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風雲98年：1923-2020
台灣首位民選總統李登輝走完98歲生命旅程。總統任內推動民主改革，成就寧靜革命，鞏固台灣認同，但也引發台海緊張，造成國民黨數度分裂。執政12年間深遠地影響台灣未來走向。我們帶您完整回顧李登輝精彩的一生。
榮總於7月30日晚點召開記者會，宣布前總統李登輝逝世的消息。由右至左為李登輝的主治醫師陳雲亮、榮總副院長黃信彰、榮總重症醫學部主任林永煬。（林瑞慶攝）
前總統李登輝今（30）日辭世。《新新聞》獨家掌握，前第一夫人曾文惠關鍵一句話決定停止用藥，讓李前總統「呼吸自然停止」。
李登輝病危，媒體連日來著重何時「拔管」。據了解，李登輝病房內沒有人敢做出「拔管」的決定，家屬不敢、院方不敢，總統府也無權置喙。
但李登輝病情越來越糟，李登輝夫人曾文惠這兩天連日探望並守護。據了解，曾文惠近年健忘愈見明顯，但她只要一看到李登輝，就一直呼喚：「總統、總統，你要趕快好起來，快點回家。」
知情人士指出，李登輝求生意志相當堅強，他雖然閉著眼，但都可以感受他還在與病魔搏鬥。但這兩天接連探丈夫的曾文惠覺察到，李登輝這樣實在太辛苦了，她相當不捨。
由於北榮院方已經告知，李登輝這樣下去只是拖著，任何作為都無助好轉，據指出，曾文惠覺得老伴太苦了的此一關鍵理解，促使今日約五時左右，家屬在病房共同做出決定，讓院方停止對李登輝用藥，使其呼吸自然停止。據指出，家屬此一決定，事前告知總統府，總統蔡英文尊重家屬的決定。
陳雲亮醫治過多位政界名人。（林瑞慶攝）
李登輝生前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相當在意。據指出，李最信任的醫生只有一個，即半年前從榮總退休的北榮顧問醫師陳雲亮。
陳雲亮是「大御醫」。國父孫文的媳婦孫科夫人、前第一夫人蔣方良、蔣經國兒子蔣孝勇、故副總統謝東閔、故總統府資政孫運璿等都是他的病人；陳與前總統李登輝更有長達18年的醫病情誼。
據指出，李登輝對自己的病情掌控得一清二楚，每次用藥一定把英文藥單從頭到尾看一遍，只要有一劑藥與之前不同，或自己一顆一顆檢查後發現有一顆藥不一樣，他就把藥放下不吃，非得盤問仔細不可。
但就算醫生說明為何換藥，李登輝也未必接受，他一定派人打電話給陳雲亮，詢問新換的藥是否可吃？只有當陳雲亮講「沒問題」，李才會說：「喔，陳醫生說可以，好！」無疑忌地將一把藥吞下去。
據指出，李登輝大腸癌開刀住院期間，一度對醫療方法有疑問，他竟然穿著睡衣從病房跑到天母誠品買回一堆英、日文醫書。李登輝抱著五、六本專業書籍在病房研究自己病情，當天照料他的十幾個醫生看著這一幕，沒一個人敢下班。
隔天中午，李已心裡有數，把醫生都請進，和在他面前站成一排的醫生雄辯，李說：「你們講的我聽不懂。」群醫不知所措。李自己鑽研的比醫生還厲害，親友曾央求他：「有偉大的人，沒有偉大的病，你照步來，交給院長處理。」但李登輝回說：「他是院長，我是總統！」可見李對自己健康的主導意志。
「民主先生」李登輝對台灣的政治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新新聞資料照）
台灣首位民選總統、也是第一位台籍總統李登輝，於2020年7月30日19:24與世長辭，享耆壽98歲。
1923年1月15日，李登輝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北州淡水郡三芝莊埔頭坑聚落，如今新北市三芝區埔坪里的「源興居」。李一生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之後晉身國民黨統治集團核心，更繼承蔣經國總統之位。
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推動民主改革，終止動員戡亂、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成就一場台灣「寧靜革命」。他同時推展本土化政策，強化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要讓台灣成為「文化新中原」；更開啟了與對岸的談判，但又與北京主政者江澤民多年鬥爭，把兩岸從一個中國推向特殊國與國關係。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李登輝也完成台灣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
他是台灣民選總統中最有實權的一位，不過任內倚重地方派系，也被認為是造成1980、1990年代台灣黑金政治盛行的禍首。
李登輝掌權12年期間，對台灣往後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包括對台灣民主鞏固與主權意識的影響。1996年5月20日出版的《新聞周刊》（Newsweek）國際版封面就是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封面標題是「民主先生」（Mr. Democracy）。從此，「民主先生」也成了李登輝的封號。
「民主先生」掌舵民主化大方向，讓台灣民主進程「萬山不許一溪奔」、「堂堂溪水出前村」，沒有回頭路。
蔡英文對李登輝的後事非常上心，親自下達許多指示。（總統府提供）
國家為前總統李登輝選擇了汐止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特勳區做為長眠之地，但仍待家屬最後同意。《新新聞》獨家掌握，李登輝的墓地擇定有一段相當曲折的過程，最後是總統蔡英文於六月六日親上五指山點地。
據悉，蔡並非只是到軍方已經選好的地晃一下看兩眼就走，她是在幾塊地中親自挑選。傾盆大雨中，總統穿著雨衣還淋成落湯雞。她否決了國防部提供的一塊太醒目地點，親自選了目前位於特勳區的李登輝墓地。
李登輝過世前一天七月二十九日，《新新聞》直擊五指山的李登輝墓地預定地。
這塊地正在進行水土保持與擋土牆工程，據瞭解，工程從七月中就開始。因為太過敏感，軍方將此團團圍住，但整地工人休息時的聊天聲音，於幽靜的墓園裡迴盪。其中一人說到另一頭是蔣家的「蔣陵」，另一工人不明所以，對方再補充說明是「蔣中正、蔣中正的墓地」。
因為李登輝病情急轉直下，於七月三十日過世，五指山的預定墓地如火如荼地趕工著。
據了解，今年二月八日，李登輝因喝牛奶嗆到住院，三月間蔡英文到台北榮民總醫院探望後，就警覺到，李前總統這次可能已經「無法出院了」。
據指出，蔡英文三月探視完李登輝，立即透過民間友人提醒李登輝女兒李安妮，必須及早對後事做準備，若有需要她會全力協助。同一時間，蔡也責令國防部，盤點國軍示範公墓中所有可能適合安葬李登輝之處，並指定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俋做為處理此事的對口。
據指出，四月間，李安妮請李登輝辦公室主任王燕軍到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探勘軍方初步盤點出來的墓地。據了解，後來李登輝家屬回應稱，對於墓地選擇要再考慮。
五月，李登輝家屬親自上山看地。據了解，李安妮對軍方提供的地點有所疑慮。
當時軍方先是提供目前特勳區中，位於前總統嚴家淦墓地旁的左右各一塊地。問題是，嚴家淦居正中，李登輝不論選左邊或右邊的地，都位於嚴的側邊。
此外，左右兩側的基地都有點小，軍方提議修剪嚴家淦墓地周邊植栽因應，但李方家屬不敢冒大不韙，怕此舉會造成外界認為是為了李登輝墓地而縮小嚴家淦的墓地，李家承擔不起，因此回絕了嚴家淦墓地的左右兩塊地。
接著，軍方再提供位於特勳區，和前國防部長蔣仲苓、前參謀總長陳燊齡墓地同一排的四塊墓地給李家參考。但這四塊地位於特勳區最下面一排，等於李被壓在他的政敵前參謀總長郝柏村之下；另一方面，這塊地臨馬路，有大活動或祭祀時必須開放，人來人往，隱密性不佳；此外，領有青天白日勳章可申請特勳區安葬的還有二十幾名要人，若李登輝一下子把四塊墓地都占掉，恐引發爭議，李家認為承受不起。由於上述原因，李家建議：「可不可能有其他的地可以再看看？」
因家屬憂心，軍方另於其他國軍示範公墓找尋適當地點，李登輝墓地的選擇就這樣耽擱了一陣子。
知情人士說，蔡英文掌握李登輝墓地卡住了的情資，最後按捺不住了，告訴幕僚，她要親自去看地。國防部火速再找出兩塊地。
六月六日周六，也就是高雄正進行歷史性的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選舉時，蔡英文當天指示她要親自去五指山。據了解，為了不引起注意，蔡英文特別要求國安局特勤中心輕車簡從，只開了兩部車上山，並請平時與軍方對口的國安會副秘書長陳文政隨行。
蔡英文座車開到山下時，天氣還算穩定，但一上山立刻下起傾盆大雨。六月水淹中國受世界關注，當時台灣雖未有大災情，但到了下午常雷雨交加。六月六日當天，高雄在罷韓時也雨如決河，民進黨當時還擔心是否因此影響民眾出門投票的意願，可見雨勢之大。
傾盆大雨沒有阻止蔡英文，她穿上了雨衣還是被淋成落湯雞，在五指山親點李登輝墓地。據指出，蔡英文點完地後，脫下雨衣時全身濕透。
尋地過程中，被家屬第一時間就否決的嚴家淦兩旁與特勳區最下面一排的地，蔡英文看都沒看，表示她連考慮都不考慮。軍方於是帶她去看位於五指山墓地地標「國軍革命陣亡將士紀念碑」旁的一塊草地，但蔡總統當場否決，她認為那太顯眼、太招搖，若葬此恐陷李於不義。
接著軍方帶蔡英文到特勳區，位於嚴家淦墓地上方的一塊坡地。據指出，蔡總統一看就說：「這塊好。」她認為那塊地不醒目，而且周邊有林蔭圍繞，視野可遠望台北與海景，是相當適合李總統安眠之地。
蔡英文親自點選的李登輝墓地，以整個特勳區結構來看，最高的第五層（龕位編號第一排）有湯恩伯的墓；嚴家淦墓地位於第三層；李登輝預定的墓地在湯、嚴之間的坡地，等於是第四層；郝伯村在更低的第二層；蔣仲苓、陳燊齡兩位名將位於第一層。
李登輝的墓地居上方，與郝柏村中間隔著一個嚴家淦，因為擋土牆與植栽，李、郝兩政敵的墓地基本上互相看不到。
由於特勳區可以夫妻同葬，據了解，李登輝的墓地規畫為雙穴，未來若前第一夫人曾文惠百年後，可與李葬在一起。
除了墓地，《新新聞》掌握，李的後事表面上是治喪工作小組負責，實際拍板的是蔡英文本人。
據了解，工作小組原定八月三日周一才開始降半旗與開放台北賓館讓民眾致哀，沒想到這個決策於開會當天中午十一點四十八分送進蔡英文辦公室後，決策大員陸續被總統喊入；十二點十分，蔡推翻所有決議，要求七月三十一日周五中午就降半旗三天，台北賓館八月一日周六即開放追思。據指出，蔡認為，決策必須照顧國民情感，一切等到星期一太慢了。
蔡英文緊盯李登輝後事，李過世前病情危急時，《新新聞》掌握，台北榮總每天都以「八百里加急」般的速度，將李登輝病況報告直送蔡英文。
七月二十九日周三，蔡英文與副總統賴清德、行政院長蘇貞昌之所以連袂去北榮探望李登輝，就是得知李登輝病危，與國人告別「就這兩天的事了」。
據了解，蔡英文二十九日當天抵達榮總的李登輝病房時，原本北榮要立刻開始做簡報，但因為賴清德還在電梯口，蔡總統要院方暫停：「我們等副總統一下。」到了病房後，蔡英文分別用國語、台語輕輕地叫喚與病魔拔河的李總統：「總統、總統」；賴清德在床沿用台語對李講：「總統，我是清德。」蘇貞昌也以台語表示：「總統，我是蘇貞昌。」
府院三巨頭在病房中待了四十分鐘，李登輝家屬都在。眾人聽完院方的報告後，據指出，蔡總統當場就「感覺不好」。
總統府連兩天徹夜未眠，總統與所有親近幕僚日夜守著電話，最是希望李能度過難關，但也做好陪「民主先生」走完最後一程的心理準備。
李登輝撒手人寰後，蔡英文也以李曾獲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推崇為Mr. Democracy，親自定調其為「民主先生」。
前總統李登輝最後可能安葬於新北市汐止五指山的國軍示範公墓的特勳區墓地。（柯承惠攝）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後，擬安葬於五指山軍人公墓「特勳區」，目前整修中的穴位於最高處的第一排與第二排間，第三排同一側為前總統嚴家淦墓位。李登輝因「台獨教父」色彩濃厚，且曾自稱是日本人，消息一出，退軍社群炸鍋，部分人士不滿地稱如果屬實，會將先人靈位移出五指山。
特勳區位於在辦公大樓右側高處，角度為坐北朝南偏西兩度，前方秀麗群山環繞，右側遠眺台北一○一大樓，左望基隆外木山海岸線，視野遼闊怡人。
依規定，申請特勳區墓葬需具備資格為「生前獲頒國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或有其他足資矜式、經明令褒揚之忠烈行為」。
特勳區計有四排、二十六個墓位（含雙穴），目前已安葬二十一位，因此尚有五個墓位。
據傳，時任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於六月即召集相關單位參與協調會，並由家屬初步勘查，確認安葬事宜。依過去慣例，安葬順序的預定穴位，正好範圍較一般特勳區墓位的二十六平方公尺還大上一些。
軍方早自六月起，開始執行年度水土保持與整地工程，警方亦於路口部署警戒。雖然相關單位稱是年度例行工作，但據私下了解，是為李登輝長眠於此預做準備。
上一位安葬於特勳區的為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在今年四月十日入土；墓穴位於第三排右側，龕位編號「特勳區○○區○三排○○○五號」。
李登輝主政期間，曾以閣揆職務卸下郝柏村軍權，兩人長年權鬥自此展開，後期更傳出「兵變說」。李若安葬此地，兩人將成「厝邊」，恩怨盡歸塵土。
另有兩位特別「鄰居」。一位是李登輝愛將、前國防部長蔣仲苓，墓穴於第四排，李曾藉由其手清掃「郝家班」勢力；在蔣的另一側，為配合穩定軍權過渡，從郝手中接下參謀總長的陳燊齡。
李登輝曾自稱是日本人，特勳區卻有不少抗日名將。在第一排的「天字第一號」，是曾獲青天白日勳章的前總統府戰略顧問湯恩伯衣冠塚，編號「特勳區○○區○一排○○○一號」。
整建穴位的上面一排，為容有略與李礩。容有略是重創日軍精銳第十一軍的抗日名將；李礩為空戰英雄，曾任警總副總司令，牆面旌忠狀，即由李登輝題字頒贈。
特勳區其他抗日名將還包括：曾任戰略顧問的劉玉章、何應欽、黃杰、顧祝同、彭孟緝、劉安祺、薛岳、王叔銘、于豪章，以及打過國共內戰的宋長志；其他還有梁天价、鄭為元、蔡名永、張雪中、葛先才等將領。
據了解，在郝柏村後，一○二歲碩果僅存的名將「許老爹」許歷農，因其夫人靈骨塔置於忠靈殿塔位，已預定好一旁空塔位，要在身後守護夫人，放棄特勳區資格。
至於今年初殉職的前參謀總長沈一鳴，雖獲追贈青天白日勳章，但靈位置於忠靈殿，而非特勳區。
由於《國葬法》立法年代久遠不符現況需求，長遠來看，民主國家元首長眠之地宜明確完善法制與配套措施。軍人公墓管理極佳、安全性高，由此角度，不失為權宜的選擇。
2004年1月，蔣家家屬曾提出兩蔣移靈申請，前總統陳水扁在2004年時已批准兩蔣陵寢按《國葬法》移靈安葬五指山。中央成立兩蔣移靈委員會與辦事處，並舉行專案會議。政府也在2005年時興建完成五指山軍人公墓的「蔣陵」。
內政部、國防部與蔣家家屬開了兩次會議，首次因蔣家家屬意見紛歧未決定，第二次會議則因蔣經國長媳蔣徐乃錦傳出「病危」，被迫無限期延後至今。
首次會議蔣家家屬對移靈五指山的意見分歧。據指出，蔣家媳婦蔣方智怡不贊同移靈五指山，希望有機會移回蔣介石故鄉浙江奉化；蔣緯國之子蔣孝剛同意內政部的方案；蔣徐乃錦傾向延後辦理。
