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生人回不去的社會：他們為什麼重複犯罪？
兩個步出監獄的人就有一個可能再犯罪；一個教誨師要輔導300個受刑人…，在這個溜滑梯社會，一踩滑就跌落黑暗底層。
台灣平均一年有6萬人在監所受刑，這6萬人和他們的家庭成為社會的一大破洞。（新新聞資料照）
「高三的時候靠自己生活，所有的生活開銷只好自己想辦法『弄』出來。」阿貴從小到大賴以維生的方法就是「偷」，今年十九歲的他幹的壞事可多了，小學的時候，他肚子餓了就會到便利商店偷東西吃。
後來，阿貴的父親在他十七歲的時候過世，他為了活下去，開始偷廢鐵或剪電線來賣錢，甚至瞄準輔導他的社工。蘆洲青少福利年服務中心社工玹玹回憶當時的監視器畫面：「他從外面爬進來，然後從輕鋼架掉下來！」那一次阿貴從玹玹的抽屜裡摸走四千多元的零錢。
這些「輝煌」的犯罪史讓他從小就反覆進出少年觀護所，成年後踉蹌入獄一年多。
「我有前科，你要用我嗎？」阿貴的疑問，是他一偷再偷、難以脫離犯罪循環的原因，回歸社會的路愈來愈窄，他偷的東西卻愈來愈多……。
「萬一從這裡掉下去，不知會怎麼樣呢……。」長期關注貧窮與失業議題的日本社會學者湯淺誠形容我們身處在一個「溜滑梯社會」，只要不小心踩滑了腳，就會毫無阻攔地一路跌落到最底層的生活。
教育現場和工作職場如果出現裂縫，有些人就會脫離正軌，掉入犯罪漩渦，成為大家口中的「受刑人」。
矯正體系教化不了這些受刑人，他們出獄後還會被貼上人人畏懼的「更生人」標籤。如果社福體系接不住這些滑落的人，大多數的人仍會再掉入犯罪循環。
台灣的男女人口比例明明相去不遠，但根據矯正署的統計數字，男性受刑人的數量比女性多了好幾倍，足足占去九成一的比率。另一個值得探究的狀況是，從犯罪的類型切入，男女犯罪排行榜第一名雖然都是毒品，但只有不到五成的男受刑人因毒品罪入監，卻有將近七成的女受刑人因此入監，顯示女性的犯罪比例裡，毒品罪高到離譜。
進一步剖析犯罪數據可以發現，毒品案受刑人以「吸食」為大宗。一名矯正署官員解釋，以他自身處理過的個案來看，造成女性吸毒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來自於「家庭因素」，有時候是丈夫吸毒，妻子也跟著沉淪毒海。他認為，這種狀況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多數女性受刑人的犯罪項目都牽涉到毒品。
哪些人最容易陷入犯罪漩渦？《新新聞》循著矯正署統計數據按圖索驥，處於「人生黃金期」的三十歲到五十歲青壯年，近六年來囊括了受刑人總數的六成到六成五之間。而男性受刑人的數量比女性多了十倍以上。
雖然長年盤踞新聞版面的都是殺人等暴力型犯罪，不過根據矯正署統計的十大入獄罪名排行榜，前三名都不是暴力型犯罪，占據監獄最多資源的反而是毒品、公共危險和竊盜。
從矯正署的統計數據發現一個令人捏把冷汗的事實：我國的出獄再犯人口穩定維持在大約四成五到五成六之間的高比率。
雖然再犯罪不等於再入獄，但從這些數據中卻可以推論出：「幾乎每兩個更生人，就有一個人可能會再度落入犯罪循環。」
教育程度也影響著犯罪率。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民眾的教育程度為大專院校占四六％，高中職約占三○％，國中與國小各為一○％。不過，對比矯正署近六年來的統計，受刑人的學歷以國中居多，而高中職則以些微之差拿下第二，兩者合計超過八成。整體而言，有近五成受刑人的教育程度是在國中及其以下。
