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工殤實錄
被稱為「3K產業」（骯髒、危險、辛苦產業）的傳統製造業，從前由原住民、中年工人辛苦撐起，後來移工取而代之，那些血淋淋的職災也跟著轉移過去，據統計，1年有1500移工在台傷亡，而這僅是檯面上的數字。
危險的工廠每天都在吞噬無助的移工，一個活生生的人被機器切斷手、被機器絞斷頭，每年因此失能、死亡的移工就約莫300人。示意圖，與新聞個案無關。（陳品佑攝）
「大家常說的『吃人勞動市場』是一個概念性的形容，但對我們來說卻是現實，我們看到它怎麼『吃人』、『吃』了什麼地方，血淋淋看到現實坐落在人身上是什麼感覺……」
一個活生生的人是怎麼被「吃」的？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服務13年的陳秀蓮在移工身上見過太多──在陳秀蓮看來，被稱為「3K產業」（骯髒、危險、辛苦產業）的傳統製造業幾乎沒有改變過，從前是由原住民、中年工人撐起這塊最辛苦、職業災害率最高的環境，後來產業快撐不下去了、廠方吶喊「不給外勞就外移」，於是台灣1989年開始引進第一批移工，「把本地弱勢勞工淘汰掉，用更低廉的外勞取而代之。」
原先就是3K的產業，怎可能換一批勞工就前途燦爛？唯一的改變是由年輕、體力充沛的外籍工人代替台灣人成為職災率最高的一群。就如同美國經典電影《絕命終結站》所演示的，名為「職災」的隱形凶手埋伏於工廠之中，設定好傷亡原因、傷亡型態，隨時挑個人填入。
據勞動部統計，在勞檢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的工廠件數，已從2005年的1萬5041件一路降低至2018年的9624件，處分率也從飆破1成收斂至7.91%，接受職業安全訓練人數更是年年上升，2018年已有20萬3144名勞工接受訓練。在此同時，領有勞保的職災千人率亦有明顯改善，本國籍勞工職災千人率從2009年的4.292降低到2019年的2.496，外籍勞工則從6.671降到2.924。
勞動部看似圓滿完成「減災」任務，但若細究「失能」、「死亡」人數，台灣勞工與外籍勞工的差異就出現了──同樣是做工的人，命運有天壤之別，10年來的數據顯示，外籍勞工無論失能、死亡千人率，一直遠高於台灣勞工。
再從請領勞保職災給付的人次來看，外籍勞工申請者年年破千人，光2019年有1502人，其中每年失能、死亡者合計約莫300人，2019年合計有270人，平均每天都有1名外籍勞工發生失能、死亡職災──這不只是「一年有300個移工因為職災失能或死掉了」這樣抽象的形容，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被機器切斷手、被機器絞斷頭這種血淋淋的事件，一年就發生了快300次。
對勞工權益再怎麼鈍感的一般民眾，似乎都不會否認「移工在工廠上班很辛苦、很危險」這樣的字句──細看數據，這一切也確實不是大量社會新聞製造出來的幻覺。
申請勞保職災給付的移工當中，來自製造業的勞工幾乎每年都高達8成以上，若以國籍來區分，發生職災的移工不意外地以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佔前4名。
「產業外勞進來都是25歲上下，這是勞動力最旺盛、最好的時候，但他們成為職災率最高的一群……嚴重職災都發生在外勞身上，失能比例比本勞高、死亡比例也比本勞高。」長期看著移工各種災難的陳秀蓮如此感嘆：「外勞職災普遍是這樣，年紀輕，嚴重程度又高。台灣3大外勞城市桃園、台中、新北的工廠最多、職災率也相對高，我們每次帶外勞去林口長庚，就會看到骨科、整型外科有一堆職災外勞在那邊，我帶一個，旁邊可能就坐兩個給仲介帶著。」
常協助移工職災的法扶律師阿水（化名）說：「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3K的工作都給外勞，危險也就轉嫁到外籍勞工身上……有人說『外勞是台灣人替死鬼』，可能就是這樣來的。」
勞工是怎麼受傷的？攤開勞動部請領勞保職災者的受傷類型，宛如連續殺人案件「犯案手法」的名目就清晰地浮現──被夾、被捲、被切、踩踏、墜落、物體崩塌、火災、爆炸、與高低溫接觸、與有害物質接觸、墜落、被撞。
「與有害物質接觸」一詞看似輕描淡寫，實際狀況卻是觸目驚心。菲律賓年輕女性移工Deserie便是「與有害物質接觸」的犧牲者，因知名科技廠鼎元光電未提供完善防護衣，她在2019年8月遭俗稱「化骨水」的氫氟酸噴濺慘死，年紀輕輕便魂斷台灣。
雖然目前尚無移工資料，但從台灣勞工請領勞保給付資料可見，職災被傷害的部位多為指、手、足、腿、頭、膝、臉顏等處。當「被夾、被捲」的職災類型搭上「手」、「腿」等部位，就是血淋淋的斷手斷腳。
「更不要說，有時候新聞上看到機器把頭捲進去、輾掉。」長期協助移工庇護的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主任汪英達這麼說完，記者轉頭在電腦打上「移工」、「外勞」、「斷頭」、「爆頭」、「工廠」等字詞搜尋，3分鐘以內就找到1則報導，是2019年8月底桃園一名泰籍勞工衣服被傳動軸螺栓勾住、整個人捲入傳動軸斷頭慘死。這一條人命，沒有提供護罩護圍的工廠最後只賠170萬。