第二次會議原可望有共識，沒想到蔣徐乃錦之女蔣友梅委託律師提臨時動議，指蔣徐乃錦「病危」，會議因此暫不決定。當時國防部提案編列算3900萬元，於2005年9月中旬前移靈，分自頭寮、慈湖啟靈，連同蔣方良骨灰一併移至五指山公墓奉安。（李順德）
追隨33年，王燕軍備受李登輝信任。（柯承惠攝）
前總統李登輝七月三十日晚間過世，大體於當天深夜十點從病房移靈到榮總懷遠堂冰存。鎂光燈鎖定李的家人及去弔唁的政界名人時，外界少有注意，一路護送李棺木到懷遠堂的，是李登輝辦公室主任王燕軍。
李登輝對王燕軍信任到什麼程度？據了解，李生前曾親自囑咐王燕軍，過世後要替他照顧孫女巧巧（李坤儀）和太太曾文惠。除了李的親自託付，據指出，總統蔡英文於李過世後，也責令王燕軍，在李身邊料理好後事，守護李登輝到最後一刻。
王燕軍並不是橫空出世地領受兩位總統的密令。諸多消息管道都證實，李登輝退休後，蔡英文幾次拜訪李時，李因年邁，擔心自己語意表達不清，都跟王燕軍說：「你講」，認為王可以準確傳達他意思；而台語不好、跟老總統說話有點害羞的蔡總統，也曾要王坐在她和李總統之間「翻譯」。
承兩位總統之命的王燕軍，曾任李登輝總統任內座車侍衛官。座車侍衛官在特勤單位叫做「龍頭」，就是和總統坐同車，座位於司機右方，是總統最貼身的一品帶刀護衛。
從二十五歲起就跟著李，王燕軍中間雖有退伍，但和李變成忘年之交。後來李登輝親自打電話給王燕軍說：「我老了，都被人欺負。」要他回來。王於是放下生意，當起李登輝基金會秘書長、李卸任總統辦公室主任。李病逝時，王隨侍在側，總共守護了李登輝三十三年，可以說是李一輩子的禁衛軍。
曾見過王燕軍和李登輝相處的人提過，李和王彼此有時候可以只用「眼神」講話。知情人士說，李登輝病重期間，因無法言語，一次示意王拿筆，然後在紙上寫下「外面」兩個字。
「外面」是什麼意思？是李登輝想去外面？還是外面有東西？周邊的人霧煞煞，只有王連想都不用想就回報李，他會轉告「外面」媒體總統的復原概況，以免國人擔心。李聽了之後點點頭，表示王燕軍完全抓到老主子在掛念什麼。
許多人不解李登輝晚年為何對王燕軍如此信賴。李任總統時的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曾說，王救過李總統一次。大腸癌開刀後，李原本復原順利，隔天卻突然惡化，群醫一度束手無策。
在李登輝快要喘不過氣來的情急之下，王燕軍把李登輝抱起來，用力拍他的背，李接著吐出一口濃痰，然後像是溺水的人吸到新鮮空氣般地大喘了一口氣；見李可以呼吸，王請護士接手撐住李前總統，然後跑去拿臉盆，接了熱水，讓李泡腳，王還親自蹲下幫他洗腳，接著再用熱毛巾溫暖他的雙手。
王為什麼這麼做？知情人士說，很少人知道，王燕軍是領有執照的整復師，他懂骨骼、氣血、脈絡，拍背是因為看到李喘不過氣，溫熱手腳則為活化李的末梢血管。無論如何，王當時的舉措讓李恢復穩定。據指出，李也因此對王更推心置腹。
與王燕軍有所接觸的人士說，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山河變色，王其實本來可能是上海好野人。
王燕軍父親為上海富商，國共內戰時本來舉家要遷回母親娘家山東，但船開啊開的，停下船後，他父親感覺停泊地天氣很熱，不像是山東，差人一問，竟然是「高雄」。原來山東已經被共軍解放，國民政府命令他們的船不能開往山東，要在高雄停下。
知情人士說，王燕軍曾提及，在高雄下了船後，他父親拿出「金葉子」遣散隨從，然後拿著剩下的金子往北走，但雇車不小心撞到一頭牛，在當時的環境下，台灣的牛價值千金，王燕軍父親為了賠償那頭牛「散盡家產」，一切從零打拚起。
王燕軍曾私下對友人講，他的父親撞到一頭牛後，人生變成黑白的，然後李登輝晚年，卻命自己去養牛，為台灣的畜牧業找一條新路，他和牛真是有很奇妙的緣分。
王的父親來台後，王燕軍才出生，與他熟識的友人說，王的名字其實藏有父親的願望。「燕」會依照時間返還定點，「軍」則帶有打仗的意思，他的父親盼望，總有一天要「反攻大陸，光復河山」，所以為他命名「燕軍」。
原本要「反攻大陸」的外省子弟王燕軍，沒想到最後成為「台灣之父」李登輝的貼身心腹。台灣歷史的周折與族群融合的特殊，尤為可見。
王燕軍小檔案
出生：1962年
現任：李登輝辦公室主任、李登輝基金會秘書長、源興居生技公司總經理
經歷：李登輝總統座車侍衛官、侍從組組長、聯合大地顧問工程公司董事長
李登輝（右）與兄長李登欽（左）都曾以日本兵身分參與二戰。（翻攝自《李登輝總統照片集》）
一九九四年底，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他說：「我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一九四○年，他因為皇民化運動改日本名「岩里政男」。李登輝說：「其實我當時的感覺，也不是很稀罕改名。」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李登輝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北州淡水郡三芝莊埔頭坑聚落，祖先是來自福建省永定縣的客家人，但家族遷居三芝後以閩南語為母語。祖父曾為保正（如今的里長），在三芝開雜貨店；父親李金龍於日治時代當過警察（警輔），二戰後也擔任過兩屆台北縣議員。
李登輝年少時家境小康，讀過公學校、淡水中學、台北高等學校和京都帝國大學。他曾表示，少年時基本上都說日本話，即使小時候在媽祖廟學漢文，也是用日文讀《論語》、《孟子》；反而是去京都帝大念書時，住在日本學生宿舍遇到台灣人，學了帶有台南腔的台語。
一九九四年底，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時說：「我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此外，李登輝也於國史館留下的訪談紀錄中證實，自己於一九四○年十七歲那年，因為皇民化運動改日本名「岩里政男」。李登輝表示：「因我的大兄（大哥）李登欽的日本精神很強，很日本化，他是日本籍的台灣人，也就是日本人。」
全家改姓「岩里」是李登欽取的姓，「『里』」這個字留下了『李』這個音，很多姓李的都改成岩里、伯里等等什麼里；岩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也有可能是過去我們在中國永定，是住在龍岩地區的關係吧。」李登輝說：「其實我當時的感覺，也不是很稀罕改名。」他稱，戰後在京都大學復學時又把名字改回「李登輝」。
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在本土、朝鮮與台灣推動「學徒出陣」，滿二十歲以上文科學生（包含農學部的農經科）都要從軍，李登輝四四年也去當了日本兵；四五年東京大空襲時，從抬屍體開始，學會指揮、發號施令。他後來說，當年學到的東西，在處理九二一大地震時，「我的智慧都發揮了。」
曾做過日本人、日本兵，李登輝不認為日本總理參拜靖國神社有錯，他在《新．台灣主張》中說：「奉祀在靖國神社的人，不都是一群為國捐軀的人嗎？」「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天經地義的事，外國人沒有道理說三道四。日本應該更加重視這些英靈。」
李登輝自述年輕時加入共產黨是為了改善中國。（翻攝自《李登輝總統照片集》）
和中共「鬥」了半輩子，李登輝卻於國史館訪談紀錄中證實，自己在一九四七年十月曾加入過共產黨一年。李登輝解釋自己為何入黨：日本敗戰那時，「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中國要改變，共產主義可能可以改善中國。」
李登輝執政擔任總統期間，與中國共產黨鬥智鬥法，雖有密使穿梭，卻仍是敵非友。和中共「鬥爭」了半輩子，卻於國史館訪談紀錄中，證實自己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到四八年六月，加入過共產黨一年。
曾任中國政協委員的吳克泰，說自己是李登輝入黨介紹人。吳是台北高等學校低李兩屆的學弟，四四年赴上海，後入復旦大學並加人中共，四六年回台大念書，並任中共台北市工委委員。吳在這段時間與李登輝交往，並稱四六年介紹李入黨。四七年二二八後，吳再赴中國。
李登輝則說當時是先加入「新民主同志會」。他住在羅斯福路叫做普羅（無產階級之意）的日本宿舍，新民主同志會的讀書會常常去那裡開會，大家討論毛澤東，也談台灣獨立，一起勉強（日文「用功」之意）。
吳克泰曾說李登輝兩進兩出共產黨，但李後來稱，四七年十月是「第一次入黨，也是唯一的一次。」李也講，二二八時曾想到台中參加謝雪紅部隊，「不過想歸想，實在是沒有這種機會。」
李登輝解釋自己為何加入共產黨：日本敗戰後，「那時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中國應該要改變，共產主義可能可以改善中國。」回台灣不久後發生二二八，「本來想要從日本回來『祖國』拚，這時卻感到失望了。」他說：「我參加共產黨，主要是為了對抗、要改革獨裁政府。」
李登輝稱自己在共產黨負責過學生活動，但是「他們要我到古亭街去宣傳，去罵政府、去牆壁上亂寫字，我這個人很討厭被人命令，不知是在搞什麼鬼。」「想不到，共產主義那一套也是騙老百姓的，我看到他們為了權力在亂做，感到很討厭，所以不久就退黨了。」
因為曾經加入共產黨，他自稱一直怕被「掠去」（抓走），「有二、三十年晚上都睡不好覺。」他也在六九年因加入共產黨問題被警總約談，為期一星期。李後來說：「不只是我參加過共產黨而已，蔣經國也曾經是共產黨，這有什麼不好呢，思想自由嘛！」他表示，蔣經國沒有問過他加入共產黨的事，但應該知情。
曾經加入共產黨，執政後又全力與共產黨周旋。對於這種轉變，李登輝說：「人不是一下子就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過去我的認識不夠，像浮世德說的，卡早我的眼睛濁濁的。」
曾文惠（右）陪伴李登輝（左）超過半世紀。（新新聞資料照）
「我太太她們家的土地是當時淡水郡內最多的，是有三千石粟仔的地主，有幾百甲的土地。」李登輝描述曾文惠的娘家。曾家祖父不太識字，需仰賴李家祖父的文筆，兩家故有世交，李家次男娶有錢的曾家次女成為當地看好的事。
前總統李登輝牽手曾文惠曾於國史館口述史中說，小時候在家門口哭，正好相命先生經過，看一看對她母親講：「你不要看這個囝仔喔！她以後是『一品夫人』。」
後來果然成為第一夫人的曾文惠，對李登輝發揮不小影響力，其中非常重要的，是透過曾文惠家世，李與台派大家族連結，獲得擔任總統時極為重要的支持力量。
小李登輝三歲，一九二六年出生的曾文惠是淡水地主的女兒。李登輝說：「我太太她們家的土地是當時淡水郡內最多的，是有三千石（約一百台斤）粟仔（稻穀）的地主，有幾百甲的土地。」曾家祖父不太識字，需仰賴李家祖父的文筆，兩家故有世交，李家次男娶有錢的曾家次女成為當地看好的事。
曾文惠富有的家世，也將李登輝與本土世家如基隆顏家、板橋林家的人脈網牽起，姻親、血親交疊成的「總統是我家親戚」本土勢力，成為李當政後重要支柱。
嫁給李登輝前，曾文惠任職於台灣銀行，她和在大學當助教的李每周約會一次，見面時會收到李送一本岩波文庫的書，如《少年維特的煩惱》、《浮士德》等。一周後再碰面，就講講自己的讀後感，並接受李登輝指導。曾文惠曾於《虎口的總統》書中表示，她和李登輝「是結婚後才開始戀愛的。」
兩人於四九年結婚。李的老友何既明曾說：「我被李登輝嚇到的有三件事。一是，戰後正當年輕人都陷於頹廢的混亂時期，他卻告訴我他快結婚了，我不禁回問他，怎麼會有結婚的念頭呢？他說：『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與她聊著聊著，竟然就變成了豔紅的玫瑰花。』」
兩人憶及當初的結合，李、曾會鬥嘴鼓。李登輝說：「那時有幾個女孩子對我也有意思，還有人去三芝找我喔！」曾文惠則說，一天接到一封不知誰寄的信，翻過信封背面一看，只寫是「山頂人」，「一拆開，就是他。我們住台北，都叫三芝（李登輝家鄉）做『山頂』。」
「山頂人」從政後一帆風順，曾文惠助益不小。李登輝出任台北市長，時任總統蔣經國頻頻造訪市長官邸，當時曾文惠認為：「做妻子的不要太出風頭，有政治家來訪時都會盡量少與客人接觸。」所以沒有與蔣經國交談。
李登輝在《最高領導人的條件》書中談到這段往事時說，蔣經國曾明白地對曾文惠說：「用一個人，要先看看他太太怎樣。」
李登輝信基督教也是受曾文惠帶領，「陸陸續續發生許多事，每一遍都是太太和我，拿起《聖經》翻開，用鉛筆隨便一指，就讀那一節及其前後的經文。」
李登輝長媳張月雲曾於《華枝春滿》文中描述李、曾兩人的感情：
「高爾夫球場上，爸爸每以奮臂勁揮，挑戰極限；而媽媽則寧可穩直漸進，步步為營。媽的桿數較多，爸終究得耐心地等；而對於爸的偶爾出界，媽也總是好整以暇地等著他重回球道。球場如人生，不一樣的球風，反映了他們不一樣的個性，但卻不妨他倆之間，始終亦步亦趨的互動，不離不棄的信念。」
李登輝曾被警總約談，他事後回想可能因蔣經國要任用而洗白他。（翻攝自《李登輝總統照片集》）
李登輝長媳張月雲指出，李曾被警總帶走。李登輝說：「大概因為我當時已稍有名氣，他們的態度一直相當客氣。」最後一次談話結束後，「那位操閩南一帶口音的警總人員，留下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像你這種人也只有蔣經國敢用你。」
與李登輝同年代的台籍菁英，有不少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及之後國民政府治台期間遭遇白色恐怖。李本人也曾在六九年被警總約談。一整個世代及其本人所遭遇的白色恐怖，對李登輝造成什麼影響？
李登輝長媳張月雲曾於《華枝春滿》一書，記錄李與曾文惠所經歷的白色恐怖：「一切來得突然，媽（曾文惠）永遠忘不了那個六月的清晨。天剛矇矇亮，一陣刺耳的門鈴聲，穿著睡衣前去應門的爸，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四、五個穿著制服的憲兵，而不遠處的巷口，正停放著一輛軍用吉普車。」
張月雲寫，曾文惠說：「你爸當時還算很鎮定，他很快地換好衣服，從櫃子中取出康大回來後剩下來的美金支票，簽好名字，交代拿給憲文（李登輝長子）處理。然後就轉身出房去……。」
「來客『請』走了爸，當媽從先前的驚惶、錯愕中回過神來時，她感覺整個人被恐懼、無助緊緊地攫住。」張月雲描述曾文惠的疑懼，「他會不會從此再也回不來了？」甚至「連人被帶到哪裡去都不知道。」
歷經十七個小時，當天晚上十一點，李登輝被送回來。曾文惠說：「那是我有生以來度過的最長的一天。」
張月雲指出，李登輝早上被接到警總地下室，晚上被送回家。李登輝曾講：「大概因為我當時已稍有名氣，他們的態度一直相當客氣。」最後一次談話結束臨去之際，「那位操閩南一帶口音的警總人員，留下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像你這種人也只有蔣經國敢用你。」
李登輝於國史館留下的口述認為，整個過程，「可能是蔣經國要用我，想把我洗淨一下。」
之後李登輝一路平步青雲甚至擔任總統，但張月雲仍寫下：「歷經的那場驚嚇，成為媽久久揮之不去的夢魘。有好長一段時間，她習慣在睡覺時將耳朵緊緊地貼在枕上，入夜時分，任何駛過巷道的車聲，都會使她整顆心揪緊。她屏息傾聽，直到確定車子只是尋常路過，並從巷子的另一頭消失。」
