
中國的精英在這次血案之中喪失了許多。（資料照，美聯社）
幾乎全世界都在指責中共血洗天安門，但是中共政協官員們卻說那是「外國媒體造的謠」，他們說解放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學生被有心人士利用、民眾是被誤傷……，只有從台灣投奔大陸的張春男比較敢說出自己的想法。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透過視聽媒體無遠弗屆的威力，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可能都看到中共六月四日凌晨屠殺民眾的一幕幕悲慘的畫面：有被戰車輾成不見屍體的、有頭破血流倒臥在路旁的、有一具具擺在停屍間的、有更多是解放軍對民眾開槍射擊等等，令人慘不忍睹的鏡頭。
但在中共刻意的掩飾與高明的剪接技巧下，大陸民眾卻看不到解放軍施暴的畫面，看到的不是民眾燒坦克、丢石頭，就是解放軍在醫院接受慰問的畫面，媒體一面倒地替官方圓謊、漂白。
但這樣的謊言還是有人相信，至少在本刊越洋電話採訪的中共官方人士中，絕大部分都極力在為解放軍辯解，說一些也許自己都不能相信的話。而且更妙的是，他們的說詞幾乎如出一轍：他們說解放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說學生是被有心分子利用；說民眾是被誤傷；說「暴徒」是一小撮等等。而這些字眼對台灣讀者而言又是多麼的熟悉啊！
本刊嘗試以電話訪問大陸上的官方人士，請他們談談對北京大屠殺的看法，有些人並不願意在電話中表示態度，可能因為電話監聽的確令人感到恐懼。絕大部分都採用官方說法，只有從台灣投奔大陸的張春男，比較敢說出自己的觀點。從這項訪問中，也可以看出中共對新聞消息的控制與操縱是如何可怕，事實和真相全在「黨和人民的利益」之藉口下，被掩埋了。
以下是訪問内容：
●張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祕書長）：
現在北京一切都平靜了，頭一陣子由學潮發展到比較激烈的時候，這邊叫動亂。確實學生好的願望加上社會素質不高的人，社會的渣子，混在一起造了很多亂子。在社會上造成交通斷絕，有搶、砸的現象，西安、成都都發生亂子，社會秩序也亂了 。
學生傷亡是有的，他們與執行戒嚴的軍隊發生接觸，在軍隊要進城當時，有的是搞學潮的人跟希望發生動亂的人想攔軍隊進城，因此發生一些衝突，有一些傷亡，在我住的地方也聽到很多槍聲，但就我知道，不是外傳那麼厲害，傷亡並不是那麼嚴重。北京中央政府發言人已發表總共死亡人數不到三百人。
●覃異之（全國政協委員）：
這是動亂，是一場大暴亂，而且是有陰謀的大暴亂，有人想把社會弄亂，把政府弄垮，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現在已經壓平了，這個大暴亂影響很大，從來沒有過。至於解放軍殺人，那是因為群眾好人壞人根本分不清楚。其實解放軍很怕打到好人，所以很多槍是往邊上打。
他們不敢開槍的結果是很多解放軍徒手被打傷，有的則是拿了槍挨打，這是怪事，從來沒有過的。如果開槍那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這次很難搞，好人、壞人分不清楚。不過現在已經分清楚了，搗蛋的只是少數。
●自由作家李陀的太太（李陀目前在美國）：
現在不好談，沒有看法。
●陳建功（教授）：
我不接受採訪。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一位不願具名的理事：
外面很多報導失實，我們住在北京很了解情況，美國之音有很多謠言。解放軍很克制、很理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他們也有很多傷亡。學生的傷亡，有些是誤傷的結果，在那種亂的情況下是難以避免。學生其實也很愛國，但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才會犯下這種大錯，不過政府也要反思過去，學生好的願望要採纳，國家才能搞得更好。
前陣子北京衣食住行曾受到一些阻礙，但很快就恢復正常了。
現在都已安定、平靜下來，各方面都在照常工作，照常學習，都在往好的方面發展，大家都希望安定團結，振興中華民族，希望中華在世界人民中更加富強。
●李赣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這個問題很複雜，確實是暴亂，因為它是對國家的破壞，對人民的殘殺。外傳有很多群眾受傷，可能是誤傷，解放軍最主要是對付暴徒。我還聽說有人散布知識分子人人自危的謠言，根本沒有這個情況，執政黨共產黨不會隨便逮捕人，我們知識界對暴亂的看法是一致的。另外政府已對方勵之發出逮捕令，因為他最近一直在散布暴動，他最新的罪刑還未公布。