職災發生後怎麼辦？汪英達說，當一個移工斷手斷腳，很多出身貧窮家庭的移工容易接受10萬元和解的離譜條件，只為了趕快回到家鄉、至少家人還有一小筆錢可以撐過去。「大部份移工普遍傾向對家鄉親朋好友報喜不報憂。」多數移工是扛著家中經濟壓力而來的，他們只想每月準時寄錢回去、別讓家人擔心、讓家人知道自己過「很好」，給親友看的照片往往是到101參觀自拍、跟台灣認識的同鄉朋友喝酒、唱歌、烤肉，辛苦的那面通常都不會講，即便斷了手，他們牽掛的不是「下半輩子怎麼辦」，而是「沒辦法寄錢回家了」。
若是雇主不願通報職災，移工出了事便什麼都拿不到，頂多看雇主是否願意施捨個10萬元紅包；危險的工廠幾乎不會被勞動部、地方勞工局發現，危險依然在那裡，等著咬住下一個受害者。監委王幼玲、王美玉2020年5月發布「移工職災失能死亡率高於本勞2倍」調查報告時，便詢問勞動部，職災後擔心被遣返不敢就醫的移工、醫療期間就被遣返的移工，有無統計數據？勞動部沒有這數據，但表示，職災移工若碰上雇主不通報，可以打1955求助。
那麼實際上有多少職災移工打了1955求救？根據勞動部統計，2019年的4萬5471件申訴案裡，只有167件是關於職災事項。是真的只有167個移工發生職災以後老闆不賠、仲介不理才求救，還是167這數字以外有更多無法掌握的黑數？這一題，勞動部暫時無法給出答案。
每當殺人案件判決結果不符民意，民眾總會高呼「恐龍法官」，質疑「殺人免死」、「受害者的人權在哪裡」，然而當受害者成了斷手、斷腳、斷頭的東南亞移工，因工廠失誤斷送一生甚至直接送命，善良民眾的反應卻是出乎意料地平淡，頂多一邊哀悼一邊說「這是意外」。
是意外，還是被害？是疏失，還是累犯的蓄意？時常撲向移工的「絕命終結站」何時能告終，在勞動部更積極掌握職災黑數、雇主更用心改善工作環境之前，恐怕還遙遙無期。
「職業災害」一語台灣人常說，卻很少有人真正見過那是什麼模樣，而對飄洋過海來打拚的移工來說，這是日常...。示意圖，與新聞個案無關。（陳品佑攝）
「機械本身如果有問題，一旦發生狀況勞工是無法應付的，事故常常就是在那零點幾秒就發生了……」
一個工廠疏失會帶來怎樣的悲劇，長期協助安置移工的汪英達看過太多手被切掉的廠工，印象深刻的還有燒傷：「那個越南移工因為工廠燃料爆炸，燒燙傷、全身像木乃伊一樣包起來，公司就算知道他受到這麼大的傷害，卻連沒付的薪水都還要跟他打官司──這人一輩子都被毀了耶！他要穿防護衣、顏面全毀、還要承受異樣眼光，他每天都很痛，痛得要死……」
台灣人常說「職業災害」，卻少有人真正見過那是什麼模樣，但對飄洋過海來打拚的移工來說，這是日常──他們撐起台灣人最不願意做的工作、疲憊得全身發疼，更要面臨每分每秒宛若「隨機殺人」一般襲來的職災，頭顱捲入傳動軸斷頭死、全身捲入麵粉機傷重死、玻璃剜掉手臂大塊肉、資源回收廠機械軋斷腿，這些都真實的發生過。
越南爸爸阿重與阿河的遭遇，便是異鄉人在台灣罹災的縮影之一──他們壓下思念家人的苦楚、忍受遠低於台灣勞工的薪資日夜拚搏，卻在某個零點幾秒間被機器斬下肢體，徹底改變一生。
採訪阿重與阿河這天約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辦公室，略通中文的阿重擔綱翻譯，氣氛沉默，殘了的手掌與手臂難以忽視，不說話時，殘肢也依然發出沉重的控訴。
阿重與阿河出身越南的貧窮鄉鎮，為了養活妻子與孩子來台灣工作，阿河是第一次來就出事，阿重是第二次。當年阿重聽仲介說公司有加班費、雇主很好、有宿舍、有供餐，來台灣卻發現一切都跟仲介說的不一樣，沒有加班費、宿舍又髒又沒冷氣、薪水只有2萬3千元，為了養家他沒有選擇，結束一份合約之後再來一次──誰知道，再來就連手都沒了。
阿重的手是被沖床機軋斷的。他說機台很可怕、又快又重，雇主沒有教什麼安全注意事項，只請一個越南人教他怎麼做產品。雖然機台裡設有安全裝置，手掌誤入機器應該要停下來的，但工廠覺得機器走走停停太妨礙生產速度、關掉了，他一不留神手伸進去就被壓爛──試著拿園藝剪刀剪掉一塊指頭肉，一般人恐怕誰也做不到，但阿重就在一瞬間面臨比剪掉指頭肉嚴重數十倍的劇痛。
是不幸中的萬幸、亦是萬幸中的不幸，阿重的手似乎還有救，他持續在醫院復健，但過程又是一趟難以想像的煎熬。最初是把手埋在肚子裡長肉、無法自由活動，接著要面臨漫長而疼痛的復健歷程──TIWA研究員陳秀蓮解說，復建還是會痛，「會勉強你已經硬掉的肌肉的筋要拉開，要把硬掉那些神經跟筋絡組織再拉鬆，這不是坐在那邊就過去，他要面對的，是一個不知道有沒有盡頭跟效果的事情……」
阿河面臨的，則是更為直接的血淋淋。問起受傷當下狀況，阿河安靜打開手機、滑一下，就精確地找到那一天的照片──他蹲在地上，原先完整的手臂被斬成3截，只能靠著一束束鮮紅肌肉、皮膚勉強連接著才沒直接墜地。這照片沒有聲音，但一看畫面，嚎叫聲好像就要響起，阿河在骨與肉都被斬成3截的情況下請同鄉幫忙拍下截肢前最後影像，那些曾是他的「手」的存在。
「後來一直做惡夢，看到機器會很怕，白天聽到機器的聲音也會嚇到……」阿重慢慢替阿河翻譯出斷肢後的日子。一旁的陳秀蓮又補充，阿河到現在還有「幻肢症」，即便斷成好幾截的手已經不在，大腦依然會覺得那一片血肉還在，隨時處在手臂骨與肉被斬斷當下的疼痛裡──然而，當阿重與阿河向老闆求償，一個在土城、一個在南崁，不同的老闆卻說了一樣的話：是你們的錯，是你們不小心。
阿重跟阿河會受傷，真的是因為「不小心」嗎？從2007年加入TIWA一路為移工發聲至今的陳秀蓮，看見的最大問題之一是：「外勞職災，通常發生在雇主對速度、產量的要求。」