1978年李登輝（中）擔任台北市長時，蔣經國（右）多次前往台北市長官邸關心他。左為曾文惠。（國史館提供，《蔣經國總統文物》005-030207-00012-027-039p）
李登輝回顧進入「蔣經國學校」表示，每次開會都會「私下試著做出結論，最後再比對與蔣經國做的裁示有何不同，默默地向蔣經國學習。」出任蔣經國副手三年多，更記錄每一次與蔣談話的重點。蔣也毫不避諱地對他分析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不能信。
儘管前總統李登輝對國民黨政權多所批評，對前總統蔣經國的評價卻相當高，甚至從不諱言自己出身「蔣經國學校」。李登輝當年究竟如何在蔣經國眼皮子底下存活，甚至被一路提拔？
一九七二年蔣經國重用他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李登輝說，當時台灣政壇「吹台青」（用當時影視明星崔苔菁之諧音，指黨國開始引入台籍青年才俊），他的博士論文在美國得到第一名，有國際影響力。
六八年李登輝自康乃爾大學返台於農復會服務，蔣經國正要實行農村改革，需要專業；加上李煥、王昇、李國鼎等人向蔣推薦：「李登輝不錯喔，你可以跟他見個面，談一些農業問題。」李登輝這樣形容蔣經國如何開始注意到他。
然後，前監察院長王作榮把國民黨入黨申請書寫好，要他蓋章入黨。李登輝說：「我沒想到踏入國民黨以後，地位會那麼高。」
七八年出任台北市長，「一個星期內有四、五天，蔣經國會到台北市長公館等我，問我今天的情形怎麼樣、明天又是如何等等，差不多維持了一、兩個月，他才告訴我，以後不會再來了。」李登輝說：「我很佩服他這麼用心，我從來沒有受一個人這麼照顧過。」
八一年李登輝接任省主席；八四年大年初一，「蔣彥士拉我到一邊，囑咐我準備好一份詳細的學經歷履歷，隱約透露是經國先生的意思。」李說，當時他「算是已經知道」蔣要提名他擔任副總統。
回顧進入「蔣經國學校」，李登輝表示，每次開會，他都會「私下試著做出結論，最後再比對與蔣經國做的裁示有何不同，默默地向蔣經國學習。」出任蔣經國副手三年多的日子裡，更是記錄每一次與蔣談話的重點。蔣也毫不避諱地對他分析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不能信。
擔任蔣經國副手後，蔣經國要他和總統府各局局長多接觸，並請參謀總長不定期向他報告。
李登輝說，對副總統而言「這是過去沒有的」。此外，李是台籍，蔣經國「第一就是任命我處理釋放美麗島人士的事，這是他提起，我不能主動做這種事。」
伴君如伴虎，李登輝說：「當副總統我很乖，很多事情裝做不知道。當到總統以後，我沒有像副總統那麼乖了，因為如果什麼事都讓人決定，有時會有問題。」
雖獲蔣經國厚待，李登輝也坦言，本來以為自己的仕途就到副總統為止，「沒有人期待我會當上總統，因為當時我只是一個人而已，沒有班底，在黨內也是典型的傀儡。」但他也說：「歷史實在很有趣，還沒有發生的事，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從來不會有人知道。」
長子李憲文（左一）壯年亡故，令李登輝（中）哀傷不已。（翻攝自《李登輝總統照片集》）
親手抱著兒子遺體走到太平間的李登輝，曾痛苦到一度考慮退出政壇。一位少數參與李憲文當年追思禮拜的友人形容：「禮拜結束我正打算站起來，忽然聽到輕微的啜泣聲，看到李登輝已彎下身子，將眼鏡摘下，把臉埋進了手掌裡。」
李登輝與曾文惠結婚後，育有一子二女。長子李憲文出生於一九五○年，但於八二年李登輝擔任台灣省主席時因鼻咽癌早逝。李憲文過世，是李登輝至痛，這位不對外表現軟弱的領導人，甚至掩面啜泣。
親手抱著兒子遺體走到太平間的老父，曾痛苦到一度考慮退出政壇。一位少數參與李憲文當年追思禮拜的友人形容：「禮拜結束，我正打算站起來，忽然聽到輕微的啜泣聲，看到李登輝已彎下身子，將眼鏡摘下，把臉埋進了手掌裡。」
李憲文病逝前，曾於七九年在其所服務的《中華日報》副刊發表〈我的父親──李登輝〉上下篇。李憲文提及，家人眼中，李登輝是個無可救藥的「完美主義」者，常講述的故事是「浮士德向魔鬼出賣靈魂」。
李登輝長期最信賴的幕僚蘇志誠，就是李憲文的同學；李憲文鼻咽癌末期，蘇經常在病床旁陪伴他。蘇也獲得李家的信賴，有如自己家裡的小孩。
李憲文與出身台中清水望族的張月雲結婚，她是經蘇志誠介紹而認識，不久兩人生下女兒「巧巧」李坤儀。
巧巧僅八個月大時，李憲文就過世，李登輝因此格外疼愛這小孫女，從她出生後即每年合法贈與現金；九四年曾文惠又贈與大溪鴻禧山莊。包括從父親李憲文及母親張月雲從外祖父那兒繼承的遺產，李坤儀身價數億。
李安娜為李登輝大女兒。李憲文曾為文寫道，李登輝當年為省錢幫剛出生不曾謀面的李安娜買毛衣，頻繁地奔走在外面正飄著雪的愛荷華機場內，「以開水充飢」。
李安娜夫婿黃循武是馬來西亞華僑，曾於台中榮總當醫師。李安娜女兒黃怡寧與外公李登輝同樣就讀康乃爾。
小李安娜四歲的李安妮是李登輝小女兒。李安妮曾代表台聯出馬角逐任務型國代，後接手台綜院副院長。李登輝卸任後，李安妮扮演其政治助手角色。李安妮與前台視董事長、傳播學者賴國洲育有一子賴瑋綸。
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李安娜與夫婿住在台中；李安妮夫婦則與張月雲、李坤儀，和李登輝夫婦住官邸。
李煥（左一）和宋楚瑜（右二）在李登輝（左二）固權過程都扮演重要角色。（新新聞資料照）
二月政爭的決戰關鍵日，是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於陽明山中山樓召開的國民黨臨中全會。李登輝曾向日本學者中嶋嶺雄透露：「二月十一日清晨，我發動『拂曉召集』，制止了軍方與非主流派結合，想改變總統、副總統提名人選的計畫。」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晚間八點○八分，李登輝在蔣經國總統過世後，於總統府宣誓繼任第七任中華民國總統。
文人從政，手中無一兵一卒的他，先「蔣規李隨」，隔天就約見拉攏參謀總長郝柏村；軍隊效忠後，馬上留任蔣家支持的行政院長俞國華。
在黨權方面，雖讓蔣經國子弟兵李煥續任黨秘書長，但李登輝本人代理黨主席案受到蔣宋美齡阻礙。
經俞國華、李煥，與當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常會輪值主席中常委余紀忠會商後，因舉世矚目國民黨政權是否穩定，李代理主席案已無法再拖下去；與此同時，很微妙的，黨副秘書長宋楚瑜忽然在會議中起身，要求通過代理主席案，且慷慨陳詞後便離席。
宋楚瑜這一「起義」，被視為李登輝得以代理主席的「臨門一腳」，宋楚瑜從此被歸為擁李人馬。
八八年七月，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李登輝正式當選黨主席。掌握黨權的李煥卻以第一高票當選中央委員，聲勢直逼李登輝；閣揆俞國華則吊車尾，隨後也自行請辭行政院長。
黨內地位不穩的李登輝，妥協提名李煥出任閣揆，政壇上形容此為「雙李體制」。
不到一年，李登輝卻提名李元簇搭檔競選正副總統。以李煥和蔣經國故舊為主的「非主流派」欲支持林洋港和蔣緯國，因此與李登輝的「主流派」展開「二月政爭」。
二月政爭的決戰關鍵日，是九○年二月十一日於陽明山中山樓召開的國民黨臨中全會。李登輝曾向日本學者中嶋嶺雄透露：「二月十一日清晨，我發動『拂曉召集』，制止了軍方與非主流派結合，想改變總統、副總統提名人選的計畫。」
李登輝說，九○年春節前後，他壓力非常大，連續幾晚無法入睡，常起身與太太跪在床沿，把放在面前的聖經隨手一翻，進行禱告。「在該戰的時候，必須殲滅敵人」，確定絕不妥協下，「拂曉召集」發動攻勢，使之後召開的臨全會支持李登輝的「起立派」，贏過支持林洋港的「票選派」。
時勢比人強，林洋港退敗，之後退選。李登輝隨後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參選人，兩人代表國民黨參選第八任總統、副總統。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國民大會選出李登輝為總統，得票率八五％，隔日李元簇以八○％得票率當選副總統。這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最後一次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產生。
李登輝當選後，隨即以郝柏村取代二月政爭中對他有異心的李煥，但郝也沒被李打從心底信任。
李登輝曾對近側透露其盤算：「郝柏村若擔任閣揆，李煥不得不退，難有再杯葛的餘地，昔日的結盟也將因此瓦解。接了行政權，郝柏村勢必辦理退役，交出軍權，有利於軍中脫離人治，建立制度。在軍人干政的陰影下，反對黨與知識界將引爆爭議，或可讓郝柏村走出封閉的權力圈，直接接受民意洗禮，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李一石二鳥卸除了李煥、郝柏村兩位政敵的權力，用的是「欲取先予」的招術。李登輝說：「關於這個，我了解中國人，你就給他做官，一直給升，他就歡喜。但是歡喜過後，他事情就發生，發生他就下台，下台就沒了。」
郝柏村（右）的宣誓效忠，是李登輝（左）在蔣經國死後能鞏固政權的主因。（新新聞資料照）
李登輝繼任蔣經國總統與國民黨主席之位，但做為一個沒有軍方背景的本省人，他對長期統掌軍權、親信遍布三軍的郝柏村自是忌憚三分。李、郝兩人經過八年權鬥，從「肝膽相照」最後「肝膽俱裂」，李登輝也成功掌握軍權。
李登輝擔任總統時，與行政院長郝柏村八年驚天權鬥，源於對軍權的掌握和猜疑。李登輝一開始即存翦除郝柏村軍權，並藉此瓦解國民黨非主流之心，因此將郝快速升任國防部長、行政院長；晚期李更以「虎口下總統」自況，甚至在拉法葉案調查過程提及「兵變說」。
蔣經國晚年，郝柏村長期統掌軍權，「郝家軍」遍布三軍，勢力龐大，對於後蔣時期政局方向具極大影響力，連美方都高度關注台灣是否會出現軍事統治。
美國在台協會（ＡＩＴ）曾於一九八五年八月探詢郝柏村有關蔣經國接班人問題，當時郝稱：「所謂接班問題，乃反政府及台獨分子惡意誇張所致……軍事統治在中華民國不可能發生。」
郝柏村於八七年十月以參謀總長身分第三度訪美。當時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芮孝儉（J. Stapleton Roy）與其會談九十分鐘，直率探詢郝柏村有關總統接班人、軍人干政等問題；郝則回應，蔣經國是依制度決定接班人，表達國軍支持民主制度的立場。
兩個多月後，蔣經國逝世的一月十三日，郝柏村代表三軍發表談話，明確宣誓效忠李登輝，並於十四天後的國民黨中常會，支持李登輝代理黨主席，也向李登輝「交心」，只是仍難扭轉一開始便注定彼此鬥爭。
郝柏村對建軍備戰、中科院自主研發、對美軍購貢獻卓著，只是久任參謀總長，權力如日中天。李登輝初期掌權不穩，面對這位軍事強人自是十分忌憚。李登輝於《新．台灣的主張》、《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等書中均提及，就任總統隔年，即藉升任郝柏村為國防部長，實則為拔除參謀總長軍權。
蔣宋美齡為此還一度召喚李登輝，認為能夠號令軍隊的只有郝柏村，希望不要換掉，李最終未答應。
在調任前，李登輝曾對郝柏村開出國安會秘書長，以及可任太上參謀總長的參軍長兩個位置，郝都未接受；後來是應前國防部長鄭為元期盼，在八九年十二月任滿參謀總長八年後，接下國防部長一職。
李登輝先是任用空軍上將陳燊齡接下參謀總長，一年後起用反郝立場鮮明的海軍上將劉和謙接任，之後進行人事洗牌。
國民黨內當時有不少人勸進郝柏村於隔年競選副總統，均被他婉謝。郝柏村稱：「至此為止，李登輝總統似仍遵循經國先生的政策路線，我全力支持他，合作良好。」就在表面合作良好氛圍下，李、郝之間開闢全新戰場，烽火延燒。
郝柏村在九○年元月於日記中寫下：「自經國先生崩逝，余支持李總統……李並未以經國先生之政策與路線對余，尤其過去一年，縱容台獨，實已危及國本。」
李登輝則在《餘生》中描述，當時擔任八年參謀總長的郝柏村曾說過：「只要有我在，十五年內都不會讓李登輝為所欲為。」心中至感氣憤難平。
國民黨接著迎來「二月政爭」，主流與非主流檯面下串連對抗，陽明山中山樓風雨欲來風暴中，李、郝兩人雖已「貌合神離」，郝柏村仍選擇支持李登輝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兩天後，李、郝長談兩小時，郝亦表明國軍不會介入政爭。
李登輝於三月三十日當選總統。四月底，李告知郝柏村要提名他任行政院長，郝於五月二日中常會前回覆願勉為其難；李還說了一句讓郝很感動的心內話：「心中一百斤的石頭放下了。」
此一震驚中外的閣揆任命案，卻是李欲拔除其軍權的第二步，同時也輕易瓦解非主流陣營勢力。
李登輝接著連續起用陳履安、孫震兩位文人國防部長，以淡化軍人影響力。郝柏村之後三十三個月的閣揆任期，卻因持續與李登輝路線對立、與在野陣營對抗，形成內外夾擊。
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多次召開軍事會議，嚴重觸及李登輝統帥權，李私下更直稱其做法違憲。民進黨也對此大加抨擊，於是朝野本土派立委與國大代表聯手逼郝辭職。
對於這段閣揆「世代交替」歷史，李、郝有不同詮釋。
李登輝稱，郝柏村為了行政院長連任拜訪他，李對郝直言：「我不打算讓你連任，讓年輕世代交替吧！」郝神色大變展開激辯，但李斷然以「總統有任命權」拒絕其留任。
而郝柏村在回憶錄中稱，當時身為行政院長，的確有很多政治鬥爭的資本，但他從未做此打算，且省籍情結與國際觀瞻均對其不利，與《憲法》上的元首對抗，「如此我將成為歷史罪人。」他不想依附於李登輝，執行其路線，才於九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總辭求去。
李登輝再於九四年底、郝柏村轉任國民黨副主席一年多後，任命與郝因晉升一級上將問題而心結深重的蔣仲苓接任國防部長，不無徹底清掃郝家班勢力的意味。
在李、郝漫長權鬥過程中，還因拉法葉艦採購案的決策過程，讓李登輝認定郝已侵犯統帥權。監察院也曾以「侵犯統帥權」名義，於二○○○年、○一年，兩度對郝柏村發動調查。
李登輝當時已卸任總統，在接受監察院調查小組訪談時，提出震驚各方的「兵變説」指控。他稱，採購拉法葉艦是郝柏村任參謀總長時，與海軍總司令葉昌桐等人的決定，如果他不同意，當時絕對可能兵變。郝柏村則發表嚴正聲明抗議，譴責李登輝先以完全不知，後以畏懼兵變為託辭，完全諉責於部屬，「有這樣的統帥，本人不得不為國軍悲哀！」
郝柏村提出，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曾向李登輝口頭報告獲同意。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郝以行政院長身分列席第二○四次軍事會談，李更親自裁決定案。他指出：「統帥親自裁決而說不知情，我能說什麼？」
對郝柏村而言，伴君如伴虎；對李登輝而言，則有「虎口餘生」之感。從結果論來看，李籠絡與分化的謀略奏效，但郝對李究竟是真實威脅或只是李的深沉猜疑？如今兩人先後離世，恩怨亦盡歸塵土。