對於學歷與犯罪率之間相關性，曾任觀護人的前台北大學犯罪學系教授曹光文指出，教育改革後，仍有一群人被放棄、遺落，因為得不到成就感而被排斥、被貼標籤，他們經常選擇逃學或翹家來躲避挫折，因此也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最終只能在社會邊緣不斷徘徊。
「經濟學家們可以確定的是，失業率愈高，犯罪率就愈高。」曾研究犯罪經濟學的台大經濟系系主任林明仁說，從「誘因」的角度來看，當一個人無法在合法的勞動市場獲得報酬，便容易走上犯罪這條路，因為「『犯罪』是高風險但高所得的勞動市場。」
這個說法已經在研究中獲得證實。林明仁指導的碩士生鄭雅文就從一九九六年至二○一○年的犯罪資料發現：「失業率每上升一％，犯罪就會增加八．二％，暴力犯罪則增加一二．七％。」林明仁說，失業率一旦增加，財產與暴力犯罪（例如竊盜與強盜）的比率就會提高，而他認為這也會增強殺人與傷害的犯罪動機。
台灣十大犯罪排行榜前兩名分別是毒品與公共危險，後者又以酒駕為大宗，這些犯罪和工作表現脫不了關係。
曹光文解釋，這兩項犯罪率上升不能完全歸咎於失業，不過吸毒與酗酒容易喪失勞動力、工作動力、工作穩定性及工作意願，影響工作表現已是不爭的事實。
曹光文從歷來的受刑人調查研究發現，受刑人學歷以國、高中職為主，入獄前多半為營建工人、修車人員與餐飲業等體力活，而出獄後又因學歷偏低、年齡偏高以及更生人的標籤，難以跳脫低薪循環，再度落入貧窮。
根據法務部統計，受刑人經濟狀況雖然有高比率是「小康」，但是近兩年來的統計數字卻顯示，「勉強維持家計」、「貧困無以維生」的比率加起來超過五成，這也凸顯「窮」和「犯罪」的關聯性。
犯罪入獄當然也影響整個家庭。調查顯示，台灣的受刑人以三十歲至五十歲的男性居多，他們經常是家庭經濟支柱，一旦入監後，原本就失能的家庭將每下愈況。現實上因貧窮而走上險路的案例屢見不鮮。
部分街友也容易因經濟因素而犯罪。長期服務無家者的芒草心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表示，街友因手頭現金短缺，經常賣掉身分證或銀行帳戶，嚴重的話就會被用來設立空頭公司或開立假發票。「我們沒有工作，無家可回，社會局也不能隨時幫忙，就先幹下去，頂多關幾年出來……。」一位街友說。
林明仁指出，犯罪率、再犯率與失業環環相扣，雖然經濟學界很少研究再犯的因素，但社會可以預期更生人容易受到職場歧視，這時候「走老路──犯罪──對他們而言是最輕鬆的方法。」
除了出獄後的就業問題，在監獄裡是否是受到妥善的教化，更是更生人會不會走回頭路的關鍵。不過，推開台灣的監獄大門發現，教化人力根本承擔不了超額收容的受刑人，監獄被賦予教化的任務，現在卻成為岌岌可危的地雷區。
要談教化得先解決血汗監獄的人力結構。近年來監獄超額收容非常嚴重，根據獄政人員估算，每個教誨師掌管的個案最少都有三百人。有官員忍不住吐苦水：「矯正機關都爆肝爆成這樣了，把再犯率居高不下的狀況全推給他們，公平嗎？」
少年犯阿貴則苦笑：「在裡面上課有用嗎？就講什麼佛光山或耶穌基督，大家都進去關很多次了，講也沒屁用啊！」監所內的團體教化出問題，受刑人上課也只是虛應故事而已。
監獄教化功能瀕臨失控，而哪些社會安全網承接了更生人回歸社會的任務？答案是司法體系的地檢署觀護人、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更保），以及各縣市社會局與民間機構組成的社福體系，他們都是更生人與社會接軌的重要樞紐。