●李水旺（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
電視台已經有很多消息，這個問題過些時候再談。台灣工商界到大陸投資、台胞來探親都不必擔心，現在抓的這些都是打、砸、搶、削、殺搞社會破壞的人，觸犯法律的人要抓起來。總之，台灣的人不必擔心，一切都恢復正常，兩岸交流和過去一樣進行。
●劉映仙（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
外傳解放軍殺了很多人，其實不是這樣，我們政府電視台、報紙都有報導，我們政府的電視台一向反映真實情況，也有目擊者說明，所以應該相信官方報導。雖然我也有看到國外媒體報導解放軍殺人的鏡頭，但政府的報導是經過調查的。
現在局面基本上是穩定下來了，上禮拜鄧小平同志接見指揮員，中國不會因這件事而影響改革開放政策，整個趨勢不會改變，希望台灣的工商界朋友放心，我們對台灣的經貿政策、投資政策都不會改變。
●林盛中（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團主席)：
電話上不太方便，目前情況不便發表什麼看法。
●吳克泰（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團委員）：
已經報導很多了，我沒什麼可說，不方便說，對不起。
●蔡子民（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現在外面有好多報導，其實那天解放軍沒有壓死一個人，外面傳得太厲害，台灣也有朋友打電話來問我，但事實上不是那個情況。聽說香港也有錄像帶在流傳，根本不是那回事。這一、二天比較穩定下來，陸續有打砸搶的人抓到了，他們的手法很殘忍，把解放軍吊死在天橋上再燒死，那個解放軍拿著槍，但就是活活被人圍起來燒死，民眾都很氣憤。現在逐漸在穩定下來，天安門東西馬路已經都能通行，前陣子遊行時太亂，所以關閉，今天又重新開放了，北京秩序也已經恢復，物質供應也很充足，市民比較悠閒地在逛馬路。有一些暴徒搶了一些槍，晚上出來還可以聽到槍聲，但不嚴重，這些人很快就會被抓到。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包遵信的太太：
不好說，因為現在情勢已經安定下來。現在師高聯、工人自治團體戒嚴指揮部已經下令全部要逮捕，現在知識分子都感到很恐怖，包括包遵信在內處境都很危險，隨時可能被逮捕。
●錢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外面有很多傳聞，都是謠言，目前這裡挺好的，沒什麼事。
●賈亦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在電話上不大好講，而且最近我又害病，很對不起。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9期，作者：童清峰、王杏慶）
一向對政治冷默的香港，這一次面對北京大屠殺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應。（資料照，新新聞）
一向對政治冷默的香港，這一次面對北京大屠殺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應，在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之後，移民浪潮的再現、房地産價格、股價恆生指數的下降……，北京政府多年來在香港培植的基礎，幾乎全部瓦解。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北京政府都可以動用軍隊殺學生和老百姓，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一位觀察家道出了現在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恐懼與不安。
六月四日凌晨開始，香港電視台不斷地插播新聞快報，一幕幕地播放著北京政府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血腥手段，許多市民淚流滿面守著電視機，一想到「九七大限」後自己也要歸這幫人統治，心中更是不寒而慄。