陳秀蓮曾協助過被玻璃剜掉手臂一大塊肉的移工，他們搬運大型巴士擋風玻璃，過程理論上應該戴著長度到短袖袖口的長手套、做足保護，但因為雇主求「快」，會影響工作速度的長手套掛在牆上，勞工被命令只能戴短手套，有次玻璃在搬運過程中碎了，勞工的整塊肉就被割下來。這起職災賠償案件開庭時，雇主一直聲稱工廠有提供長手套，但工人這邊很清楚「戴長手套會被罵」，最後TIWA只好突襲工廠偷拍取證──即便有人的手被割掉整塊肉，這工廠還是逼員工只能戴短手套。
速度越快就可以做出越多產品、拉高產量，大部份工人為了表現「優良」以爭取賺加班費的機會，以加速償還仲介費債務，他們會很拚命，但當雇主為了速度犧牲安全，災難就會發生──陳秀蓮可以說的案例太多了，漁工穿救生衣會妨礙行動、撈漁獲會變慢，所以不准穿；工廠車床安全裝置偵測到手就會停掉，雇主乾脆關掉；資源回收廠壓扁回收物的巨大機器也有安全裝置、用踏板防止工人誤入，但一樣因為速度被拆掉，有個工人剛好放回收物進去、來不及閃，他的腳就被壓斷了。
職前訓練也是一大問題，陳秀蓮碰過的職災移工來台灣前大多未被告知工作危險性，仲介說得天花亂墜，都是工作3年可以回鄉、回去有錢蓋房子、在台灣可以交很多朋友──「但到了以後可能發現宿舍跟鬼屋一樣，機器很恐怖還24小時運作，或像電子工廠照片是生產線漂漂亮亮，真正接觸到的危險物質你不會知道──如果你要來台灣工作，我跟你說這工廠有氫氟酸（俗稱「化骨水」）、碰到很快就會死喔，你可能也不想來吧？」資方需要的是移工快速上工，許多該說的注意事項就這麼忽略了。
當移工不諳中文、看不懂機器警告與化學藥劑標示，當雇主便宜行事、疏於職安訓練，付出的代價很可能就是一條人命，而由於勞工來自不同地方，使用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台灣等諸多語言，也難以聯繫起來組工會要求雇主改善老舊機器，這些都是陳秀蓮看到的實際狀況。
給勞工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絕對是雇主的責任，法扶律師林靜文端出熟透的《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只是林靜文也很清楚這事很多雇主沒做到，所謂「勞教」可能就是把一堆工人叫過來講一小時再簽個名，至於防護用具，就連台灣勞工都有階級之分，正職員工可能有完整一套、派遣勞工就隨便一件、其他自備，林靜文曾於法庭上主張工廠圍裙不夠，雇主卻推給勞工，怪他「不把自己的防護做好」。
機台也可能會有問題，疏於檢查維修的高速沉重器械常變成「血滴子」。林靜文曾碰過某工廠廢料桶開口螺絲鬆脫、還未完全融解的熱燙半液體物飛濺灼傷勞工，甚至連餐飲服務業都不見得安全，業界有個案子是餐館服務生探頭觀看運送餐點的「菜梯」，未料這小電梯疏於維修壞了，急速落下的箱體就這麼夾斷他的頭。
「勞工通常不會知道機械應該要有什麼防護措施。我曾經聽一位外籍勞工說，他看到同事發生職災後覺得太可怕了，就離開原來的工廠……很可能，這位勞工在看到別人發生職業災害的時候才知道機械出了什麼問題──機械本身如果有問題，發生狀況是勞工無法應付的，事故常常就是在那零點幾秒就發生了……」協助移工的法扶律師阿水（化名）這麼說。
阿水說，每家工廠機器都不太一樣、製程也不一樣，如何教育移工、落實教育內容都是問題，但移工與本勞最大差異是「語言」，要讓移工聽得懂必須找翻譯講師、需要成本，最便宜的作法就是找移工同鄉「我怎麼做，你就跟著我怎麼做」，但這樣可能教到有效率卻不安全的作法，甚至可能讓印尼籍教越南籍，究竟有沒有聽懂、有沒有教對，沒有人真的實際確認。
各種訓練漏洞，仲介也很清楚。移工仲介阿勝（化名）說，雇主有無落實職前教育可從工業區來分，若是新竹工業區、高雄科工區有受國外稽核的，基本上有一定規模，工作手冊甚至可以做雙語，但若是傳產工業區，「就真的幾乎沒有教，就是『手把手』。」
傳統產業的「手把手」教學就是師傅教徒弟，差別是現在徒弟變外籍、來自東南亞各國，阿勝曾安排翻譯老師過去，但師傅卻覺得「多個人在那很礙事」，有時還會向仲介抗議，但翻譯老師還是必須存在的，必須用外勞的母語說明哪邊危險──儘管如此，阿勝也說，一定會漏教。
「師傅沒做到那邊不會想啊，而且你去看傳產工業區，很多師傅都不戴安全帽。他會想說我做徒弟的時候就這樣了，但他忘記這是30年後、不是30年前，但即便出事，他會覺得這叫『意外』。」阿勝說，這就像騎機車要戴安全帽法令初上路，民眾在過渡期當然不想戴，直到被罰500元才想到要戴；至於宛如車禍的職災，台灣人跟外國人都一樣：「他們都認為我沒那麼衰、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阿勝看過有些工廠會直接把血淋淋的斷手斷腳照片給工人看，讓他們知道「你的工作風險就這樣」，但她認為最關鍵的還是工廠風氣：「工人第一個月一定會去注意大家怎麼去工作，如果本勞本來就很謹慎，一步步照工廠規定做，外籍勞工就容易跟著謹慎──但如果本勞也是無要無緊，外籍勞工就會跟著疏忽了。」
職災不斷發生，勞動部到底在幹嘛？監察委員王幼玲、王美玉今（2020）年5月發布的調查報告，便清楚指出勞動部對於「減災」的大量迷思。經濟部在2月希望彰濱工業區可以開放「產業外勞外展計畫」，讓有需要的產區可以派遣外勞救缺工，勞動部點頭了，王幼玲於5月的記者會上就提醒勞動部，不同產業類型工廠需要的訓練不同，不同語言的移工要上手有難度，這政策恐怕會造成更多災難：「我們現在已看到移工職災失能率為本勞2倍，我們不希望往後移工死亡率又增加，這是非常有問題的政策。」但到6月初，草案出來了。