1996年李登輝（中）參戰台灣首次總統直接民選，並順利當選。（新新聞資料照）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與連戰搭檔，以五八一萬票、五四％的得票率，在首屆總統直選中脫穎而出，其他競爭者中包括黨內長年宿敵林洋港與郝柏村這對搭檔。這次勝選，為台灣政治發展確立了一條至今二十四年沒有回頭的民主大道。
一九九一年五月，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也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隨後開始進行修憲工程，第一個目標就是要讓中央民意代表得以全面改選。
國民大會於四月通過第一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包括：明定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產生辦法、任期；賦予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的職權；明定兩岸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得以法律規定之。
第一點啟動了國會全面改選，第二點是補《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廢除後總統失去「緊急處分令」的法源，第三點則是李登輝開始鋪陳他的兩岸協商之路。
一九九一年八月，李登輝指示黨內組成「修憲策畫小組」，由副總統李元簇召集，展開第二段修憲，而修憲重點在於總統選舉方式。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陸委會副主委馬英九分別出任研究分組的正、副召集人。
經過七個月研商後，修憲策畫小組在九二年三月把討論結果交由國民黨十三屆三中全會討論。在這次會議中，總統是否直選議題，再度引發主流與非主流大戰。
施啟揚、馬英九一直以「委任直選」（間接選舉）做為規畫方向，但民意傾向直選，李登輝最後掀的底牌是向民意靠攏。三中全會上，他決定推動「總統直選」。李登輝派出黨正、副秘書長宋楚瑜、徐立德奔走協商串連，最後雙方妥協，決議以「直選」為原則，但沒有明確說何時實施直選。
李登輝這一轉折重傷馬英九，這位國民黨明日之星在三中全會上問記者：「你們以後還相信我嗎？」而施啟揚則回應得更婉轉，他說「民意像流水」。
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鬥爭愈烈。九二年底，立法院首次全面改選，環保署長趙少康、財政部長王建煊辭官參選，其他未獲黨中央提名的新國民黨連線成員多人自行參選，且大獲全勝。
九三年一月，郝柏村辭去行政院長後，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取得國民黨主導權，新國民黨連線成員也於八月退出國民黨，成立新黨，國民黨正式分裂。
九二年三中全會對直選問題含糊通過，所以當年第二屆國大修憲也沒能解決此問題。當時只在增修條文第十條明文：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前項選舉之方式，由總統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前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以憲法增修條文定之。
九二年修憲主要只確定了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問題。直到主流派全面掌權，才在九四年七月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中落實，確定總統、副總統於下一次、一九九六年的選舉中，以人民直接選舉方式進行。這次修憲也取消了行政院長副署權。
李登輝大致完成了台灣民主改革布局。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與連戰搭檔，以五八一萬票、五四％的得票率在首屆總統直選中脫穎而出，其他競爭者包括黨內長年宿敵林洋港與郝柏村這對搭檔。
這次勝選，為李登輝在國際上贏得「民主先生」（Mr. Democracy）之名，也為台灣政治發展確立了一條至今二十四年沒有回頭的民主大道。
李登輝對日本懷抱著特殊情懷，卸任後九度訪日，最後一次是2018年至沖繩參加「台灣人戰亡者慰靈碑」揭幕式。（翻攝自謝長廷臉書）
二○○○年李登輝卸下總統職務，隔年籌組台聯，二○○四年動員兩百萬人發動牽手護台灣，為陳水扁連任助選，在政壇擁有強大的影響力。
一二年李登輝在蔡英文競選總統的晚會，宣布「最後一次拜託大家」之後，李登輝才算結束「主動」影響台灣政壇、逐漸歸隱──雖然一些政治人物仍希望獲得他的加持。
晚年的李登輝，依然心向日本、愛讀書，也依然鍾情日本。
李登輝有糖尿病、腎結石、肺結合、白內障等病史，也因大腸癌而動過手術，心血管更裝了超過十個支架。
二○○○年在台大醫院進行心導管檢查與氣球擴張術。當時傳出是一位日本心臟權威醫師光藤和明在台大醫院為李登輝主刀，但事後台大醫院說光藤只在旁進行觀看協助，非主刀醫師。
可能是對日本醫師的信賴，李登輝在○一年就向日本交流協會提出赴日就醫申請，這個醫療事件卻因為他的特殊身分而演變成政治事件。李登輝甚至召開了記者會，當場拿出心肌梗塞的急救藥物，證明自己隨時都可能會有狀況。這也讓一直照顧他的台大醫院難堪，他的主治醫師也心灰意冷地說：「那就請他去找他信賴的醫師吧！」
李登輝最後順利成行，當年四月年前往日本接受檢查與治療，執行者就是光藤和明。
醫師研判他的心臟問題是來自他的糖尿病，但一開始就用胰島素控制所以一直控得宜。不過一三年李登輝又開始出現頭暈狀況，於是在椎動脈又放置支架，顯然動脈硬化狀況日趨嚴重。一八年年底跌倒後，他住院超過兩個月，身體狀況變差。
李登輝對日本一直有特別的情感，甚至最後一本著作、一六年出版的《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也以日文寫成。
李登輝總統引退後九度訪日，第一次是○一年赴日就醫，最後一次是一八年前往沖繩出席「台灣人戰亡者慰靈碑」揭幕式。
一五年七月李登輝訪日，在國會議員會館以「台灣的典範轉移」為題，對近三百位國會議員發表演講，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胞弟、眾議員岸信夫主持。一七年訪日，由有安倍政權監護人之稱的ＪＲ東海鐵道榮譽會長葛西敬之牽線，與安倍晉三在東急飯店共進早餐。三個月後，正在競選總統的蔡英文也循同模式與安倍見面。
更早在一三年，曾任安倍內閣防衛大臣的久間章生來台造訪李登輝，李託久間帶親筆信給安倍，提供經濟政策建言，並聲援安倍的寬鬆貨幣政策。
李登輝在農復會任職時期，就有與美國合作發展台灣肉牛產業的計畫，但後來因故中止，李也離開農復會轉向政治之路。
高端肉牛產業的構想一直到卸任總統後才實現。李登輝基金會秘書長王燕軍在多方搜尋之後，於一六年在台北擎天崗找到日治時代送來台灣的和牛「但馬牛」，才讓計畫成形。
這十九頭黑毛牛被李登輝取名為源興牛，以紀念其李三芝祖厝；並在隔年開設源興居生技公司，以進行科學育種工作。
一九年，李登輝的和牛已在花蓮兆豐農場以人工授精方式育出新種，二○年底第一代繁殖的牛隻將進行屠體調查，如果肉質符合和牛標準，將成為台灣第一組高端肉牛的品種，讓台灣的肉牛產業往前邁進一步。
李登輝自少年就熱中閱讀，他曾在媒體專訪中透露，生平第一次向父親要錢，就是為了購買《兒童百科全書》。受訪時已九十高齡的老人，仍相當懷念這本帶給自己啟蒙知識的書。李登輝並提到念台大時曾當過二手書店老闆，書店裡有八百本書都是自己拿出來的。（參見甘粕代三文）
李登輝在士林翠山莊家中的書庫，即使在他捐出一萬多本經濟類藏書給台大經濟研究所，成立了「李登輝圖書館」後，藏書規模仍讓到訪者嘖嘖稱奇。
卸任後的李登輝持續閱讀，他的書單包括：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地緣政治著作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李登輝閱讀的是日文版的《アメリカの終わり》）、日本國際政治史學者中西輝政的《霸權的終結》（覇権の終焉――アメリカ衰退後の世界情勢を読み解く）、科普作家布魯克斯（Michael Brooks）的科普書籍13 Things That Don't Make Sense、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這些書籍讓李登輝對美中對抗下的台灣該如何自我定錨，有了新的見解。
劉君祖曾為李登輝講了整整一年的《易經》課。（新新聞資料照）
從一九九四年八月開始，劉君祖為李登輝講了整整一年課。劉在總統官邸的客廳沙發旁立了一個黑板，一次上兩個小時。兩人約定，劉只講課、不占卦，就這樣一卦一卦地講經，從九四年講到九五年閏八月的台海危機發生。
《易經》被尊為上古三大奇書之一、儒家五經之首。特殊的是，許多台灣與中南海高官貴賈對《易經》相當尊崇，在遇到變局或修養惕勵時，會想聆聽《易經》怎麼說。
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就曾經學《易經》，他把易學大師劉君祖請進官邸講課長達一年。李曾對朋友坦言，《易經》實在太過奧妙。為李上過課的劉君祖則透露，《易經》精準地算出不少卦，連二○一八年中美貿易大戰都算出來了，但有關李登輝的卦卻相當特殊，李可說是《易經》罕見測不準之人。
劉君祖表示，年輕時他辦了《牛頓》雜誌，每期會寄一本公關書到總統府，沒想到李真的看了，之後透過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蘇志誠來找他，表達想要學習《易經》的念頭。劉進了總統府與李談了三十分鐘後，李決定開始上課。
從一九九四年八月開始，劉君祖為李登輝講了整整一年課。劉在總統官邸的客廳沙發旁立了一個黑板，一次上兩個小時。特殊的是，兩人約定，劉只講課、不占卦，就這樣一卦一卦地講經，從九四年講到九五年閏八月的台海危機發生。
李登輝對《易經》相當有興趣。劉君祖的課一期是八堂，他和李說好，八堂上完覺得不錯再上下一期。結果李登輝完成了三期，第四期上了一堂課後，遇到台海危機等重大事件；加上劉君祖也偶而請假，李登輝與劉君祖這段《易經》緣分才無疾而終。劉君祖說：「我還欠李登輝七堂課！」
劉君祖說，《易經》太難，而且李登輝是日本式教育的底子，「他沒什麼提問的空間。」不過，李登輝上課很認真地記筆記。
劉君祖也講，由於感受李難以捉摸，上課一陣子後，曾私下為他起卦，結果跟〈明夷卦〉有關，即此人「善於韜光養晦，掩護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
劉君祖表示，近年來曾用卦幫李登輝算了好幾次，許多人在遇到《易經》所警示的險關前，都過不了，但李都用意志力撐過去，卦象於是沒有應驗。他表示，《易經》算出過不少狀況，包括去年中美貿易大戰，都非常準確，唯獨李登輝，是這麼多年來用《易經》難測之人。
九五年閏八月，中國解放軍在東海試射導彈與演習，台海危機驟起。李登輝罕見地在上課時問了劉君祖，《易經》對此有何說法？劉當時說，此事為〈臨卦〉，有「至於八月之凶」。只是對此局如何化解，李登輝沒有追問。
九九年一月，李登輝過七十六歲生日時，與三位日本客人在來來飯店（今名喜來登）安東廳談到《易經》，他大嘆《易經》哲理深奧，當場也吐露一段塵封往事，說獨子李憲文因為罹患鼻咽癌辭世，自己曾以此問卦《易經》，結果居然完全吻合當年李憲文逝世的時辰。
不過，李登輝也特別對在場友人表示，他不會因此全盤相信《易經》，因為生命歷程充滿著變數與不可知，不是一切「冥冥之中皆有定數」。
李登輝曾自我解讀，自己個性很極端、內心很矛盾。（柯承惠攝）
李登輝思想由唯心轉唯物；政治上曾是共產黨、入仕國民黨、合縱民進黨；認為歷史非直線，手段必須正反合。一下左、一下右，一會兒實、一會兒虛，何者才是真正李登輝？
在台灣民主留下一頁的前總統李登輝，國族認同上，曾受日本統治，一度嚮往做中國人，最終主張「新台灣人」；思維信仰，從「唯心」轉「唯物」，之後追隨主耶穌；政治光譜，一度投身共產黨，入仕右派國民黨，轉身合縱表面稱左、實則向右的民進黨，卻又是獨派共主「台灣之父」；謀略身段，有時「戒急用忍」，亦講「諸法皆空，自由自在」。
闖蕩政治江湖，水無常形、月有陰缺，何面才是真正李登輝。
李登輝曾自我解讀，稱自己：「是ＡＢ型的，個性很極端、內心很矛盾；雖然很理性，但也有情緒性的一面，兩項特質同時存在，怎樣調和是個問題。」
他闡述內心世界的轉化：「自己很早熟，隨著知識的增加，常常產生『人是什麼』的疑問；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祖母過世，開始針對『死亡到底是什麼』的課題有深入的煩惱。」
李登輝說，因沒有想清楚自我和生死，「感到很艱苦（難過）」，所以讀書，透過掃廁所、只能挾眼前菜等自我克制，以及日本教育中「禪」、「武士道」等哲學訓練，有了「唯心」的認識。
二戰終止，李登輝看到日本在美軍空襲後，全國成為火燒島，物資缺乏，非常感慨。他說，在這之前，自己不關心肉體與物質，「但現實上，在那種社會百般蕭條的情況下，人要生存，糧食問題、環境問題都比靈魂更重要。」他開始沉迷「唯物論」。
只是「雖然研究馬克思約十年，心卻還是空虛的。」於是在三十四、五歲時，「我放性命（拚命）去找神。」
經過幾年徘徊，李登輝說，基督教中「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解決他對信仰「如何實踐」的質疑；再者，《聖經》強調麥子落土才能結粒的「死始能知生」觀念，與年輕時學習的「武士道」相連貫。宗教解決了他的疑惑，「我被基督的愛擄獲，三十八歲受浸做基督徒。」
李登輝的內心與人生一直處於變動狀態。年輕時想當歷史家，赴美念書後成為農業經濟學者，埋首理論；受蔣經國提拔投入政治後變得務實；政爭處於「如觀音山頂的左右一國命運孤獨之戰」，則翻《聖經》接受神啟。
李登輝經事處世手段隨現實轉換，他說因為「歷史演變不是直線的，我的想法都是『正反合的辯證法』。」正、反共震幻化出新局或者解答，或是脫離被設定的賽局。
李登輝的「正反合」辯證，就是他悟了幾十年參透的應變心法。一切心理有數，但他也說，身處政治宮廷時，「不可以太隨便，不可讓人家看到自己腹肚裡在想什麼。」外界不明所以，便覺他善變、多變，詭譎不可測。
李登輝後來雖然從馬克思轉向上帝，但早年左派思想還是影響著他。
1968年完成、1971年出版的博士論文《1895～1960年台灣經濟發展中部門間的資本流動》（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獲得全美農經論文第一獎。這本書研究台灣工業化過程中，如何從農業部門汲取資源。
李氏雖肯定台灣農業政策的正確性，但研究農工部門資本移轉，其實也是在關切二元經濟結構中，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的剝削。
李登輝1968年完成論文回台，就被聘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兼農復會技正。1970年代初，台大學生社會意識抬頭，保釣運動、學生百萬小時奉獻運動如火如荼。當時任教台大的李登輝，建議台灣大學社會服務團針對農村經濟九大問題進行問卷調查研究，把農民對當前問題的意見做成報告反映給政府。當時社會服務團農村組負責人就是他的學生、助理蔡吉源。