緊接著，各種團體發起的抗議活動、追悼會連日舉行，過去，香港辦示威或抗議活動參加的人數都不多，然而，這一次參與的情況完全不同，香港人自動地從各地方前來參加活動，過去香港人對「國家」觀念非常薄弱，「保釣運動」參加的人少之又少，這次可以稱得上是第一次關心中國的問題。
但是，情緒的悲憤、態度的不滿，並沒有喚來北京政府的任何反應，取而代之的是，北京政府開始逮捕知識分子、學生和工人領袖，「秋後算帳」的情勢愈來愈明顯。
一批在廣州唸書的香港學生已經回到香港，並且要求學校到九月再開課；數位區議員建議香港政府更改市民身分證號碼，以避免市民在支持學運時的簽名遭到北京政府的「秋後算帳」。
再者，近來最熱門的話題則是辦理移民，本來打算移民的人，現在更下定決心，而猶豫不決的人也積極地考慮這個問題，各國駐港領事館最近收到査詢移民簽證的個案特別多。澳州領事館去年每個月平均有五百到五百五十個香港市民申請移民澳州，但這個月特別多，六月十三日一天就有一千七百多個人去索取表格；紐西蘭專員公署接到査詢移民申請的電話，比平時多了五倍有餘；連平常是冷門的移民國家如新加坡，近日來前往領表的人數也增加四到五倍。
六月十一日，香港總督衛奕信爵士也前往倫敦，向英國政府遊說，希望英國政府能慷慨考慮給各類香港人在英國的居留權；另外，香港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爵士和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也將在六月十九或二十日前往倫敦，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外相賀維見面，希望英國政府承擔道義責任，給三百多萬英籍港人英國居留權。
對於經過兩年談判才達成的「中英聯合聲明」，此時也有人提出重擬或擱置的態度，但事實上，「中英聯合聲明」仍然得到尊重和貫徹，是香港人爭取權益的法律依據，擱置只是消極的方式，而重擬須花費一段時間，對香港人並非有利。
在明年初就要定案的基本法也有人提出擱置的構想，更有多位起草委員已經退出，但是，基本法是關係香港在「九七大限」後五十年的根本大法，也是保持香港原有制度的法理依據，此時香港人如果放棄或擱置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更容易讓北京政府在條文中動手腳。一般預料，香港人將會在基本法上爭取更大的自治權，以保護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後的更多權益。
除了上述政治層面上的問題外，香港的經濟生活層面也受到北京「六．四事件」的嚴重影響，香港房地產價格下跌了將近四分之一，恆生股價指數更下降了二十二％；較早前合和及嘉華已經先後取消供股計畫，這個月到期的聯合海外「輪中輪」的集資計畫和豪順物業部分繳款，都難以吸引投資者行使認購權，而在今年到期的新世界發展、百利保、信地等六隻認股證，恐怕有一部分會變成廢紙。
另外，國際投資者也會考慮到香港九七年以後的風險問題，美國AT＆T已經將原先給香港OEM訂單轉給台灣，在大陸的投資計畫也暫時取消，這樣的情況在日後一定會愈來愈多。
目前，最風聲鶴唳的應該是香港左派團體的未來了，《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等親左派報紙，在這兩個月學運報導上不願再當北京政府的傳聲筒，《文匯報》社長李子誦兩度上電視公開表示立場；其他如「香港工會聯合會」等親左團體，對這次聲援學運活動更是不遺餘力；連香港《新華社》分社都有員工加入示威活動。北京政府多年來在香港培植的基礎，幾乎全部瓦解，或許這對香港而言是個正面的反應；但北京政府日前已經開始要求這些機構表態了。
「激情」過後，香港人將要如何走出自己的天空呢？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9期，香港傳真報導。作者：徐青雲）
解放軍也一度喊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口號，但是……。（資料照，美聯社）
突然間，我感到劇烈的疼痛，右腦發昏，我驚叫著，一滴滴的鮮血掉到地面，我知道自己中彈了，接著，背部又是一陣劇痛，像是被比子彈稍大的東西擊中。頭部發熱、背部發麻，生與死，可能就在這一瞬間了……
──香港《百姓半月刊》記者張結鳳採訪「六四事件」經歷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六月十五日下午五點，在香港希雲大廈的《百姓半月刊》雜誌社裡，本刊記者採訪了在北京「六四事件」中受傷的《百姓半月刊》採訪主任張結鳳；她在六月五日從北京回香港後，在醫院做過全身檢査沒有大礙，在右額頭縫了六、七針的傷口也已經拆線，但精神狀況仍呈現倦容。