矯正官員說，每年平均有一萬多人假釋出獄，這些人都得向觀護人報到，但全台灣二十二個地檢署只配置了兩百多名觀護人；換言之，每個觀護人每年至少收到五十個新個案。另一道安全防線更保，第一線專員更少，平均不到五十人，長期得仰賴志工協助，但志工素質不一。
法務部官員直言：「光靠監獄、觀護人或更保人員的努力，不可能解決問題。」
但是其他政府與民間的社會資源卻遠水救不了近火。
「大部分人都覺得『受刑人為什麼要幫助』、『這就是他活該』！」長年協助受刑人家庭的紅心字會家庭服務組主任李怡穎說，如果社會大眾仍用「應報思想」看待受刑人及其家庭，這個世界上只會有愈來愈多的受刑人。
「受刑人是隱形的。」李怡穎指出，受刑人與家屬常因犯罪汙名而顯得被動，主管機關又因資源不足無法主動，「所有事情只能等被通報才知道」。這些家庭如果不敢啟齒求救或無法申請救助，將進一步成為高風險家庭。
再犯率居高不下，問題不在個別的人，而在社會，在於制度。跌入底層的人並非不努力，他們有待教育、勞動、司法與社福系統重新拼接瓦解的救命索，才能逃出「溜滑梯的社會」。
紅心字會接住了蕭力誠的失落，現在他也開始貢獻己力幫人。（柯承惠攝）
「以前覺得自己上下學、吃外食很酷，現在看到同學中午有人送便當、上下課有家人接送，卻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為還有人照顧。」講起沒有爸爸的日子，十七歲的蕭力誠表現得一派輕鬆，卻掩藏不了眼角閃過的一絲黯然。「爸爸去哪兒？」面對蕭力誠的問題，阿嬤總是回答「爸爸在外地工作」。
「出去像丟掉，回家像撿到」這句經常被父母用來調侃小孩的話，倒像是蕭力誠爸爸的寫照，晚出早歸，工作時間又與家人作息顛倒。正因為這樣，他沒有察覺爸爸已經很久沒有回家。
「我之後才知道，小時候去看爸爸的地方是土城看守所。」直到十二歲陪阿嬤旁聽開庭時，蕭力誠才恍然大悟，原來爸爸、叔叔和姑姑都因為吸毒在坐牢。此時，爸爸已經被關了一年多，媽媽早在他四歲時就帶著弟弟離家，只剩下阿嬤、妹妹和他相依為命。「爸爸去哪兒」從一齣溫馨搞笑的電視綜藝節目，成為一擊沉重深刻的發問。
蕭力誠對爸爸幾乎沒有記憶，談到爸爸，他時而結巴、時而停頓、時而咬唇，最後吐出口的卻是：「不知道。」他不知道爸爸在做什麼、想什麼，更不知道他為什麼吸毒，唯一知道的是：爸爸坐牢後，家裡最明顯的改變就是「沒有錢」。
蕭力誠回憶：「同學的衣櫃總是塞得很滿，我的衣櫃打開來卻只掛著同樣那幾件衣服，每天洗才夠換。」家中因爸爸入獄而失去經濟支柱，只能仰賴中低收入戶補助及阿嬤擔任清潔工的收入。
他滔滔不絕地傾洩童年的欣羨。同儕間有人拿著iPad或iPhone趴趴走，三不五時花五、六百元唱歌、看電影或去遊樂園，寒暑假還能全家飛往日本、美國或義大利渡假。「小時候很羨慕他們，我怎麼都沒有？」蕭力誠嘆息。
當同學問起寒暑假去哪裡時，他總簡短回答「在家裡」；當同學要他「跟爸爸、媽媽拿錢啊」，他只能訕然回應：「爸媽都不在家，我家也沒有錢。」不和同學出去玩，也就和朋友沒有話聊，久而久之，朋友也就少了。蕭力誠說：「那個時候有點怕怕的！怕被排擠，也怕沒有朋友。」
爸爸在他國中時曾一度出獄，但中低收入戶補助的平價住宅空間狹小，已不太容得下出獄後的父親。不過，那時爸爸凌晨在市場工作貼補家用，白天就躲在房間裡，依然不見蹤影。蕭力誠依稀記得，爸爸在家裡從來不說話，唯一一次開口，竟讓他嚇得差點輸掉手邊正在玩的電玩遊戲。