1972年初報告出爐，但據蔡吉源稱：「因極右派（如王昇）杯葛，並未公開發表，只由台大刊印50本，限相關主管機關（如農復會，即後來的農委會，及省農林廳）人員閱讀。」
不過，李登輝1972年擔任政務委員後，這些主張成為他「加速農村建設運動」政策的根本，也成為當時第一次石油危機工業部門失業嚴重、人口回流農村時，政府的因應措施根據。（郭宏治）
李登輝（右）1990年提名李元簇（左）為副手，因黨內大老不認同而引爆「二月政爭」。（林瑞慶攝）
二○○○年首度政黨輪替實現後，李登輝曾說，「生前和平轉移政權」的最大心願終於成真。《天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說：「與其說李登輝是和平移交政權，不如更正確地說，他是終結了國民黨。」而李也從未對國民黨在他手中失去政權有任何愧疚。
前總統李登輝頗具傳奇且評價兩極的一生劃下句點。曾任十二年中華民國總統與國民黨主席，集黨政大權於一身的李登輝，主政期間正是台灣由威權走向民主的關鍵年代。在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台灣本土菁英眼中，「台灣民主之父」的稱號，李可說是當之無愧。
國民黨對李登輝的評價卻是截然不同，除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等少數友李人士外，幾乎都把他視為摧毀國民黨的頭號罪人。二○○○年總統大選「連蕭配」慘敗，國民黨首度失去政權的震撼下，很多長期與李登輝共事的僚屬，懊悔效忠李的過往，更有重量級藍營人士坦承：「被李登輝騙了。」
不過，對曾在一九九四年四月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以「外來政權」詮釋國民黨執政本質的李登輝來說，根本沒必要執著於國民黨的永續執政；促成台灣朝民主化、本土化成功轉型，才是他真正該做、想做的事。
二○○○年首度政黨輪替實現後，李登輝曾親口吐露，「生前和平轉移政權」的最大心願終於成真。即使選後他面臨黨內「棄連保扁」的強烈質疑，甚至是逼宮壓力，被迫提前卸任黨主席，似乎也從未對國民黨在他手中失去政權，有任何愧疚的表示。
二○○○年國民黨敗選的四天後，三月二十二日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宣布：「即日起辭去國民黨主席。」隨即轉身離開一片靜寂的會場，此後他再也沒有踏入國民黨中央黨部。
據悉，當時被國際輿論盛讚為台灣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其實對卸任主席心情頗感輕鬆，他更私下透露：「幸好不用當黨主席，否則就得處理陳水扁找唐飛組閣的難題。」
政壇也傳出，李登輝還向親近民間友人表示：「從此，我不再受國民黨約束。或許我是個失敗的國民黨主席，但卻能成為成功的中華民國總統。」這番話聽在國民黨人耳中，非但異常刺耳，更令人怒火中燒，畢竟李登輝是靠著國民黨才得以攀登權力頂峰，享受榮耀。
與藍營關係友好的《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曾一針見血地評論：「與其說李登輝是和平移交政權，不如更正確地說，他是終結了國民黨。」李登輝在十二年黨主席任內，與民進黨關係曖昧飽受同志質疑，但他認為國民黨是大黨，必須要有胸襟給民進黨奶水喝。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也證實，李曾有意以金援助民進黨壯大。
對許多國民黨人來說，李登輝最不可饒恕的過錯，並非扶植反對黨或是「去統偏獨」走隱性台獨路線，而是他一手造成國民黨三次大分裂，嚴重削弱國民黨的力量，才讓民進黨在二○○○年總統大選有機可乘。
第一次分裂是一九九○年的主流、非主流之爭。表面上，這次鬥爭並未造成黨的裂解，但這是國民黨遷台以來，黨內首度爆發各自選邊的大規模權鬥。擁李主流派訴求本土化、台灣化，與外省菁英為主的反李非主流人士對決，讓這場政爭沾染濃厚省籍情結，更埋下日後國民黨實質分裂的種子。
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逝世，副總統李登輝雖依法繼任總統，但接掌黨權過程卻是阻力重重，國民黨中常會拖延了兩周才召開。雖經宋楚瑜在中常會臨門一腳，讓李順利成為代理黨主席，但他與既有國民黨勢力的矛盾也急速惡化。
同年七月的國民黨十三全會，擁李派順利壓制趙少康等青壯派以黨內民主為名的票選訴求，仍以傳統起立鼓掌通過李為黨主席。據李登輝多年後透露，以林洋港、李煥等人為首的非主流勢力試圖復辟，一直是他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九○年李登輝打算連任總統，提名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為副手，因黨內大老不認同而引爆「二月政爭」。
李登輝最終在這場政爭驚險勝出，國民黨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人選，但鬥爭戰場卻轉移到選舉總統的國民大會。非主流推出林洋港、蔣緯國的「林蔣配」，與國民黨提名的「雙李配」競逐。
李登輝動員民間力量反制，不惜形塑外省人欺負台灣人總統的氛圍，國民黨地方派系、大學生也紛紛動員挺李，「林蔣配」無力抗衡只得退選。
李登輝風光當選後，接著提名號稱與他肝膽相照的國防部長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取代非主流大老李煥，有效瓦解了非主流勢力。
李登輝雖在主流、非主流之爭中大獲全勝，確立黨政第一人的地位，但過程中動用省籍及地方派系當鬥爭武器，無可避免在黨內造成嚴重後遺症。
九二年底立委選舉，國民黨受主流、非主流之爭餘波影響失利，挺李的集思會立委幾乎全軍覆沒，而趙少康等人組成的新國民黨連線，挺郝反李色彩鮮明，卻大多高奏凱歌。
九三年，李登輝決心逼退郝柏村，二月郝在國民大會受辱後宣布辭職，新國民黨連線也決與李登輝的國民黨分道揚鑣。同年國民黨十四全會召開前，趙少康等人出走成立「新黨」。
這是當時仍一黨獨大的國民黨首度面臨正式分裂。新黨獲得外省、軍系及都會中產選民支持，有效侵蝕了國民黨傳統選票版圖，連黃復興鐵票都被動搖流失近半。
影響所及，當年的台北縣長選戰到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新黨提名的候選人都展現強大破壞力，讓國民黨提名的蔡勝邦、黃大洲苦嘗敗績。
尤其台北市長一役，趙少康旋風一舉拿下四十二萬餘票，硬把黃大洲擠到第三名，開啟政壇國、民、新三黨分立的時代。國、新之爭更讓坐收漁翁之利勝選的陳水扁，取得日後問鼎大位的機會。
或許新黨出走對如日中天的李登輝只造成皮毛之傷，甚至黨內本土派還認為，趙少康等外省勢力離開後，反而有利於黨的團結、落實本土化路線，整體而言對國民黨反而是加分。
惟九七年的凍省風波，導致省長宋楚瑜與情同父子的李登輝反目，第三次的分裂對李登輝及國民黨而言，可就是傷筋斷骨的重傷害了。
兼具政治謀略及基層實力的宋楚瑜，九九年決定投入總統大選，與國、民兩黨候選人連戰、陳水扁分庭抗禮，分裂的國民黨對抗團結的民進黨，也敲響了國民黨政權的喪鐘。
雖說李登輝當家期間三次大分裂，讓國民黨江山易手，藍營上下也對李恨之入骨，但在綠營及本土人士眼中，若非有李登輝力推本土化路線，脫離草根的外省權貴國民黨或許早被民進黨取代。如今李登輝已逝，他與國民黨十二年的恩怨情仇，是毀黨或是救黨？終究難有定論，一切俱往矣！
張榮豐認為李登輝深謀遠慮、雄才大略值得效命。（新新聞資料照）
國安會前副秘書長張榮豐指出，李登輝在宣布終止動員戡亂體制之前，必須在統獨爭議以及兩岸之間建立一道防火牆，那就是「有條件、有階段，沒有時間表」的《國家統一綱領》，以落實「不爭論統獨、全力進行民主改革」的策略。
一九九年五台海危機時策畫「十八套劇本」的國安會前副秘書長張榮豐，一直是登輝主政時期幕後神祕低調的靈魂人物。在國安會期間，他經手無數兩岸之間最高層的機密，不論是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或是特殊兩國論捲起的兩岸爭端，張榮豐都在第一時間為李登輝掌握最精準的兩岸情報。
張榮豐接受《新新聞》專訪指出，當年兩岸之間「密使」奔走，許多人以魯仲連或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自居，李登輝因此以「有條件、有階段，沒有時間表」的《國家統一綱領》為兩岸之間建立一道防火牆，以落實「不爭論統獨、全力推行民主改革」的策略。
張榮豐憶述，一九九○年他即將赴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做博士後研究前夕，李登輝要他到總統府工作。期間國安局長宋心濂認為他和黨外人士過從甚密，力勸李不要晉用，但李仍堅持要用他，也讓張榮豐成了李登輝身旁長達十二年的核心幕僚。
張榮豐透露，當時他跟李登輝面談時，問了李兩個問題：第一是「怎麼處理統獨問題？」李登輝說：「我這一代沒條件，你那一代也沒條件，不要浪費時間去爭論統獨問題。」第二是「要做什麼？」李登輝說：「民主化。」張榮豐因而認定李登輝是一位深謀遠慮、雄才大略且值得效命的主子。
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中國不只經濟改革陷入困頓，還剛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政權正處於高度戒備和防衛的狀態。而台灣則剛結束蔣氏父子強人統治，李登輝政權要面對國民黨非主流勢力奪權以及千頭萬緒的民主改革。
張榮豐說，李登輝當時的執政策略是任內「不主動處理統獨問題」，因為他認為無論國際或國內都缺乏解決統獨問題的條件，任何統獨爭辯都是浪費寶貴時間，因此將全部力量集中在推動民主改革。他形容這跟鄧小平主張「不爭論」、全心全力發展經濟的精神完全一致。
由於兩岸分隔已超過四十年，彼此完全沒有互信基礎。同一時期，台灣正為政治民主，中國大陸則為經濟發展，各自進行改革。
當時台灣民主改革最大的障礙就是「動員戡亂體制」。這個體制固然使蔣家政權取得對內專制統治的正當性，但它同時造成了隔絕兩岸人民往來、斷絕兩岸經濟交流的作用。
「李總統啟動民主改革的第一步，是將國會的選舉權還給人民。」張榮豐表示，這就需要終止動員戡亂體制，為廢除「萬年國會」掃除障礙。
但終止動員戡亂體制將帶來一個問題：台灣對大陸的門戶將因此洞開，人員往來、經濟交流也將隨之擴大，「更嚴重的是，國內統獨議題的爭論也可能更加尖銳化，並摻雜了對岸的元素。」
張榮豐說，統獨爭議的兩岸化，首先出現的亂象是兩岸之間「密使滿街走」。一時之間，台灣的失意政客、幫閒文人學者、社會名流絡繹於北京之途上。這些「密使」，用個人意識形態創造簡單、抽象的名詞，企圖解決背後涉及複雜國際因素的問題，在兩岸議題上熱心地向中南海的領導人獻策。
他說，這種現象若只是讓對岸領導人上當受騙也就罷了，但若導致雙方領導人誤判，甚至可能引發軍事衝突，使台灣陷入不必要的危機，也會干擾台灣民主化工程的推動。
張榮豐指出，因此李登輝在宣布終止動員戡亂體制之前，必須在統獨爭議及兩岸之間建立一道防火牆，那就是「有條件、有階段，沒有時間表」的《國家統一綱領》，以落實不爭論統獨、全力進行民主改革的策略。
據此脈絡，李登輝在九一年三月十四日通過《國統綱領》後，緊接著在四月三十日宣布終止動員戡亂體制，開始推動國會全面改選。
張榮豐說，當年朝野國是會議，李登輝為了成立國統會「被罵到臭頭」，但李還是堅持要有國統會和《國統綱領》，認為如果沒有建構《國統綱領》這道防火牆，民主化改革就會馬上「跛腳」。
為了保證台灣民主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張榮豐表示，面對兩岸之間「實質敵對」的關係，如何進一步維持一個薄弱互信的穩定關係，李登輝認為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溝通管道，並隨著民主進程，逐步讓溝通管道制度化，並受民意監督。往後的辜汪會談、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制度性協商，皆源自於此。
除了兩岸溝通管道，九六年台海危機時的「十八套劇本」、九七年的「戒急用忍」政策，也都是出自張榮豐的手筆。
張榮豐透露，戒急用忍這四個字，是受到一位政大國關中心教授去大陸旅遊時，參觀承德避暑山莊內清帝康熙贈給雍正「戒急用忍」題匾的啟發。
中國大陸當時進行經濟改革，八四年後沿海城市更加開放，從珠三角往北到長三角吸引不少外資進駐；那時台灣游資氾濫，大量勞力密集為主的台資跑去中國投資，甚至連資本密集的石化機械產業、技術密集的高科技產業也蠢蠢欲動，掀起了「中國熱」。
張榮豐回憶，當年台塑在中國大規模投資海滄計畫，李登輝和行政院長郝柏村下達通牒，若台塑與中國大陸簽訂海滄計畫的協議，政府將停止台塑股票交易、下令相關銀行凍結台塑集團資金、限制台塑集團高層主管出境等三大禁令。台塑企業只得放棄海滄計畫。
因此，李登輝在九六年宣布戒急用忍政策，經濟部禁止高科技方案、投資額五千萬新台幣以上的專案審核。
張榮豐坦承，戒急用忍在文宣上確實是失敗的，這四個字本身就不討喜，但精神上是對的。戒急用忍最主要精神是風險管控，保持台灣經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張榮豐回憶，跟隨李登輝身旁是一段風雨飄搖、驚濤駭浪的年代，面對非主流勢力群起逼宮奪權。他憶述，李登輝遭逢非主流派的「柔性政變」，前一天還沒掌握到情報，居然到當天傍晚四點多才知道，猶如行走在懸崖峭壁間，一失足就會跌個粉身碎骨。
張榮豐還記憶猶新，當年國民黨政權的非主流派，李煥掌控黨機器；李登輝剛就任總統，有次親自去李煥家裡拜會，外頭下著大雨，李登輝吃了閉門羹，冒雨在門口「罰站」十分鐘，最後才不得不離開。張榮豐形容：「那十二年的歲月，每天都是用生命在寫歷史。」
回首李登輝當政十二年，留給台灣最大的遺產到底是什麼？張榮豐毫不遲疑地說：「民主化──這是李前總統留給台灣最重要的資產。」
陳儀深說李登輝1999年提出特殊兩國論，可說是台灣主體性的美好句點。（柯承惠攝）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說，李登輝在一九八八年繼任總統後，開始展現政治上的主見，一改「板凳坐三分之一」的溫良恭儉讓。這是李的獨到謀略，他在主流、非主流之爭，展現一出手就能擊中對方要害的高段劍道技巧。
台灣史專家、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認為，李登輝將國民黨在台執政的路線本土化，奠定台灣永續經營的路線，確立台灣主體性，絕對是他對台灣很大的貢獻與影響。
李登輝自一九九○年起一連串的民主改革、修憲、國會全面改選，以達到「台灣化」，透過總統直選，奠定所謂的國家化。
陳儀深說，李登輝主政時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而蔡英文任內提出「中華民國台灣」可說是延續李的路線。李在九九年提出特殊兩國論，是台灣主體性的美好句點，當時參與研議的國安會諮詢委員正是蔡英文。