六月四日凌晨，張結鳳在天安門東側的長安大街上，先是被一顆橡皮子彈擊中額頭，而後背部也被擊中，所幸背部被子彈打到並沒有受傷；為了提供更多北京「六．四事件」的真相，本刊特別採訪傷口尚未痊癒的張結鳳，另外，為了保存張結鳳現場採訪的感受，訪談内容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以下就是張結鳳描述事件前後的經過：
我是五月十八日就到北京進行採訪的，事實上在六月二日木樨地、六月三日六部口已經分別發生過相當嚴重的衝突，也已經有人死傷；六月三日下午，學生在記者會上喊出了學運以來最激烈的口號：「不打倒李鵬政府，中國將走向毀滅。」
三日晚上，也可以說是四日的清晨，許多報社記者都忙著在發稿回報社，我則在北京飯店的露台上觀案情況，根據白天各種訊息顯示，大家都知道這次不是「狼來了」；在露台上看長安大街，東至建國門，西到新華門，人潮來來往往。
大約是十一點快接近十二點時，突然間聽到一聲巨響，有一輛裝甲車從長安大街的西邊迅速往東前進，並且撞倒在街上的路障，裝甲車通過建國門後轉往北方前進；這時候，飯店裡傳來軍隊施放催淚瓦斯、軍人開槍殺人……等消息，在飯店内根本無法了解外面的情況。於是，我、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茱莉亞和另一名香港記者結伴到飯店外了解狀況，另外，為了安全，我們只帶了身分證和一條濕毛巾。
下樓後，我們決定不進入廣場，以防有軍隊「進攻」時沒辦法撤出來，因此，我們停留在天安門東側靠近南池子大街的長安街上，此時，鮮紅色的訊號彈不停地從「毛主席紀念堂」方向發射到空中，也有裝甲車來回在長安街上，一樣是快速地、無視於街上來來往往的群眾。不知何時，同行的香港記者已經「不見了」。
四日凌晨一點十分，又有一輛裝甲車從東開過來，結果在天安門前被路障卡住動彈不得，幾個年輕人手持著木棍爬上車頂，敲開車頂蓋，放火燒車，在裝甲車上的三名軍人逃出來，但卻被群眾包圍毆打，一下子熊熊烈火伸向夜空，天空上的訊號彈更密集了 。
接著，我和茱莉亞站在護城河的圍欄上，整個大街上就如同戰亂般，有幾處著火，人們奔跑著；一點四十五分，西面傳來一連串的槍聲，我無法辨別這是什麼槍聲，也聽不出來槍是朝空中或哪個方向開射？放眼所及都有火光，新華門方向的火似乎最劇烈，可是，我們看不到南面的廣場。
我們兩人又往西前進，並且攀上了華燈的石柱墩旁，人民大會堂的北面站立著數百名的持槍士兵，有群眾說，「剛剛開槍打死人了，」可是，我們沒有看見任何屍體，或許他們是朝天空開槍的。
凌晨二點零五分，我和茱莉亞正想到應該離開這裡，前面的人牆突然散去，群眾開始奔離現場，一隊看不清楚有多少人的鎮暴警察，戴著鋼盔、拿著槍，從西往東整齊地前進，外面也有群眾向我們招手說：「快走、快走啊！」跳下地面後，我只有一個想法，「跑回北京飯店去。」
我們跑過毛澤東像、跑到金水橋時，突然間，我感到劇烈的疼痛、右腦發昏，我驚叫著，一滴滴的鮮血掉到地面，我知道自己中彈了 ，用外套蒙住了頭趴在地上，茱莉亞也跟著我趴下，接著，我的背部又是一陣劇痛，像是被比子彈稍大的東西擊中，我的頭部發熱、背部發麻，生與死，可能就在這一瞬間了。
接著有幾個年輕人扶著我奔向廣場，因為廣場的中央有救護站，我們在混亂的人群中奔跑，好像很快的就到了救護車旁，我是最後一個擠進救護車内的，茱莉亞也勉強擠上了車。沿途不斷地有人拍打車身，希望能再載些受傷的人。
救護車到了北京醫院，我被送進了手術室，醫生為我止血、縫傷口 ，醫生還說，「沒有辦法了，時間急，手術有點粗糙，一定會留下疤痕。但畢竟活下來了。」手術後，茱莉亞在走廊上找到一張長椅讓我躺下來，昏昏沉沉中，我聽到外面密集的槍聲。
「那是些什麼子彈？怎麼一打到人就爆炸？」
「比南京大屠殺更殘暴，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百姓。」
「沒有人性的劊子手。」
「清晨坦克車輾向學生的帳篷，還有學生在裡面睡覺。」……
在半睡半醒之間，我不斷地聽到醫生和受傷學生們的「控訴」。更令人震驚的是：一位高自聯常委跑到醫院來避難，他說軍隊在學生撤退時開槍，學生死了很多，三十八軍因為保護學生，也被後來的二十七軍追殺，掃射結束後，他們在廣場前毁屍滅跡，……。血漬和槍聲盤旋在北京城内。
黎明之前，我聽到護士對醫生說沒有血漿了，不斷有傷者湧入醫院。六月四日整天，我不斷聽到陣陣的槍聲，軍隊射殺路人，掃射居民的消息不斷傳來，北京飯店也傳來軍隊進入記者房間搜査的消息。六月四日就在如此焦慮中渡過。