王幼玲與王美玉曾赴印尼的仲介公司訓練場所考察，此地雖然有教堆高機、沖床，但王幼玲表示，台灣工廠形態很多、印尼母國沒辦法全教。至於下飛機以後如何宣導職業安全，勞動部雖函復有加強職災宣導、2018年編印4國文宣品2萬份，王幼玲與王美玉看見的問題是製造業移工在台已有43萬人，這2萬份文宣的數量、發放時機、場合似乎都有待檢討，甚至關於移工入境時發放的「外籍勞工在台工作須知」，上面對職業災害的提醒也就簡單一點：「您與一般勞工一樣，在工作場所工作，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提供必要的安全衛生保障……」
職業訓練的漏洞、缺乏移工母語教學與標示、工廠為「求快」關掉安全裝置等情事，王幼玲與王美玉也很清楚。王幼玲說，履勘時看到好幾個機台只有標示中文與英文注意事項，移工不一定看得懂，即便工廠的教學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規定之內容與時數，如果沒有適當的教材與正確的翻譯，也難以落實。
對於這些人禍，勞動部雖以勞保職災千人率作為「減災」指標，然而監委也提醒，這些都是勞保給付資料，沒有投保勞保的工人發生職災不會被計入，甚至有勞保的職災者在申請給付時碰到很多阻礙、或是根本不知道可以申請，這數據顯然嚴重低估實際的職災發生狀況，勞動部不該以此自滿。
最嚴重的是，勞動部對工廠的監督其實沒有明顯成效，雖然勞檢覆蓋率受限人力難以大幅提升、還有很多工廠沒被檢查到，但即便是已檢查到的也有漏洞。王美玉說，有些工廠雖被列入「專案輔導」，但勞動部沒有追蹤後續成效，這次調查走訪的桃園某工廠之前就被勞動部檢查過5次、5次都列專案輔導，沒想到當監委一來又發現一次「潛在重大危險」，後來勞動部也再度開罰。
勞動部雖然努力減災，但勞檢有疏忽、職災未完全掌握，也沒有以移工為主體減災，王幼玲、王美玉再三強調「語言」的特殊性，如果沒有母語告示，移工甚至不會知道自己待的房間堆滿化學溶劑，隨時可能燃燒，極端危險。
每個來到台灣的移工背後故事或許正如美秀集團《做事人》一曲所唱：「飄洋過海，只係為著給一寡錢寄轉去厝裡。」沒有人想過自己會斷手、也沒有人應該斷手，但該如何避免悲劇，一切似乎不能單純倚靠工廠的「良心」。就如仲介阿勝所言，有些師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安全觀念危險，只想著「我做徒弟的時候就這樣了」。
當工廠為了加快生產速度禁止勞工戴上「礙事」的手套、為節省成本不去維修升級機器安全裝置、疏忽了職前訓練與工廠安全告示該有移工母語，誰來監督？顯然是勞動部與地方勞工局──然而，當受過勞動部5次專案輔導的工廠都還能被監委發現「潛在重大危險」，有更多的「潛在重大危險」將形同永遠無法落網的隱形殺人慣犯，持續埋伏於工廠、等著撲向下一個受害者。
「我來台灣本來是兩個手，你看，我現在變這樣子了……」上班上到手臂被機器斬斷，老闆卻說是你的錯、拿著10萬元要你立刻和解別提告，這般台灣人很難接受的條件，是移工在台灣受傷後的日常...。（蔡親傑攝）
「我發現很無助，體制上對移工真的很不公平，要協助他們要花很大力氣、光要判定職災職業病要來回跑好幾次醫院──這還是很少數有機會、有管道接觸到我們的移工，大部份沒有接觸到的，根本沒有辦法救他……」
上班上到手臂被機器斬斷，老闆卻說是你的錯，拿著10萬元要你立刻和解別提告──這般台灣人很難接受的條件，對職災移工而言卻絕非特例。10萬買下一隻斷手、要勞工滾回家鄉，多年來協助受傷移工的汪英達與陳秀蓮聽過太多，甚至有太多還來不及聽到、來不及拯救的。
如今台灣雖將「外勞」一語正名為「移工」，現實卻是他們依然被視為「外」，是「勞」而非「人」──當一個外來的勞動力在台灣被機器輾斷了手，雇主視其為「報廢品」、難以理解為什麼要幫他們醫治還要付薪水，民眾難以理解一隻手再也不能用如何改變一個人的一生、甚至直批「死要錢」，即便移工決心留在台灣打訴訟求償，流程長達2至3年，漫長期間該如何抱著斷手在異地生活、忍受見不到家人的煎熬亦是一大問題，越南移工阿河與阿重斷手之後歷經的苦難，便是其中一個典型。
台灣雖有勞工局、有1955專線供移工求助，來自越南的阿重與阿河斷手之後卻輾轉求助移工團體，包括人稱「阮神父」的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主任阮文雄、長期安置協助移工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TIWA研究員陳秀蓮說，其實他們常被仲介說是「愛找麻煩的人權團體」，但所謂「麻煩」，又是怎麼來的？
問起老闆有沒有幫忙，阿重記得剛受傷時老闆有帶他去醫院，但後來都不管、說去找仲介，回診時阿重打電話找仲介，仲介卻說帶他去醫院一次要收500元，「如果要500我不要了，我受傷，我沒有錢。」至於阿河，住院時老闆叫一個中國人去照顧他，但僅住院4天就回宿舍：「就一個人，老闆只叫一個越南人早上下午休息30分鐘幫他煮飯，換藥洗傷口、洗澡、換衣服，都要自己來……」