國民黨非主流派說李登輝是台獨，但李稱自己從未主張過台獨，因為台灣已實質獨立。陳儀深認為，此一論述後來影響獨派大老主張及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捨過去台獨公投的浪漫，在論述上與李的台灣主體路線產生趨同現象。
「李登輝的台灣心，在青年李登輝心中就有此傾向。」陳儀深說。李曾在留美時告訴其他台籍青年：「我們都是台灣人，想為台灣做什麼，大家都是同心，但情勢不對就不要冒險。」
陳儀深說，李在八八年繼任總統後，開始展現政治上的主見，一改「板凳坐三分之一」的溫良恭儉讓。這是李的獨到謀略，在主流、非主流之爭，展現一出手就能擊中對方要害的高段劍道技巧；改革過程也先以國是會議凝聚民意，再透過妥協，於黨內外突圍。
李登輝雖於九○年向黨外招手邀請參加國統會，隔年訂《國統綱領》，國家定位的問題看似很急，但陳儀深說「其實李登輝不急」，他只是在安北京的心，自己有設定的戰略目標，因此蔣緯國就曾批評這是「國家不統一綱領」。
至於遭批評的「戒急用忍」，陳儀深認為，李是擔心台灣對中國經貿依存度太高，經濟一體化會讓政治很難擺脫中國，這也是他謹慎務實的一面。
陳儀深表示，由於兩蔣都死在任內，因此國史館纂修國史時，並未對兩蔣進行口述訪談。直到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任內才首開對卸任總統訪談之例，對李登輝口述訪談約二、三十次，李的自我剖析也首度曝光。後續國史館館長吳密察也曾對前總統陳水扁進行口述訪談。
國史館依李登輝的口述訪談內容，留下《一個台灣人總統的誕生》影音及四冊訪談實錄（分成早年生活、政壇新星、信仰與哲學、財經產業）。
較具政治性的內容，是李登輝提供他與蔣經國相處四年的親手筆記，收錄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陳儀深說，此書所載顯示蔣晚年在公務上與李最為貼近，在無第二人知道蔣晚年政治上說了什麼、要做什麼，李提供解答──那就是要走向改革開放。
陳儀深說，李極力否認自己是台獨，但“Mr. Democracy”（民主先生）是沒有爭論的。李有一部分政治作為是承襲蔣經國路線，如解嚴、開放探親等，一部分則與蔣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三不政策」不同，例如李開啟了台灣與中國的接觸。
李登輝為何能在台籍菁英中脫穎而出？陳儀深認為一九七二年是關鍵，蔣經國當時為行政院長，任內邀李參政並擔任政委。
陳儀深花很長時間分析李受蔣器重、進而接班的歷史機緣。他指出，像李登輝這樣一位左派、有反抗思想的知青，也只有蔣經國敢用他，警總約談李的實錄可證。陳儀深說，從當時國際情勢觀察，蔣經國之所以選李，很有可能是企圖以提拔李等台籍菁英，來回應當時國際對台灣局勢的種種關切。
一九八○年代初，台灣發生不少國際關注的政治案件，如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這都影響蔣經國挑李登輝為接班人，以回應國際壓力。蔣的選擇也促成八六年的反對黨組黨、八七年的解嚴等台灣重大民主進程。
陳儀深也說，李被揀選的另一項因素是，省主席任內以農經專業倡導八萬農業大軍，藉農村改革增加統治正當性。從李登輝的訪談口述歷史也可發現，蔣是刻意栽培李，包括剛當台北市長時，蔣一周多次到李登輝家，與李交換治理意見。
陳儀深總結說，台灣能有今日要感謝李登輝的堅持，為了台灣的主體性不屈服於強權體制。李十二年總統任內，並非靠威權統治或不公平競爭維持多數，而是靠民主化競爭，直至九九年之前，李登輝仍讓國民黨維持統治地位，這都是以正道的方式為之。
許信良爆料，當年他夜奔總統官邸，是為了勸說李登輝別放棄修憲。（柯承惠攝）
修憲面臨黨內外夾擊，李登輝一度心灰意冷。許信良夜奔官邸勸李別放棄：「修憲沒完成，你可能四年內一事無成，你歷史定位就很難看。」並承諾民進黨全力支持。李登輝聽完沉思許久後才緩緩開口：「好吧，你都這樣說了，那我們重新開始吧。」
「如果不是他當總統，台灣推動民主改革不會那麼和平，換別人都做不到，他有膽勢有謀略，對民主轉型有個人貢獻。」一九九六年曾與李登輝合作修憲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接受《新新聞》專訪談李登輝。
「如果不是李登輝，台灣總統直選和民主轉型不會那麼順暢，恐會流更多血。」他用這句話總結李登輝的一生。
許信良與李登輝第一次接觸是九○年特赦政治犯，當年釋放施明德、陳菊和許信良等人。後來李推動國是會議，邀請黨內外及社會人士參加，許信良也參與其中。許信良說，自己跟李登輝接觸最密切的時期，是在九六年他當民進黨主席期間，當時為了推動修憲，與李合作。
「九六年我第二次當選民進黨主席，李登輝當晚請我到官邸談修憲，這是他第一次提出修憲。」許信良說，李提議修掉閣揆同意權，他則要求政黨選舉補助經費。當時為了促成朝野合作修憲，李當場答應。
政黨補助制度影響後續台灣民主發展，助長小黨成立。為了政黨補助經費，李登輝不惜與國民黨立院黨團翻臉，還指著饒穎奇要他「閉嘴」，「李登輝其實是一個有權謀的政治人物，不見得要講是非。」許信良評論。
九六年的修憲內容是廢省、廢國代、廢鄉鎮市長選舉「三廢」，以及建立雙首長制、取消閣揆同意權等。修憲果實很甜美，但過程卻是驚濤駭浪。
「當時形勢很險峻，只要有三十四位國大代表不出席或投反對票，修憲就不可能成功，所以李登輝跟我們合作。他找了擔任國代的蕭萬長做為民進黨的對口，我們黨內也遭遇很大阻力。」許信良說，因為涉及凍省，修憲遭到國民黨宋楚瑜等一掛保守勢力反對。民進黨內也對條文有異見，林義雄、施明德反對取消閣揆同意權。
許信良說，李登輝面臨黨內外夾擊，一度心灰意冷。由於做為修憲對口的蕭萬長莫名失聯半個月，讓許信良覺得「怪怪的」，一問之下才知道李擋不住排山倒海的壓力準備放棄。
九六年到九七年，台灣政壇面臨內外交攻，社會上爆發許多重大刑案，人心惶惶，劉邦友官邸命案、彭婉如命案與白曉燕命案，當時許多國民黨政要連署停止修憲工程。眼見修憲路走不下去了，許信良再度直奔官邸夜會李登輝。
「一見面，他（李登輝）開始自顧自地講話，抱怨十幾分鐘。我跟他說，今天來不是聽你講話。」許信良回憶當晚夜會李登輝，一開始氣氛並不融洽。修憲遭到副總統兼閣揆的連戰大力抵抗，加上發生重大刑案，李上任時有六六％支持度，不到半年掉了三成。
許信良對李登輝說：「你想想看，你是第一任台灣民選總統，你聲望那麼高地上任，結果短短半年多，支持度變這樣；修憲沒完成，你可能四年內一事無成，你歷史定位就很難看。」
「只要有三十四席反對票，修憲就不會過，民進黨我保證會控制在五席（反對），你只要把國民黨反對控制在二十九席以內，修憲就可以完成。」許信良向李登輝分析各種情況，承諾民進黨會嚴格用黨紀規範。李聽完沉思許久後才緩緩開口：「好吧，你都這樣說了，那我們重新開始吧。」
最後李登輝任內完成六次修憲，成就了他的歷史定位。也因為這次合作，讓民進黨內始終有著「李登輝情結」。
但許信良認為，雖然李登輝與民進黨合作，但他沒對民進黨特別好；李有膽勢謀略，為達目標不擇手段，對黨內外一樣沒什麼情感，「對一個好的政治領袖而言，無情沒什麼問題。」
九九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引發台海危機。許信良表示，當年兩岸關係非常緊密，政府也在辜汪二次會談後密切聯繫，甚至擬邀汪道涵來台舉行第三次辜汪會談。李認為兩岸關係太模糊，如此下去恐走向統一。
許信良說為了踩煞車，李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現任總統蔡英文是當年兩岸小組成員之一。兩國論不但釐清兩岸政治關係，更替兩岸關係定位，許信良盛讚這是李登輝的重大成就。
許信良對李登輝一生總結：「李先生對民主有功，對兩岸功過難論，到現在無法定論，卸任後，他的言論不負責任。」
二○○○年總統大選，許多國民黨員批將卸任的李登輝暗助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對此，許信良搖頭直說，李登輝全力阻止宋楚瑜而支持連戰當選總統，是連戰扶不起，為了壓制宋楚瑜陰錯陽差幫了陳水扁（指興票案），但絕對不是李的本意。
范雲讚揚李登輝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但也質疑他並未對金權政治、轉型正義執行改革。（柯承惠攝）
台灣的民主發展因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而翻了好幾番。歷史是必然或偶然？學運時與李登輝交手過的范雲思忖：「現在回頭來看，他透過學生運動借力使力，鞏固個人權力，也加速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
「你還記得我嗎？」一九九二年，正值美國總統大選，李登輝接見即將前往美國的觀選團，范雲排在隊伍末端，李登輝握著她的手直問，這是范雲印象最深刻的李登輝。
至今想起，她笑說：「這個問題很好笑耶，我怎麼可能不記得！」畢竟兩年前，她才當著他的面，要求承諾野百合學運的四點訴求。
野百合學運後再次見面，兩人少了政治場上的刀光劍影，范雲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登輝送給每個成員一本自製的文章集，特別翻了某一頁跟她說：「你是念社會學的，我裡面有寫到韋伯……。」范雲感動地說：「至今還有很多人搞不清楚，誤會我是讀政治學系。」
李登輝特別提到社會學大家韋伯（Max Weber），不僅展現知識分子的熱情，也拉近兩人的距離。求知的胸懷、分析的高度，尤其以知識做為政治願景的基礎，這些都是後來從政的范雲認為最不容易也最想學習的特質。
專訪當日是二○二○年三月二十日，三十年前的這一天，當時是野百合學運領袖的范雲正準備與其他學運代表在隔日與時任總統李登輝會面。她總是說：「二十二歲的時候，我對李登輝的了解其實很少……。」遑論此刻的敬仰與批判。
只是當年的少女如今不再懵懂無知，范雲從街頭到課堂，最後踏入國會殿堂，李登輝從廟堂退居江湖，台灣的民主發展因國會與總統直選而翻了好幾番。歷史是必然還是偶然？她思忖：「現在回頭來看，他透過學生運動借力使力，鞏固個人權力，也加速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
一九九○年的台灣，經濟與社會蓬勃發展，總統卻仍由多數沒有民意基礎、僅是國府遷台前選舉的國大代表投票產生。彼時李登輝與司法院長林洋港互爭總統大位，時任國防部長郝柏村支持林，國民黨的內部鬥爭檯面化，人心惶惶，「廢除國大」的聲浪甚囂塵上。
同年三月十六日，一群台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前拉起「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白布條，揭開學運序幕。往後數日，成千上萬的學生與民眾占據廣場，接著在廣場撐起一株巨大的野百合，逼得李登輝不得不出面接見學生代表，運動總指揮范雲是代表之一。
「他講話很快速、很跳躍，又充滿了熱情，很想說服同學，他想的跟我們一樣有理想性；可是我最擔心，他的承諾究竟是什麼？同學們願不願意相信？」身為學運領袖，范雲戒慎恐懼，就怕稍有不慎，落得前一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血腥鎮壓。
當場范雲只好狂抄筆記，試圖在七彎八繞的政治話術中聚焦、複述，待李登輝點頭確認後，遂通過校際投票而散場。野百合學運最後達成四點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召開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
這是范雲第一次見到李登輝，而國家領導者親自回應社會運動，更是台灣史上第一次。
李登輝和平地完成政治改革的拼圖，國會與總統直選後，人民可以選出台灣人的總統，也可以選出台灣人當總統，在野的民進黨不必取得國會多數也可能取得執政權。
范雲指出，李登輝是第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總統，出生在日治時期，見證外來政權進入台灣，歷經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體會到「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悲哀」，他的個人生命史就是台灣的近代史。她認為，李登輝創造了本土化的空間與台灣主體性的思維。
「但別忘了，他一直很肯定蔣經國，蔣經國是威權時期的領導者耶！這代表什麼？」范雲話鋒一轉，提到了她最為念茲在茲的問題。專訪當下，她剛上任立委一個月，辦公桌沒有太多文件，一份是武漢肺炎特別條例與預算，一份就是《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報告。
寧靜革命沒有流的血，化成島嶼深處的瘀青。黑金政治成為地方派系的伏流，蔣氏政權不能公開檢討，金融改革也是千禧年前的未竟之業，公民社會持續為此付出代價。范雲發現：「政治是一個方程式，但無法同時解答每個未知數。」
二○一○年野百合學運二十周年時，李登輝與野百合世代齊聚一堂，前者想回顧榮光，後者想檢討功過；前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林繼文談憲政改革，社會所研究員李宗榮與吳介民分別評價金權政治與兩岸關係。只可惜他沒有正面回應，雙方像是各說各話。
「如果我們要讓民主體制更好，就必須解答這個方程式。」前一個世紀未解的習題，范雲深受其害。在金權政治的陰霾下，選票就是鈔票，大黨小黨都沒錢，選議員募到八十、一百萬元還過得去；她在一八年想選台北市長，就拿不出兩百萬元的保證金。
不過五年，台灣經歷了三一八占領國會運動──人數與規模媲美二十五年前的野百合學運，政壇颳起一股新政治的風潮，范雲也帶頭成立了社民黨，並前去拜會九十二歲的李登輝。「當我跟他說社會民主，他就說他也是個左派。」縱使政治風雲變色，兩人最有話聊的總是這些高大上的理論。
李登輝從總統大位退下後，離開國民黨轉而成為台聯的精神領袖，本土化與社會民主的理念在晚年越來越鮮明，後者卻是一手創立的台聯無法企及。范雲認為，李登輝更嚮往的是社會民主，多是相談甚歡，甚至鼓勵小黨繼續發展。
青春驚艷了時光，從容溫柔了歲月。李登輝年紀大了，聽力不好，每次碰面卻總愛拉著她話當年，談知識、聊願景、分析國際局勢、議論社會民主，講起野百合學運滔滔不絕。在他眼裡，范雲始終是當年那個台大社會學系的學生；縱使她不想回到當年。
劉泰英在李登輝時代被稱為大掌櫃，對經濟政策影響甚深。（顏麟宇攝）
劉泰英認為李登輝卸任後的二十年，民眾的薪水沒有增加，利息又越來越低，想靠股票股息賺錢，卻因為外國人投資股票比重過高，股息都被外國人拿走，導致民間可支配所得沒有成長，這就是台灣這幾年民間消費沒有增加的原因。
台綜院創辦人劉泰英，是前總統李登輝身邊最重要的財經幕僚。在李登輝時代，他擔任過中華開發銀行董事長、國民黨投管會主委，人稱「大掌櫃」，對李在經濟與財政政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外界尊稱他為「泰公」。他與李登輝結識近六十年，對李有非常貼身的觀察。