五日，開始有人到醫院探病，我們也和北京飯店的記者聯繋，香港《文匯報》記者劉銳紹來接我們回飯店；一路上，自行車三三兩兩，焚燬的車輛橫躺著，遠遠望去有不少士兵沿街站立：在北京飯店收拾行李後，登上CA三一〇班機飛回香港。這樣的殘局，哪一天能再回去北京呢？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9期，香港傳真報導。作者：徐青雲）
評估一國軍隊，除武器裝備外，更重要的是民心之向背。（資料照，方仰忠攝）
天安門慘案之後，台海兩岸關係似乎緊張起來，不少入擔心中共會藉武力犯台來平息內部緊張，重新整合內部。這種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完整的30年前六四現場報導，請見 歷史現場／直擊六四》看見歷史的傷口 專題！
當中共派遣大軍血洗天安門廣場後，緊接著又調動軍警在大陸各地搜捕學運領袖，整個中國大陸目前正瀰漫著「紅色恐怖」氣氛。針對這場社會動亂，參謀總長郝柏村特別表示，「台灣應特別注意中共為了轉移目標而向外挑釁犯台」，同時郝柏村也下令三軍立即戒備。
中共是否可能利用這場内部動亂，為了轉移社會不滿的情緒，而悍然在台海製造戰端呢？直到目前為止，由於中共始終未宣布放棄武力犯台的政策，因此不能排除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
客觀比較台海雙方軍隊的武器裝備的話，不可否認的是，國軍確實是不如共軍，不過，不論是打什麼戰爭，正規戰爭也好，革命戰爭也好，硬體配備固然重要，可是軟體建設更不可忽略。什麼是軟體建設呢？那就是民心士氣的問題。換句話說，打任何一場戰爭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能否獲得民心士氣的支持。
以越戰為例，自一九六四年越戰危機升高後，美國開始大舉增兵越南，全面介入越戰，在越戰高峰時，美軍在越南的總兵力達五十六萬之多。越戰前後一共打了十年，戰費高達一千六百億美金。結果，美軍最後不僅師老無功，而且被迫自越不光榮撤軍，這是美國自建國以來第一次遭到的敗仗，另外有一次則是不勝利的戰爭，那就是韓戰，而這兩次戰爭均在亞洲。
當年，美國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超級強權，連蘇聯也得讓個三分，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就是最好的例子。以美國舉世無匹的國力，出動了那麼多的軍隊，使用了最現代化的武器，除了未動用核子武器以外，任何剛出爐的新型武器均派上用場，沒有想到最後竟然栽在一個二、三流國家的手上。對於美國人而言，這簡直是難以面對的事實。
美國為何輸掉了越戰？顯然不是武器裝備的問題，關鍵主要仍是民心士氣的問題。換句話說，美國子弟千里迢迢地越過半個地球，遠征異國，在這個陌生的地域中，參戰的美軍始終在心理上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不知為誰而戰，不知為何而戰，戰到最後的結果，不僅美軍師老兵疲，士無鬥志，而且舉國上下更是普遍衍生著反戰、厭戰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美軍已註定了兵敗的命運。
同樣地，在抗戰勝利後，國共内戰期間，以國軍的美式裝備而言，共軍根本是望塵莫及，結果國軍卻兵敗如山倒，最後導致大陸的失守。當年國軍兵敗的主因，仍然是民心士氣的問題。
反觀八年抗戰，當蘆溝橋事變後，以當時國軍的武器裝備而言，根本就不是日本皇軍的對手，結果中國卻赢得了最後的勝利，關鍵就在於民心士氣的向背。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而激發了民族主義的愛國情緒，舉國上下為了保家衛土 ，而與入侵日軍展開了浴血生死戰，最後終於戰勝了日本。這個實例再度證明，決定戰爭成敗的條件並不是武器裝備優劣的問題。
坦白地說，以中共目前所擁有的軍事實力，若不惜任何犧牲代價，而硬要攻打台灣的話，台灣能否屹立不搖，恐怕是令人感到懷疑的。不過，今天中共若要出兵攻台的話，所涉及的問題層面，不止限於兵力及武器裝備的問題，最重要的關鍵仍是大陸的民心士氣是否支持中共的問題。
綜觀中共統治大陸後至今，除了在五〇年代時期曾在台海挑起兩次軍事衝突危機外，迄今均未再大啟戰端。這兩次台海危機，一次是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期間，在這次危機期間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一江山島的淪陷及大陳島的撤退；另一次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砲戰」。