當阿重跟阿河受傷，老闆不理，當他們出院，老闆更是逃避負起該負的責任。當阿重跟老闆談，老闆卻說「都是你的錯」，當阿重住進安置中心要跟老闆打官司，老闆一開始說不賠，上法院又說只給16萬──陳秀蓮補充，經律師計算，阿重該得到的賠償是288萬，包括精神賠償、33歲手受傷到退休65歲這麼多年都無法順利工作的損失。關於賠償這塊有很多不同算法，有些雇主還會堅持移工依法只能在台灣工作12年，不能算到65歲。
故鄉再怎麼貧窮，賠10萬差不多等於只賠5個月的薪水，這點越南人不會不懂。當老闆喊出價碼，斷了手掌的阿重直接回：「太少，我手已經沒辦法回去上班了！」斷了手臂的阿河也知道太少，他要老闆看著他剩下的一小截殘肢：「我來台灣本來是兩個手，你看我現在變這樣子了……」
唯一剩下的保障，是《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2款規定，當勞工遭遇職業災害而致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時，雇主必須給予工資補償。阿重受傷時合約尚未到期，老闆確實有責任付他薪水，只是陳秀蓮也說廠方通常難以理解法規，常會問：「你不工作，為什麼我還要付你薪水？」那段日子老闆一直叫阿重回去工作，但他對機台已充滿恐懼、也無法搬重物。
至於阿河，老闆的喊價從16萬到50萬、再到115萬，還是沒到他的底線。雖然律師算說至少該賠600萬以上，但等了兩年阿河已經很累了，一個人在台灣沒辦法照顧家人、沒收入也很難寄錢回去，阿重說：「爸爸、媽媽跟老婆很想叫我們回去，他老婆說兩年沒回去要跟他分手，等很久了，他老婆自己在照顧兩個小孩，很難……他手還痛，晚上到3點4點沒辦法睡覺，因為害怕……」
「現在，我們就想回越南，希望可以看爸爸、媽媽、老婆、小孩。」
2020年4月再次造訪TIWA時，阿河已經無奈接受老闆開的價碼回去越南了，阿重則還在堅持。從16萬變成100多萬，局外人看來可能會覺得阿河贏了，但漫長兩年間一個人抱著殘肢在台灣生活、不知要等到何時的煎熬，少有人知，阿重也還在面對。
在主要協助台灣在地勞工的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林靜文看來，本勞確實有相對豐富的資源，「比較會主張自己的權利，比較不會跟雇主妥協，就我們處理職災跟勞資爭議的案子，他們好像都很清楚自己權益，看要找律師協調還是要告僱主。」
但移工卻不是如此。常協助移工職災案的法扶律師阿水（化名）說，去談法律已是很後段的事了，要等移工的傷比較穩定時才會談雇主責任，而在前面送醫、復健、療養的過程，雇主會想試著跟移工和解，如果和解金額很低，例如斷手只賠10萬，即便後來當事移工進入狀況，和解書已經簽了就很難回頭，除非有具體事證可以證明他受騙，才可能推翻。至於要打訴訟的，目前法扶可以接到的移工職災案件仍以人權團體轉介為主。
至於人權團體怎麼接到案件的？TIWA研究員陳秀蓮說，第一時間求援往往不是來自當事人：「外勞申訴案很難，你永遠無法得到一手消息，我總是聽到誰誰誰說『我有個朋友手斷掉了，該怎麼幫他』，可能說是他阿姨的同學的小孩、可能是臉書同鄉群組看到、網路上看到，有個人可能傳影片說他現在躺在醫院很可憐、手斷了、腳斷了，這時候我們就要透過通譯發訊息給傳這影片的人……很多職災要透過隔壁床、社工或是他朋友。」
陳秀蓮碰過的職災移工，90%事發當下雇主都沒打算通報職災，雇主通常會說他自己不小心，會叫仲介帶他去看醫生、醫藥費自己付，甚至像阿重的仲介一樣說看一次醫生要收500元服務費。在這過程中工人會慢慢發現事情不對勁，如果嚴重到失能也會開始困惑：我能不能留在台灣？誰可以陪我去醫院？這時才會意識到要找人幫忙，才會透過朋友詢問。
移工發生職災後要求助最困難的就是「語言」，陳秀蓮說，移工無法跟本勞一樣知道可以去找哪個律師，即便知道法扶，也可能受限於上班時間難以接近，就算知道求助方法，職災發生當下可能連電話都無法打──就像TIWA協助的一名燒傷移工，在醫院做兩次植皮手術，痛到連上廁所都要按緊急服務鈴，怎麼打電話？
第一時間移工最擔心的還是醫療問題，一個異鄉人在台灣可能就連看醫生都需要人陪伴，這時陪伴的仲介便可能提出一些離譜的和解方案，陳秀蓮說：「他會拿個很便宜的錢要你回去，勸你說你在這也不能工作啊、身邊沒人照顧你，不然你先回國……他在醫院和所有人都無法溝通，可能會在孤立狀況下接受那些條件，『我回菲律賓好了，至少還有家人。』」曾有個女工手斷了、仲介給10萬元要她簽和解書，那時剛好隔壁床看護工是TIWA協助的印尼人才能當下阻止她，若簽下去就有法律效力，一切就來不及了、很難翻案。
即便勞動部有「職災個管員」協助受災勞工，大部份能用到這項服務的還是台灣人，陳秀蓮也深知職災個管員人數非常少，遠遠不及所需。多數移工主要還是透過人權團體去處理賠償問題，但上了調解庭或法庭，又是另個煎熬。
說起「10萬元換一隻斷手」這事，投身勞工運動多年、如今在桃園市群眾協會協助安置庇護移工的汪英達很有感，他看過太多移工接受這種條件，對此他深感無力：「當他失去部份工作能力或殘障，雇主會給他一筆錢請他回去，可能5萬、10萬──這對東南亞移工來說已經是天文數字了，他們很多會接受，但真的依《勞基法》計算，他們能拿到的遠高於此。」
依《勞基法》規定，當移工發生職災但契約未到期時，在安置期間，雇主不能解雇還必須付薪水，但汪英達也記得過去參與一場在宜蘭縣勞工局協調的印尼漁工職災案，當事人手骨折打鋼釘，雇主堅持要把移工送回去。勞工局其實支持協會開的條件，包括安置1年醫治、雇主照付薪水、待動手術取出鋼釘後再看要回漁船工作或轉換雇主，沒想到雇主開始喊價：「10萬夠嗎？還是11萬？」