以下是劉泰英的口述：
李登輝有很強的生命力，他年輕就得過肺結核，肺部本來就不好，心臟還裝十多隻支架，近幾年又有些身體狀況，撐到現在靠的是意志力。
李登輝是位哲學家，他從小接受日本教育，大學到日本京都帝大念農經，戰爭結束後，再回台大繼續念。
他在日本念書時，學的是劍道，劍道就是「人道」，他追求武士道精神、講忠義，這是他的基本訓練。所以他一定是忠心耿耿，他對蔣經國如此，當上總統後，對國家更是如此。
我在念台大經濟系三年級時，就認識李登輝，他當時是台大農經系兼任講師（還未到康乃爾大學念博士）；他也到我們系上教課，同時擔任農復會（農委會前身）的技正。我則擔任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果為的助教，以「台灣農業生產力研究」申請到農復會補助，我們常常開會討論，他對我印象很深。
我台大畢業後，先在行政院主計處做事，後來又到美援會（美援運用委員會）負責「第四級四年經濟計畫」，農業經濟方面是李登輝負責，我則負責非農業部分。我會與同事下班一起吃飯、喝酒，因為李是老師，平時較嚴肅，我們不好意思找他。他發現後，還特地來跟我說要找他一起，他也有輕鬆的一面。
後來我們在康乃爾大學還成為同學，他雖然修的是農經博士，但常來我們系上修課，我們算是「同學」。
他當上總統後，找我做官，我拒絕。後來安排我到中華開發工銀，看我幫工銀賺大錢，又找我去整頓黨營事業，我把過去放在黨國大老個人名下的黨營事業股票收回，將黨產回歸為法人制，因而得罪了不少國民黨大老。
他任內發生過東亞金融危機，台灣能全身而退，就因為李登輝對我的信任。他信任你本人，就信任到底，相當授權。
當時我以經濟敏銳度與資訊，判斷韓國外匯流失的速度，一定會爆發金融危機，要台灣趕快因應。果不其然，韓國爆發的日子跟我預測的一樣。
我是李登輝總統府財經小組成員的召集人。當時台灣很多公司快要撐不下去，我認為是非經濟因素，一定要用政策去救，所以我找交通銀行、台灣銀行等公股行庫的董事長商量，請他們讓中小企業「只收利息不還本」，否則企業倒了，銀行也會垮，台灣經濟就危險了。
當場就有銀行擔心若變壞帳怎麼辦？我說：「我負責！」官員要有人負責，他們才敢幹。後來我用書面簽呈給李登輝，他二話不說馬上就簽字。
李登輝任內的財經政策，強調一定要把經濟基礎打好，企業要有投資，公共投資也要配合，所以才有高鐵、一○一金融大樓、十八標（汐止五股高架快速道路）等，阿扁的公共投資都是承續李登輝時代的。
他絕不會把台灣出賣給老共，以台灣利益為最大前提。所以李登輝對中國採「戒急用忍」政策，當初很多人都罵他，但如果那時完全開放，台灣就完了。
所謂「戒急用忍」，不是不能投資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適度開放，要有管理，先把錢留在台灣，把台灣壯大起來，再去投資。有人問說，自由經濟下，為什麼要管理？但老共不是自由經濟政策，所以我們一定要有管理機制。
除戒急用忍外，李登輝任內推動南向政策，做得很成功。雖然我們跟東南亞國家都沒有邦交，但我們透過民間來做外交，中華開發工銀（編按：董事長是劉泰英）與黨營事業，不僅可以協助台灣發展產業，也可以幫政府做民間外交，當政府的顧問，幫助台灣企業到東南亞或海外發展。
透過開發工銀，我們協助菲律賓開發蘇比克灣，讓菲律賓同意給台灣免簽證。還安排李登輝拜訪泰皇，也與印尼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Fidel V. Ramos）分別打球做外交，也去過中東等國，都閃躲過中共的打壓。他們去打球，我則跟地主國部長忙著開會。
李登輝主政十二年，台灣實質經濟成長率為七％，實質工資成長率超過一○％，勞動所得在那十二年越來越高。陳水扁執政之後，經濟成長率還有二％至四％，但工資成長率幾乎是零，代表台灣經濟成長的成果都被企業家拿走，勞動工資沒有漲，導致所得分配惡化。
更糟糕的是，李登輝卸任後這二十年來，經濟雖然有成長，但民間可支配所得卻沒有增加，因為我們產業結構變了，GDP有一項很重要成分，是企業折舊，這是老百姓拿不到的。台灣高科技業，像台積電折舊率非常高，使得GDP數字過於美化。
老百姓拿到的薪水沒有增加，利息又越來越低，想靠股票股息賺錢，卻因為外國人投資股票比重過高，股息都被外國人拿走，導致民間可支配所得沒有成長，這就是我們這幾年民間消費沒有增加的原因。
李登輝的功，絕對大於過。所謂的過，就是外省人討厭他，說他是日本人。你看他兒子得的是鼻咽癌，台灣客家人與閩南人得最多，日本人不會有這種病。
以前外省人還天天罵李登輝是黑金。他怎麼會是黑金？他主政十二年，經濟高速成長，台灣國民所得越來越高。我講話都有憑有據，李登輝時代，每個畢業生都有兩個工作在等他；他執政的最後一年，大學畢業生工資每月已達三萬五。看看現在的經濟狀況，大學生兩個人搶一個工作，薪水僅剩下二萬三。
有人討厭李登輝，批評他與企業走得近。他因為喜歡打高爾夫球，企業會邀請他去打，趁打球時跟他提企業的困難，他沒有跟企業拿一毛錢進入自己口袋。他跟企業接觸，是要了解企業；若都不跟企業接觸，怎麼了解。問題是主政者有沒有照顧老百姓、有沒有幫百姓的國民所得提升，這才是重點。
歷史應該給李登輝一個公道，他承續了蔣經國，把經濟弄得很好。台灣經濟在蔣經國與李登輝時代都高度成長，這兩位總統，我都非常佩服。
但蔣經國是獨裁，而台灣的民主化是在李登輝手上完成。李登輝可以讓從大陸來的萬年國代修憲，把自己廢掉，這一點非常了不起。
李登輝接任總統後重用經濟學者劉泰英，劉先後出任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董事長、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如今的行管會）主任委員。
當時國民黨黨產主要有七大控股公司，分別是：中央投資、光華投資、啟聖實業、悅昇昌投資、景德投資、建華投資、華夏投資等，一九九○年代中期估計總價值約千億新台幣。劉泰英也被稱為「國民黨大掌櫃」。
劉泰英充分運用七大控股公司以及旗下黨營事業，與台灣企業界合作、投資，並對企業紓困。「泰公」也成了企業界爭相巴結交遊的人，於是一些與劉泰英經常交往的企業財經界人士被稱為「泰公黨」，權傾一時。
此外，李登輝也指示劉泰英運用黨營企業進行金錢外交或其他祕密外交，例如在帛琉蓋觀光旅館等。（編輯部）
邱進益在李登輝1988年到1993年大改革時期貼身追隨他。（新新聞資料照）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邱進益觀察，李登輝權力鞏固後，更在意他的歷史定位，他要做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的第一個民選總統。在此之前，李開始鋪陳以私人名義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之路，希望成為外交史上首位進入美國訪問的台灣現任元首。
「客觀地說，台籍菁英若不是李登輝，無法在蔣經國過世後，進行這麼巨大的民主改革工程與開展兩岸關係。」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邱進益如是說。
一九八八至九三年間，邱進益貼身追隨李登輝的四年半時間，也是李進行大改革的四年。
邱進益細數李登輝的文治武功，擔任總統十二年多，帶領台灣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政治，貢獻不可抹滅。他信手拈來，如結束萬年國會到推動國會改選、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修憲將總統任期改為四年及總統首度直選。
他說，李任內加速台灣經濟成長、擴充國防力量，包括F-16V、幻象2000、拉法葉艦等，都是李登輝的貢獻。另一貢獻就是啟動兩岸關係，包括成立國統會、訂定國統綱領、起草一個中國涵義、建立海陸機構體系、舉行辜汪會談等。
邱進益指出，李登輝在蔣經國過世後突然挑起國政重擔，手上沒一槍一彈，從權力基礎不穩走到權力鞏固，再順勢掌握民意興起的野百合運動，從而收割野百合四大訴求，借力使力，召開國是會議以凝聚民意，成為推動民主改革的起手式與依據。
在總統府四年半期間，邱進益就近深入觀察李登輝，李也很重視邱的建言。邱進益說，李很崇拜德川家康「忍的哲學」，在他尚未能當權時，「板凳可以坐三分一」，時機成熟該出手時，就拿出日本武士道的快刀手法，讓對手一刀斃命。
邱進益透露，李登輝很有政治手腕，很會用人也很敢給權。「在郝柏村對外發表將組閣的那一天，蘇志誠（時任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跑到我辦公室向我說，從這一天開始就是李總統真正統治的時刻。」
李登輝與郝柏村關係的疏遠、惡化，除種因於外界所知的蔣仲苓事件，李也認為郝不懂得政治分際，如前立委葉菊蘭舉發郝，當上行政院長還在主持軍事會議。
另一件引起李對郝警覺的事件是金門協議。郝剛接閣揆不久，即囑前紅十字會秘書長陳長文與大陸代表韓長林於金門簽署所謂的《金門協議》，執行海上刑事犯遣返等事宜。
李認為金門是戰地，郝怎可以命令軍方，讓共產黨進來軍事重地？到底三軍統帥是誰？《金門協議》這麼大的事，郝事先怎沒跟李報告──直到陳長文將協議公文報府，李才警覺並質疑郝的動機。但郝辯稱事先有口頭向李說過，是李忘了。
邱進益說，此事從結果看是好的，但程序上有很大缺陷。此事也讓李登輝感受到統帥權的有效行使，是李「直接想與大陸交涉的關鍵」。李後續派出兩岸密使去接觸、談判，如蘇志誠、鄭淑敏到香港，曾永賢、張榮豐到珠海、北京密訪等。九一、九二年蘇志誠的香港會談，對岸也確認李在兩岸關係的地位。
不過，邱進益認為，李登輝的本土背景與「日本人心態」，讓他主政十二年多也犯下歷史過失。
邱進益指出，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台商正大舉西進，李卻實施「戒急用忍」，致台灣未能搭大陸改革開放的便車，成為經濟遲滯不前的關鍵。他也不敢苟同李登輝在總統選舉前突然拋出特殊兩國論，引發九六年台海危機，也引起國人對他台獨意識的疑慮。
他不諱言，李登輝受日本文化薰陶，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承襲日本人傳統心態，在《台灣的主張》一書提中國七塊論，認為中國是貪腐的、落後失敗的。李從心底瞧不起中國，基本想法是「我們不可能和中國統一」。
也因日本人心態，李多次提到釣魚台是日本的，讓國人難以接受。前高雄市長吳敦義在選舉時，搭著漁船出海，擬到釣魚台訴求主權，邱進益奉李登輝之命，硬是以電話召回吳敦義。
邱進益觀察，李權力鞏固後，更在意他的歷史定位，他要做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的第一個民選總統。在此之前，李開始鋪陳以私人名義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之路，希望成為外交史上首位進入美國訪問的台灣現任元首。
「上述兩件事，我都直言向李總統表達反對。」邱進益說，李登輝透過修憲拍板總統直選，「民主之父」的歷史定位已在，何必再選一任？即使邱表達反對意見，李仍意志堅定地往前衝。
總結李登輝一生，邱進益認為「民主先生」當之無愧。他受命參與聯繫在野黨領袖，希望透過與在野黨的合作，形成重要的改革力量。李是第一位本省籍總統，他也扶植在野黨成就兩黨政治；另一方面，李宣布開放黑名單返台、特赦叛亂犯等，幾乎把在野黨的主要訴求都吸納進來。
何既明在二戰結束後，與李登輝同船由日返台。（新新聞資料照）
在左派占優勢的日本戰後社會裡，甲午戰爭以來的侵略事實就是日本官民的原罪，但右翼勢力一直都不滿這贖罪歷史觀。日治時代的歷史觀，讓日本右翼陣營點燃了李登輝熱，終於影響到主流民意，李登輝的虛像也被放大。
日本的「李登輝熱」源自陳舜臣的一句話：「『街道行』還沒寫台灣吧？」這是陳舜臣這位日籍華裔作家詢問有日本國民作家之稱司馬遼太郎的。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逝世，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登上總統寶座，成為第一位本省籍總統。當時日本台灣通或知華派都不了解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後蔣經國時代的中華民國到底走向哪兒。陳舜臣激起司馬遼太郎訪問台灣、訪問李登輝的意念。
陳舜臣祖籍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後移民台灣，祖父時代全家自台灣新莊赴日本，陳舜臣二四年出生於神戶。
司馬遼太郎是陳舜臣大阪外國語學校的同窗，陳念印度語學科，司馬則是蒙古語科。司馬於七一年開始在《周刊朝日》連載「街道行」（街道を行く）系列，是他遊記文學名作。
司馬遼太郎走遍日本與世界各地，闡述當地歷史、文化與人文，廣受讀者歡迎。他採訪中國大陸時，陳舜臣為他帶路，並提供不少啟發。
四五年終戰後，陳舜臣因失去日本國籍，而無法留在國立學校工作。隔年三月，他回台灣新莊中學任英文教師。
陳舜臣有個親戚叫何既明，是位留日醫生。終戰後，何和李登輝同船返台。陳舜臣回新莊後，透過何既明認識李登輝。
那時候不管在日本、台灣或中國大陸，菁英多少都有左翼思想傾向。陳舜臣在自傳《半路上》回憶四九年他要返回日本時，何既明想辦一家「台灣的岩波書店」，邀請他參與。岩波書店是日本著名的進步派書店。
台灣人的意識還太低落。無論如何，應該先提高台灣人的意識。為此目的就需要啟蒙運動。我打算從開書店起步，先弄些舊書來賣，邊賣邊籌備出版社。就算是岩波也是從小書店起家的啊。
這就是陳舜臣與李登輝交往的嚆矢。那時候何既明的書店共有五個夥伴，陳舜臣回憶，這五個人差不多同年齡，有類似何既明一般的準醫生，也有大學助教、助教授，還有當時在台大農經系當助教的李登輝。
他們只是單純想做台灣人的啟蒙運動而已，但蔣介石政權卻對年輕的知識分子深懷警戒。這五位朋友中有兩位在白色恐怖中遭逮捕槍殺，一位在擔任助教授時病倒。賸下的李登輝和何既明先生兩人，處境也不安全。白色恐怖的時代，特別是知識分子，大家都過著如履薄冰的日子。當醫生的何既明還好，針對勞工問題與農業問題經常發表激烈言論的李登輝，便處於危險狀況。
陳舜臣因當時快要返日，所以未參與書店，但捐出當時很珍貴的日文書籍，而捐出最多的是李登輝。
陳舜臣四九年返日後，一直都沒辦法再回到台灣，因為他家業的貿易，跟港、台、南洋以及中國大陸都有生意，加上陳舜臣本人有創作的需求，常常赴中國採訪，所以名字在黑名單上。
但陳舜臣、何既明與李登輝的關係一直都沒斷掉。何既明訪日就會到陳舜臣家中，拚命閱讀當時在台灣被禁止的書。那時候連陳舜臣的作品也被禁。
透過何既明，三人的青雲之志一直延續到李登輝做總統那天。由於何既明的幫忙與李登輝的支持，陳舜臣的名字終於從黑名單刪除。九○年，隔了四十多年，陳舜臣再踏上台灣，也與何、李兩個老同志在總統府重聚。陳舜臣對台灣與老同志的貢獻自此開始。
當時日本ＮＨＫ製作大型特輯《故宮》時，北京以一中原則要求去掉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國立」兩個字。陳舜臣在兩岸之間私下周旋，最後李登輝聽從老同志的建議，同意去掉「國立」兩個字。