必須指出的是，從一九四九年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即試圖在短期内出兵解放台灣，不料韓戰的爆發，接著中共大舉派兵參戰，而使中共無暇南顧。韓戰停火後不久，中共隨即在台海製造了第一次軍事危機，然卻無功而退。到了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瘋狂地在大陸推動「三面紅旗」運動的同時，除了發動全民大躍進外，又再掀起了全軍大躍進，冀圖一舉解決台灣問題，以根除心腹大患，因此，毛澤東決定對金門、馬祖發動砲戰。
基本上，這兩次台海軍事危機的背景均與大陸内部的動亂無關。在第一次台海危機期間，當時中共在大陸的聲望相當高，民心士氣的向背對中共是有利的，到了第二次台海危機期間，雖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打擊了五十萬知識分子精英，可是民心士氣對中共仍然是支持的，而且當時的「三面紅旗」運動尚未形成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換句話說，在這兩次台海危機期間，中共提出的戰爭目標主要是打擊「美蔣」勢力，顯然仍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訴求。更何況，五〇年代期間，台海雙方的差距極為有限，所以中共主動挑起的戰端，並未遭到來自内部的阻力。
除了這兩次台海危機以外，由五〇年代到八〇年代期間，中共歷次對外的戰爭莫不打著民族主義的旗幟，如一九五〇至五三年的韓戰、一九六二年中共與印度在喜馬拉雅山的邊境衝突戰爭、一九六九年中共與蘇聯間的珍寶島衝突及一九七九年中共對越南發動的自衛還擊戰等，即是幾個最著名的實例。
在這幾次對外戰爭中，唯一與社會内部動亂有關的就是珍寶島之役，此役可說是中共主動挑起的邊境衝突事件。珍寶島之役的背景與「文革」有關，當時全中國大陸在「文革」戰火捲襲下，整個局勢動盪不安，而毛澤東、林彪為了召開「九大」，不惜在珍寶島製造邊境衝突事件，此一衝突事件幾乎升高到核子戰爭的邊緣，當時蘇聯國防部長葛列契柯（A.A. Grechko）在政治局召開的緊急會議中力主對中共發動核子戰爭，趁機一舉拔除中共的「核子牙」。
可是站在毛澤東、林彪的立場，本來就不準備和蘇聯大打一場，毛、林主要是想利用珍寶島事件，以對外的戰爭來轉移社會内部的不滿，以便產生對抗「蘇修」的民族主義情緒，促使分裂的社會再度整合起來，然後在全民亢奮的「反蘇」、「反修」的高潮中，順利召開「九大」。
那麼，今天中共在面臨北京大屠殺所產生的嚴重社會危機，中共是否可能重施故伎，再度在台海挑起戰爭呢？關於這個問題，主要的關鍵仍在於訴求目標能否激起社會共鳴。換句話說，中共能否提出一個名正言順的戰爭目標，而獲得民心士氣的廣泛支持，以便師出有名。由兩次台海危機到歷次對外戰爭中可以明顯發現，中共一直是以民族主義作為訴求目標。因此，除非中共在民族主義這個問題上能找出發動戰爭的理由，否則中共很難對台動用武力。問題是，台灣並未像福克蘭島一樣，是在帝國主義勢力的佔領下，中共也無法東施效颦，效法阿根廷軍方，以收復故土為名，而打一場民族主義的戰爭。
更何況，台海兩岸在分離四十年後，雙方的差距愈來愈大，任何人都知道台灣比大陸繁榮，也比大陸民主。再加上隨著近年來探親政策的開放，大陸的軍民對於台灣已沒有任何「階級仇恨」，代之而起的是一種羨慕的心理。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很難提出一個能夠激起民心士氣支持，並能產生敵愾同仇情緒的戰爭目標，而出動兵力大舉進犯，這才是中共始終不敢貿然犯台的癥結所在。
有鑑於此，台灣似乎大可不必反應過度，而產生一種莫名的恐共心理，甚至導致了保守勢力的惡性膨脹，反而不利於台灣的民主化。最後必須強調的是，在今後台海競爭中，台灣只有在政治上更民主、經濟上更繁榮、社會上更開放，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也是鞏固台灣安全的唯一保障。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9期，作者：施嘉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