協會在協調過程中急喊暫停，把移工帶出去勸說：「你還可以在這邊有薪水，還可以治好繼續工作，一個月還有2萬。」但移工聽到10萬就同意了。汪英達嘆：「我們後來聽說印尼那邊治手的費用也要10萬，他可能回去就不會治療了，就這樣帶著那打鋼釘的手生活下去……他們當然會希望能夠賠，但仲介不一定給他很正確的資訊，可能就是老闆要fire他、給他一筆錢要回去，很少會想到法律上是可以留下來治療好再回國……」
在不清楚法令的情況下，職災移工很容易接受10萬元的離譜條件，家鄉的沉重經濟壓力更是最後一擊。汪英達說，「他可能不是真的覺得這錢可以，只是家裡有人需要一筆錢，可能是哥哥死了要幫忙養小孩、付學費，當家裡有經濟需求、你沒錢了、未來工作也不一定能找，就先拿再說，我拿個10萬、20萬回去，家裡至少有錢……移工多數有貧窮處境，所以很容易接受這樣條件，但以法令來說，這是微不足道的數字。」
就是即便再三向移工解釋應有的權利，移工也時常就是拿一筆錢回去，這筆錢一下子就花完了，汪英達深感挫折：「他的傷跟病都還沒治好，很難找工作，影響他之後大半輩子家庭生活、經濟收入──這是永久的影響，你這隻手斷了，家庭以後就陷入愁雲慘霧了，斷隻手回去不可能進到任何地方工作，只能當個小販賣吃的勉強餬口，或沿街賣東西……」
「我會發現很無助，體制上對移工真的很不公平，要協助他們要花很大力氣、光要判定職災職業病要來回跑好幾次醫院，這還是很少數有機會有管道接觸到我們的移工，大部份沒有接觸到的，根本沒有辦法救他。」汪英達嘆。
調解不成，就是上法院，然而陳秀蓮也說：「大部份法官同情工人、理解工人狀況，但仍有少數法官問話常有預設立場：是不是你不小心？你不戴手套？為什麼要把sensor關掉？」即便移工得以申請到法扶、有免費律師，證明職災的一路上仍是困難重重。
陳秀蓮碰過一個案件，是工廠怕機器太熱，廠方擅自拉了一堆電風扇來吹風降溫，致使滿地電線絆倒移工、摔斷手肘──以工廠安全來說，地面是不該有電線的，但當雇主隨口說出「外勞會怕熱，自己開電扇」這種話時，陳秀蓮說：「有些沒sense的法官，還真的相信你怕熱、你自己要吹電風扇、你不能怪雇主。」
陳秀蓮也遇過玻璃廠移工因為戴長手套會影響工作速度、被雇主禁止戴手套、最後不幸被巴士擋風玻璃剜掉手臂一大塊肉的案件，移工不是法律人，往往會在法庭上據實以答「我們平常沒戴手套」，對移工處境沒有敏感度的法官就會想「是你自己沒戴手套啊」，不會去思考「為什麼不戴」。通譯更是一大關鍵，TIWA總是堅持帶自己的通譯陪開庭，就是為了避免狀況被曲解。
即便走到職災賠償，極為現實的算式也讓移工難堪：「那好像是你去市場買豬肉，看要買五花肉還是松阪肉，用你身體功能做區別，拇指多少錢、小指多少錢，以前更不合理是還有分左右手……對工人來說，我已經要面對我身體變成這樣子了，那成本不是來算的，我後續生活重建可能也沒有被計算。」
職業災害往往是毀人一生的災難，移工要面對的是從發生職災起到65歲退休都再無工作可能，只是陳秀蓮也說，有些雇主會堅持「外勞依法只能在台灣待12年」、要用12年剩餘年限去算，討價還價，就是很難坦然認錯。
移工或家屬爭取賠償常被批評「死要錢」，陳秀蓮對此非常憤慨：「要錢有什麼錯？你怎麼賠他？斷手、斷腳、灼傷，這些生理上的傷害已經無法回復了，職災賠錢很正常，但當這人是外勞，好像就會被貼上『死要錢』的標籤，底層工人來要這錢，就會開始被批評、污名、懷疑……」
說起陪伴職災移工最辛苦的事，陳秀蓮說，是看著「吃人勞動市場」血淋淋加諸在一個人身上是什麼感覺──她看過一個年輕女性移工沒有右手了，醫生希望移工不要抱著宛如「小叮噹」的手掌活下去，便把手埋到肚子裡長肉、拉出來、再切成手指，這過程裡移工一個月都必須叉腰過活；還有一個工人手神經斷了，要拿腳的神經出來接到手上，那是手也痛、腳也痛，陪伴者也必須時時刻刻面對這種衝擊。
「大家都知道這些難受的事，但我們要更用力在別的地方。」陳秀蓮說。
該用力在什麼地方呢？移工發生職災當下雇主不通報、在病房孤立無援、法官不了解底層勞工處境、通譯無法精確傳達證詞、訴訟漫長造成家鄉親人生計困難、明明斷了手卻承受「死要錢」社會眼光，這些皆是讓職災移工求償路上艱辛無比的原因，這些問題若未能拆除，失能移工在台灣失去的恐怕不只有手腳，還有對人的信任。
還有數不清的移工不在《勞基法》的保護傘內，一旦意外發生，也只能自求多福。示意圖，與新聞個案無關。（陳品佑攝）
「如果真的有心想規避《勞基法》，他自成一格管理公司，沒人通報勞動部、勞工局的時候，你哪知道有什麼招數？」
移工在台灣死傷似乎已成再常見不過的新聞，據勞動部統計，每年均有逾千名移工請領勞保職災給付，2019年即有1502人斷指殘肢甚至丟失性命──但受傷的，真的只有這些人嗎？
除了檯面上的數字外，還有更多被「漏接」的無助移工，來自印尼的Wiwin便是其中之一。她做的是豆皮工廠、身份卻被仲介變成不受《勞基法》保障的看護工，工作期間發生任何意外都無法受勞保保障；更甚者，即便她有勞保，但當她工作到皮膚潰爛，也不符職災「傷病給付」的請領資格。當雇主刻意規避法規、不願通報職災，真正在台灣受害的移工，便成了難以想像的巨大黑數。
Wiwin年約20歲，眼睛圓圓、笑起來很甜，與一般扛著沉重經濟壓力來台做工的同鄉不同，她是單純懷抱著「來台灣看看」的夢想申請工作，但與記者碰面時，談的卻是夢碎台灣的故事──她的世界後來只剩下雲林某豆皮工廠，剩下累到病倒、手臂被噴濺潰爛的日常。