而陳舜臣對李登輝最重要的幫助，無疑是安排司馬遼太郎的「街道行」系列做〈台灣紀行〉訪問。
日本人對剛升任總統的李登輝很陌生，陳舜臣此時對司馬遼太郎發揮影響力，促成「街道行」系列的〈台灣紀行〉，就為了開拓新時代的日台關係。
〈台灣紀行〉自九三年七月二日開始連載至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司馬遼太郎以獨特的史觀縱橫描寫台灣的歷史悲劇、文化與人物，其中心無疑是李登輝。現在重讀日本國民作家的大作，還是可以感受到司馬遼太郎當時的興奮以及時代局限帶來對李登輝的過度信賴。
連載結束後，《週刊朝日》接連兩周刊登了李登輝與司馬的對談。李登輝在對談中首次提起「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與《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場對談在日本樹立了李登輝極好的形象，他被日本人定位為「後蔣家王朝」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的首位總統。加上他稱：「日本在殖民地時代留下的東西很大。批評它的另一方面，要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否則沒法了解歷史。」對部分日本人來說無疑是歷史的免罪符。
在左派占優勢的日本戰後社會裡，甲午戰爭以來的侵略事實就是日本官民的原罪，但右翼勢力一直都不滿這贖罪歷史觀，李登輝日治時代的歷史觀讓他們開始崇拜李登輝。
之後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也在二○○一年出版了《台灣論》。李登輝熱在日本右翼陣營被點燃後，終於影響到主流民意，李登輝的虛像也被放大。
北京不會忽視李登輝「出埃及」相關發言。他們從此加深李登輝台獨的懷疑，也破壞了中台星共同推動海運公司的計畫。台海兩岸的平靜也變成對決局面，北京愈見強硬，導致了九五、九六年的台海危機。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筆者在台北一家酒店跟陳舜臣夫妻共進晚餐。問陳舜臣是否要跟李登輝辦公室聯繫、與李見面，他馬上回答說：「不要！」筆者一輩子都忘不了他那時的表情，平常總顯得溫柔的他，當時的表情一點溫柔都沒有。甜點上桌時，他說了一句：「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好的殖民宗主國。」筆者猜想，得到他熱心安排的〈台灣紀行〉，最終破壞了兩個戰友五十年情誼，就因為李登輝對日治時代的歷史觀。
陳舜臣矮小的身軀裡充滿著對台灣的鄉愁與自己根源於中國的驕傲，而且他不認為這兩種認同是對立的。他在日本出生後一直都受到二等國民的待遇，因此，他的作品總追求沒歧視的大同世界。他這個信念與理想一直都未曾動搖。
談李登輝就等於在談「中華民國台灣」的發展，若誤解李登輝也就看不清中華民國台灣的面貌。即使李登輝離世後，還是要發掘他的真實面目，才能了解真實的台灣。
李登輝赴日醫治心臟，主要目標是突破北京的一中封鎖。（美聯社）
二○○一年春天，李登輝申請訪日成了日、台最熱門的新聞。右派媒體表態支持，左派媒體則表現出猶豫的立場。李登輝四月十五日記者會發揮巨大效果，各大電視台當晚數度播出他的怒吼，日本媒體第三天就步調一致支持他訪日。
「日本人的膽子比老鼠還要小！」卸任總統不到一年的李登輝滿腔怒氣地罵道。二○○一年春天，李登輝申請訪日成了日、台最熱門的新聞，兩地媒體盯著李登輝、交流協會、日本外務省與首相官邸。
四月十五日李登輝在台灣綜合研究院召開緊急記者會，他氣憤地大罵日本政府，因為日本政府遵守「一中原則」而拖延他赴日簽證申請。
李登輝一九四五年自京都帝大返台後僅三次訪日。第一次是六一年訪問一橋大學；第二次是七○年，提拔他到農復會的王作榮帶他訪問日、韓；第三次是八五年任副總統時，訪問中南美洲回程過境東京，在大倉飯店過夜。基於一中原則，日本政府一直不讓台灣領導人入境；李登輝卸任後則積極希望赴日。
為了加強台日關係，李登輝就任總統後支持成立亞洲公開論壇（Asian Open Forum），由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反中論客中嶋嶺雄籌畫組織，十二年間分別在台、日兩地召開會議。李是在八五年過境日本時認識中嶋。
二○○○年秋天最後一屆論壇，在中嶋嶺雄故鄉長野縣上高地帝國飯店舉行，邀請已卸任總統的李登輝與會。自稱對日本政壇有影響力的中嶋曾自信地告訴李：「我來叫日本政府給簽證！」
當時日本首相森喜朗是日本最大的親中華民國派岸信介派系清和會領袖，但那時在日本政壇最有影響力的，卻是主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榮子弟兵率領的經世會；內閣官房長官就是經世會的野中廣務，外務大臣河野陽平則是舊田中派盟友宏池會領袖，外務省主管也多是舊田中派培養的親中派。
過於自信的中嶋先與外務省溝通被拒，接著跟首相官邸遊說也沒用，最後他直接跟森喜朗談。但森喜朗無力說服舊田中派，最後一屆論壇，李登輝最終未能出席，這也讓李對中嶋非常不滿，斷了長年友誼。
這次失敗讓李登輝更積極想訪日，不到半年就再度申請簽證，這次李登輝是透過一位台灣友人幫忙。這位友人從一九九五年開始以個人身分擔任李登輝外交智庫，他在美日政壇人脈很廣，台海危機時即在日美台間發揮了作用。
二○○一年，他建議李登輝以就醫名義申請赴日。李登輝確實有心臟病，日本心臟科名醫光藤和明來台診視他之後，也公開說明李有赴日就醫的必要。
李登輝一提出申請，右派的《產經新聞》、《讀賣新聞》等大報紙就表態支持，而《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左派媒體則猶豫。李登輝四月十五日的記者會發揮巨大效果，日本各大電視台當晚數度播出他的怒吼，所有媒體第三天就步調一致支持李訪日。
日本政府受到強烈的輿論壓力，終於對李登輝發出簽證。日本媒體不分左右步調一致只有兩次前例：一是一九四一年日美開戰，二是六○年呼籲停止日美安保暴亂。
筆者陪李登輝訪日。李赴岡山縣倉敷市就醫那天，執政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出爐，親中華民國派的清和會小泉純一郎擊敗經世會的橋本龍太郎。當地報刊出了號外，頭版是小泉當選總裁，第二版就是李登輝到岡山。諷刺的是，當地是反對李登輝訪日的橋本地盤。
李登輝手術成功，光藤醫生在記者會上說李術後每半年要來日檢查。他那次訪日無疑是日台關係的大突破。二○○二年李登輝沒去成，主要是幫他申請的金美齡處理方法粗糙，但之後都順利申請成功。
李登輝返台休養半年多後，邀請日本媒體記者到台綜院，對日媒支持他訪日表達感謝。
筆者舉手問了老總統，醫生說術後每半年要回日檢查，怎麼還沒去？他帶著笑容，以九州腔的鄉下日語回答：「我心臟已好了！不必去日本檢查。加上訪日要花不少錢，卸任總統，我根本沒有那麼多錢！」
聽了他的回答，筆者就了解到，其實他在台大接受光藤手術，訪日前已沒大問題了，但他藉此突破中國大陸方面的壓力。筆者繼續追問李在一九九六年首任民選總統就職演講中說，卸任後要赴大陸進行「和平之旅」，為何還沒成行？他高興地答覆：「我現在去大陸，踏上一步就會被逮捕坐牢呢！」
他這個答覆讓筆者突然迸出一句不該說的：「您欺騙我們日本媒體！」
之後一位同行問了李登輝統獨問題，他又得意地說：「我至今從來沒講過台灣獨立，你們確認過去的新聞就知道。獨立並不是說的，而是做的！」
李登輝這一連串回答，讓人了解到他的另一面，一個不同於在日本營造出的哲人總統形象。但筆者至今不確定，到底哪個面貌才是真正的李登輝。李登輝蓋了棺卻還未論定。（本文作者曾任朝日電視台台北支局局長）
李登輝（前右）與郝柏村（前左）曾共享權力，但後來仍決裂。（新新聞資料照）
從郝柏村、宋楚瑜、馬英九、連戰到陳水扁⋯⋯，李登輝繼任總統後，與他的盟友、提拔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演出「肝膽俱裂」、「父子反目」情節。李登輝權鬥恩仇錄，也是一部驚濤駭浪的台灣民主化史。
一九九○年五月，李登輝就任第八任總統，隨即在六月以郝柏村取代二月政爭中對他有異心的李煥，擔任行政院長。
有關這段郝上李下的過程，《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引述李登輝的說法：「郝柏村若擔任閣揆，李煥不得不退，難有再杯葛的餘地，昔日的結盟也將因此瓦解。接了行政權，郝柏村勢必辦理退役，交出軍權，有利於軍中脫離人治，建立制度。在軍人干政的陰影下，反對黨與知識界將引爆爭議，或可讓郝柏村走出封閉的權力圈，直接接受民意洗禮，未嘗不是一件壞事。」
李登輝以閣揆之位釋郝柏村兵權，但郝擔任行政院長後，對軍政仍有企圖心。他對李提出要召開軍事會議的要求，李以這種做法違憲為由拒絕。後來郝柏村為了行政院長連任拜訪李登輝，李對他直言：「我不打算讓你連任，讓年輕世代交替吧！」自此李郝體制崩解。
李登輝一石二鳥卸除了李煥、郝柏村兩位政敵權力，用的是「欲取先予」的招術。李登輝說：「關於這個，我了解中國人，你就給他做官，一直給升，他就歡喜；但是歡喜過後，他事情就發生，發生他就下台，下台就沒了。」
對於非主流派，李登輝擅長「先予後取」的策略，面對黨內中生代，他說：「這點，我的個性很像蔣經國，硬要是要不到的。」
宋楚瑜在李登輝初繼位蔣經國任總統、無法掌控黨權時，臨門一腳支持李代理黨主席，讓外界視李、宋「情同父子」，但兩人對接班布局有不同計算，終致翻臉成仇。
李登輝當權時，宋楚瑜不只一次表達接任行政院長意願。但李認為，宋先把省長做好，配合精省的節奏，日後不無更上層樓可能。
但宋不願配合李的規畫，拒絕凍省，不只一次砲打中央，在當時造成地方諸侯大過中央的「葉爾欽效應」（編按：指國家元首與地方首長的民意基礎過於相近，使地方首長與國家元首的政治實力可能並駕齊驅，甚至凌駕後者，危及中央與地方權力制衡）。李勸宋「諸法皆空自由自在」，但宋又不依李意，離開國民黨參選二○○○年總統。
之後兩人在「興票案」中反目，李登輝質疑宋楚瑜財務不明、誠信有疑，諷刺他：「不要提籃假燒金（假仙），只想要好名聲」、「做賊的當頭家，哪有這種事情？」宋楚瑜則反擊：「那個一定是他（李登輝）耳朵不清楚，頭殼壞掉」、「人民才是頭家，人民不是賊，總統更不要當賊。」言詞疾厲，李、宋的父子情再也「回不去了」。
一九九八年，馬英九參選台北市長挑戰陳水扁，李登輝在選前造勢大會上高舉馬英九的手，稱他是「新台灣人」，被視為是助馬英九當選的關鍵動作。
二○○○年，國民黨總統大選敗選，藍營支持者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李登輝下台，台北市長馬英九前往安撫群眾，並答應群眾赴總統官邸轉達群眾要李登輝下台的訴求。馬隨後赴總統官邸要求晉見李登輝，但侍衛長稱李登輝因感冒已入睡。此事讓李登輝對馬英九很不諒解。
馬英九擔任總統後，李登輝常批評他的兩岸政策，說他主張「九二共識」是「亂搞」；馬英九也以總統身分投書媒體，批評李登輝對釣魚台問題的主張，要求李登輝收回釣魚台屬於日本的發言，並向國人道歉。
馬英九在《八年執政回憶錄》說，一九九七年白曉燕命案發生，五萬民眾上街抗議，李登輝說「這是中共的陰謀」，讓他錯愕、失望，深刻感受到執政者「以權謀私」，因此才會辭去行政院政務委員職務。
宋楚瑜走自己的路，連戰則是李登輝親口承認，整整培養十年的指定接班人。但李、連兩人在國民黨潰敗後，形同陌路。
李登輝自認全力助連戰選總統，無愧於他。連戰二○○○年總統敗選後，疑心李登輝操作「棄連保扁」，在敗選後「逼宮」李登輝，要他交出黨主席，且「越快越好」。
連戰接任黨主席後告訴李登輝，決定不追究「興票案」，理由是如果繼續追究，擔心宋楚瑜不無可能追究李在總統任內涉及的案件。只是李登輝對於十二年總統任內未涉及弊案相當有自信，連戰的態度讓他「切心」（心寒決絕），兩人徹底決裂。
陳水扁在《世紀首航》中為李登輝辯解：「李前總統從未在選舉的過程中支持阿扁，這是沒有任何爭議和懷疑的，媒體和李前總統的反對者卻不斷汙蔑他。我選上了總統，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雖然他自己並未辯解和澄清，我卻覺得實在對他太不公平。」
因連宋分裂而漁翁得利的陳水扁，一度以「台灣之子」稱號，與「台灣之父」李登輝，有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摩西與接班人約書亞」互動。
不過，○二年李登輝住院時，陳水扁前往探視，卻拿出寫著李登輝侍衛名字的紙條秀給病床上的李看，指李登輝涉入國安密帳案，指示這些侍衛當人頭洗錢。此事讓李登輝對陳水扁非常不諒解。
○五年陳水扁接受電視訪問公開批評李登輝：「他不要認為，我像他兒子一樣，就把我當成他兒子來管。」李、扁「父子」翻臉。
扁卸任前涉及貪腐，李對此不以為然，開始在外界揣測的李、扁關係上予以切割。
直到一八年李登輝九十六歲大壽，保外就醫中的陳水扁赴翠山莊為李前總統祝壽，並留言稱李「台灣民主之父」，祝他萬壽無疆的賀詞，李、扁關係才回溫。
李登輝20歲以後不再寫日記，平時也不留字據。他受訪時曾說：「日記講的攏是豪洨話，大家都愛說好話給自己聽。」
李登輝接受《壹週刊》訪問時，曾談到他與蔣宋美齡交手的經驗，更可看出他的城府。他說，蔣宋美齡曾找他談話施壓，但她只會講上海話和英語，「我們用筆談，遇到較關鍵的地方，我就拜託她寫成字條。」李登輝說：「這些字條，我還保存在保險櫃裡。」（楊舒媚）
國安密帳案遭起訴的李登輝（中），2012年8月4日首次以被告身分到庭應訊。（新新聞資料照）
李登輝在一九九四年訪問南非時，答應捐贈一○五○萬美元給南非執政黨。李隨後指示外交部先向國安局動支「奉天專案」代墊，日後再歸還。但歸還款項卻輾轉流至劉泰英手上，讓特偵組以貪汙、洗錢罪嫌將李登輝和劉泰英起訴。
從兩蔣時代開始，國安局就擁有多項祕密預算，可由總統批准後動用。
這些經費長期缺乏規範查核，到李登輝時期成立「奉天專案」，才將這些祕密預算法制化集中管理。
「奉天專案」下面又設了「當陽專案」、「鞏案」等帳戶，分別供情報機構與外圍組織、美日祕密外交、鞏固南非邦交等用途，總經費逾三十億新台幣，須經總統批准才能動用。
其中「鞏案」是李登輝在一九九四年訪問南非時，答應捐贈一○五○萬美元給南非執政黨。李隨後指示外交部先向國安局動支「奉天專案」代墊，日後再歸還。
國安局在隨後三年間將七五○萬美元預算結餘款歸回國安密帳，但外交部又在九九年返還一○七○萬美元給國安局。
當時國安局長殷宗文指示，將其中七八○萬美元，以旅行支票和現金形式，交給時任中華開發董事長劉泰英。劉泰英卻先扣下四十五萬美元後，再將剩餘的旅行支票交給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尹再將這筆錢以捐款名義轉給台灣綜合研究院。
二○一一年，特偵組以貪汙、洗錢罪嫌將李登輝和劉泰英起訴，李登輝因證據不足在高院無罪後定讞，劉泰英卻因「侵占公有財物罪」被處三年徒刑。
國安密帳在陳水扁執政初期仍繼續使用，但爆發國安局出納組組長劉冠軍侵占一．九億新台幣密帳款項潛逃出國，陳水扁才在○二年將密帳全部歸繳國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