Wiwin從高中畢業後就想去國外工作，最初想去韓國，但無法通過考試，便在雅加達擔任警衛一段時間，收入算過得去。後來表哥要到台灣當廠工，Wiwin陪他跑仲介流程，才知道女生到台灣不一定只能做看護工，便有了新目標：「哥哥也沒來過台灣，但從牛頭（仲介）說的話覺得台灣很漂亮很好。」
仲介向Wiwin介紹台灣的豆皮工廠，說上班時間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超時就給加班費──Wiwin跟家人商量，爸爸典當種水稻與紅蔥頭的田地支持女兒，付了近5萬台幣的仲介費，合約載明「豆腐皮工廠」，Wiwin就來到台灣。
只是，從下飛機開始就覺得哪裡怪怪的。等待體檢的宿舍好髒好擠、小小空間塞滿印尼同鄉、睡覺時腳還會踢到別人的頭，當台灣仲介說Wiwin的工作是「照顧阿嬤」，她更是一頭霧水──原來是因為合法廠工要走《勞基法》，基本工資與加班費對雇主來說太貴，仲介便以看護工名義申請，月薪節省到1萬7100元，Wiwin以「照顧阿嬤」的名義到豆皮工廠上班，這是「許可外工作」，並不合法，但仲介不准她說出去。
「當初在那邊講的，跟在這裡做的都不一樣，感覺被欺騙了……」不只合約造假，原先印尼仲介說的工作也不意外地是假的──工作時間從「早8晚5」變成清晨4、5點起床、凌晨11、12點下班，加班費沒有，連休假也沒有，能放假的只有台灣同事，印尼來的Wiwin放假要被扣錢。
Wiwin向仲介抗議過，但仲介說不做就只能回印尼，Wiwin想起爸爸媽媽為了支持自己而積欠的債務，只能繼續工作還債──然而，有些事不是靠「忍耐」就能克服的，後來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專職通譯莉莉對Wiwin的第一印象，就是一雙爛掉的手。
「以前好恐怖，她的手！」問起這份工作的危險性，莉莉比了個圓圈代表Wiwin以前手臂的燙傷、滿滿50元銅板大小，Wiwin則挽起袖子指著自己手臂說：「以前不是現在這樣的，一塊一塊、會黏住皮、會破水泡，做豆皮的豆漿一直滾，就會被噴到，推那個豆皮的推車會輾到腳，輾到指甲都掉了……」
問起老闆是否有教過什麼、有沒有安全相關訓練，Wiwin秒回：「全部都沒有教。」只有一個印尼的同鄉工人來帶過一次，簡單示範豆皮怎麼做、工作完了這邊那邊要掃、早上幾點要起床，就這樣，「也沒跟我說幾點下班。」
那老闆做了什麼？「他生氣的時候會丟桶子，被唸比工作還累，沒有想要加油的心、沒有很想很努力工作……一直唸唸唸會更多做錯，如果做太快的話豆皮拿起來會破掉，拿去丟又會被他罵──做快會NG、做慢也會被罵……」
工廠處處是滾燙沸騰的豆漿，不能停火、豆漿會壞，Wiwin在這樣的環境裡拚命拾起豆皮再送去烘烤，沸騰豆漿噴上來手臂的燙傷永遠都好不了，推送巨量豆皮的鐵推車忙中有錯就會輾到腳，一位印尼同鄉的指甲也是爛掉的。
工廠沒有準備任何手套、護具給工人，雖說滾燙豆漿要燙傷誰並不會挑國籍，台灣人被噴到一樣會長水泡，但台灣同事會去買袖套跟手套來保護自己，Wiwin則是一個完全不會說中文的外國人，工廠又在一片田中央的偏遠地區，要去哪買？沒休假，怎麼去買？
「工作環境是這樣，一定會受傷，其他人也會受傷，但沒有我嚴重，我工作時間又比較長。」Wiwin說，工作就是一直碰水，連讓傷口復原的時間都沒有，「工作會到半夜，如果單太大還會做到2點，如果冬天量很大，有時候都沒辦法睡覺，每天早上4、5點就要上班，沒有睡覺會死掉……」
就算Wiwin真的是符合《勞基法》保障的勞工，她也不符勞保傷病給付資格請領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得請領職業傷病補償費。」她受了傷，卻沒有因此被允許停止工作，更沒有所謂「治療」，只能自己忍受疲憊與疼痛到無法再撐、到不得不尋求移工團體安置庇護的時候。
香香甜甜的豆皮、吸飽火鍋高湯很鮮很好吃的豆皮，背後是一個印尼女孩爛掉的皮。Wiwin還是喜歡吃豆皮，也因為後來受到移工團體TIWA幫助、對台灣印象不全然是壞的，但被問起是否還想再來台灣，Wiwin也只能笑著說：「當然不要啊，我想做的是台灣人、我也喜歡台灣，但，可能沒辦法……」
談起Wiwin被仲介變造合約、不受勞保保障、工作受傷也無法被治療一事，TIWA研究員陳秀蓮、通譯莉莉都深知台灣這邊的仲介顯然有很大的問題。而在資深仲介阿勝（化名）看來，確實仲介在移工團體眼中通常是偏袒雇主、欺壓移工的存在，他也不諱言這行很多「老鼠屎」：「當我盡心盡力替一些工人做事，但如果這些事發生某些仲介的工人身上，他們就是不理。」
Wiwin的看護工身份求救無門是一個問題，在阿勝看來，最無助的還有「非法」移工。一個移工會變成「非法」，可能是因為不堪雇主虐待、或為了盡速賺錢還完巨額仲介費、選擇逃跑所導致，他們以「非法」身份存在於台灣各地工廠與農園，卻也墜入更難被保障的黑洞。阿勝很清楚，若一個工廠裡有「非法」移工、一整個廠區通常都是非法，若有一個非法移工發生職災，別說賠償了，就連醫療也可能被「放生」。
阿勝舉例，某越南移工阿春某天深夜在宿舍突然開始狂吐，檢查後發現是敗血症感染，嚴重到要住加護病房一個月。雖然這並非工作所造成的，阿勝身為仲介，第一時間就叫救護車送醫，因情況危急又趕緊安排轉院，那時是深夜12點，阿勝在醫院一路處理到凌晨6點多才下班，之後再告知工廠發生什麼事、早上9點通知國外仲介告知阿春的家人。
「只要是合法移工，你第一時間會有管道找到他的家人去處理、去溝通──但如果是非法，他到這邊就斷線了，甚至在宿舍那段就斷線了。」阿勝說，如果一個工廠雇用非法移工，通常整個區塊都會是非法移工，一旦就醫被知道身份，就等於告訴政府「我們這邊用了非法移工」，雇主會被罰、整個工廠都會被抄掉，因此非法仲介往往會採取的作法是「斷捨離」。
「這很殘酷，他不是不想救，是如果救了，我等於全部收起來……一些比較有良心的非法仲介會載人送到醫院就走，但不會像我們一樣幫忙處理後續、不可能，他一定會做『停損點』。」阿勝說。
不只非法移工斷了手被「放生」，合法移工發生職災，有的雇主也不願通報，致使移工難以請領後續勞保給付，這些都是阿勝看到的問題。阿勝說，工人受傷他一定會請雇主通報職災：「規定是有住院你就要通報……我會逼著他，跟他說這事如果被爆出來你還沒通報，就等於『罪加一等』，勞工已經失能了、你已經要賠錢了，你為什麼要給自己增加風險？」
只是阿勝也心知肚明，一定有雇主不想惹麻煩、能省則省、打死不願通報，這部份他無法強制，但很嚴重的他自己一定會通報。那政府有辦法教育雇主遵守法令嗎？對於這題，阿勝微微一笑：
「如果真的有心想規避，他自己自成一格管理公司，勞動部、勞工局沒人報的時候，你哪知道有什麼招數？勞動部已經把各種希望雇主知道的事情寫在報導上──但光是肺炎疫情期間居家檢疫14天薪水該不該付，陳時中都講要付了，你心裡也知道一定有人沒付。」
這些不被通報的職災移工，無論合法、非法，都不會被列入勞動部的數據裡。在阿勝看來，政府雖有1955、勞工局可以幫忙職災移工，卻難以接住每個人，他身為仲介想做的就是去盡力協助離鄉背井的勞工。儘管仲介素質不一，阿勝也確實看過很多偏袒雇主、剝削移工的惡劣仲介，他還是相信重點在於提升仲介守法意識，這些擁有語言能力、可以跟移工溝通、也距離移工最近的仲介，才可以填補時常被政府漏接的社會暗角：
「的確我們仲介很多老鼠屎，但很多事情政府做不到──勞工局才幾個人？人力有辦法支援到我們社福外勞20幾萬、產業外勞43萬嗎？有辦法做到24小時支援嗎？我們外勞在半夜3點開始吐、要協助就醫，政府有辦法嗎？這做不完，只會讓更多黑暗的事情藏於黑暗之中，政府不願處理的事情就永遠無法處理了……」
「更多黑暗的事情藏於黑暗之中」，阿勝這句話也反應在監委王幼玲、王美玉2020年5月公布的移工職災調查報告中。這次調查原意為釐清移工職災失能、死亡率連年高於本勞的原因何在，但在調查過程中，王幼玲很驚訝地發現：「我們才去看13間工廠就有3個職災，還有個移工在宿舍打石膏休息，那家沒申請勞保，勞工局根本不知道這間工廠發生職災！」
履勘一處橡膠工廠時，監委發現有移工3根手指遭機器切斷失能，雇主雖然幫忙申請失能給付，卻未通報職災，勞動部自然也沒有進行後續勞檢，造成監委到現場還能發現10項以上的安全疏失；過去監委也在台中某屠宰場詢問移工宿舍生活狀況，未料之後那移工追出來問保險理賠問題，才知道這移工曾因為工作被壓斷3根腳趾頭、截肢，雇主的處理是包10萬元紅包、要他在家休息20天而已，一樣沒有通報職災，勞動部一樣不知道這家工廠有問題、更遑論改善有問題的危險環境。
勞動部接受監院詢問職災未通報時，是這樣回應的：「有些雇主確實想要刻意規避，因為通報後檢查機構一定會去，所以雇主會想說『不要通報是不是就沒事了』」、「也有一些雇主刻意在事發第1天不要住院，第2、3天才去住院……雇主對於大傷大病不太可能隱瞞，但介於該住院但不住院，強迫勞工在家裡面休息，後面又住院了，這樣就違反法令規定。」
對於職災後擔心被遣返不敢就醫的移工、醫療期間就被遣返的移工，勞動部並無統計數據，且表示職災移工若是碰上雇主不通報的問題，可以打1955尋求協助──對此，兩位監委都覺得勞動部態度消極，王美玉說：「移工可能對我們這邊職業安全、職災保險都不知道，只擔心我手變成這樣、老闆會不要我……」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狀況叫「職災」、必須通報，又該怎麼求助？
甚至，可能連雇主都不知職災該怎麼處理，王美玉說：「他可能只知道怎麼把人申請進來、給多少錢，職災怎麼處理比較不知道，出事就趕快把人送回去。」王幼玲則說：「雇主頂多知道要把移工送醫院、知道有勞保，但《勞基法》保障的兩年持續醫治、給40個月薪水、職務再設計，他們可能完全不知道。」
這一切漏洞，王幼玲與王美玉強調勞動部本應在勞工碰上職災時第一時間就給予協助，對於不熟悉台灣語言、文字、難以取得資訊的移工更應該積極介入幫忙；至於移工擔心被遣返不敢就醫、就醫期間被仲介或雇主強制送回國的案件，勞動部也應該主動統計調查，瞭解移工職災失能後面臨的處境，才能確保移工可以獲得相關法令規範的保障──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加強雇主相關管理責任，同時也讓移工更清楚自身權益、避免發生前述職災後宛如「無頭蒼蠅」不知該怎麼辦的處境。
除了勞動部勞保相關數據之外，究竟有多少移工是不受勞保保障，一旦出事無處求助，甚至傷口再痛也只能強忍上班？有多少人被雇主要求「在家休息」、連醫院也去不得？有多少本應列入「失能」的斷手移工慘淪工廠「報廢品」，被雇主區區10萬元打發回家鄉？若受害者未被勞動部徹底掌握，就永遠還有移工成為危險工作環境的犧牲品，而所謂「工廠吃人血汗錄」，也永無停刊的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