爸爸在孩子們的生活中缺席，卻無聲地撐起家中生計。「經濟壓力的確在爸爸回來之後有稍微改善。」不過他突然話鋒一轉：「但他對家裡的經濟貢獻還是不算大，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把錢花到哪裡去了。」
直到他升上高中的暑假，真相終於大白。某天清晨五、六點，在沙發上睡覺的他，在半夢半醒間看見家裡出現「很多人」，爸爸被銬上手銬，後頭則跟著兩名便衣警察在房間裡到處搜。阿嬤原本以為兒子只是紅燈右轉不幸被逮而已，沒想到卻是「死性不改」，又把賺來的錢拿去吸毒、打電動了。
「很難過也很生氣，為什麼他一直都改不過來！」蕭力誠目睹父親被上手銬的那一幕。這回再度入獄，恐怕得吃上八、九年的牢飯。「為什麼我想像的爸爸和現實中的差那麼多？為什麼別人的爸爸和我的不一樣？」這些是他心底最深層的吶喊，也是為人子的夢魘。
幸好紅心字會接住了蕭力誠的失落，讓他不至於像失速列車一樣撞向險惡的世界。
一九八八年成立的紅心字會，有一項重要的業務，就是提供受刑人家庭經濟支柱與心理支持。這麼多的家人在監服刑，阿嬤在走投無路的狀況下，想起探監時偶然看見的資訊，便試著向協會遞出申請，讓蕭力誠的未來有了一絲曙光。
除了幫忙處理受刑人子女的經濟，紅心字會有感於他們和青春期少男少女一樣，不想被朋友排擠，也特別煩惱會因家人犯罪而被貼標籤，因此常舉辦專屬團康活動，也鼓勵他們組隊前往社福機構擔任志工，增強他們的信心。紅心字會家庭服務組主任李怡穎說：「至少在這裡，他們的身分都一樣。」
「你爸被關，那你應該也不怎麼樣。」受刑人子女經常因父母親的身分遭受嘲笑和歧視，甚至曾自暴自棄地想：「反正我爸都這樣了，那我也沒什麼用。」實際上，蕭力誠就有一位朋友就曾受到補習班的同學排擠，國中三年都悶悶不樂。
不過，他比較幸運的是，因為從小聽阿嬤播的台語歌長大，不但練就一副好歌喉，天生的表演欲也讓他從小就受到肯定，長大的過程裡鮮少遭到冷言冷語攻擊。
李怡穎回憶，蕭力誠從小就會來參加協會舉辦的活動，因為唱歌好聽，每次出遊的遊覽車上都一定要請他唱首歌。
在最叛逆、最容易迷失的國中階段，他鼓起勇氣組團報名校慶表演，「第一次聽到台下同學的歡呼聲，那種被大家看到的感覺超棒、超有成就感。」從那天起，他就愛上表演，之後學爵士鼓，還考取了高職的表演藝術科，「即使外在的物質贏不過別人，但我很會表演，大家就會覺得我很厲害。」
「在學校裡，只要講到『蕭力誠』，大家都知道是誰。」他臭屁地說。阿嬤也興奮地補充：「連妹妹的同學都邀他參加畢業典禮，大家搶著認識他。」聽說蕭力誠已經答應要請假替妹妹爭面子，這個一八七公分的少年漸漸獨立成熟，未來準備撐起一個家。
這三年來，蕭力誠還從音樂跨足演戲，與紅心字會裡同齡的夥伴組成劇團。劇團的成立動機來自另一位成員陳佑瑄，她在整理某一次關懷服務的回饋單時，看到民眾寫：「為什麼我們要幫助受刑人家庭而不是受害人家庭？」她將這則回饋帶回協會討論，決定演出自己的故事，傳遞給更多人。
「表演課程的老師經常要我們分享一段自己的親身經驗，後來全班同學都知道我的故事。」蕭力誠的個性陽光開朗，不避諱讓其他人知道他是受刑人子女，加上在劇團及學校的訓練，他愈來愈能坦然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這沒有關係吧，我又沒有做錯事。」
李怡穎也觀察到，其他劇團成員以前在參加團康活動時都很安靜，不太和別人搭話，甚至還有人縮在角落；參加劇團之後，個性都變得較積極主動，愈來愈勇於發表意見。他們的劇團取名叫「翻滾吧！御飯團」，因為每個人都是社會中的小米粒，透過紅心字會聚集在一起，就變成「御飯糰」。
未來逐漸出現了輪廓，但蕭力誠最近還是遇上了麻煩。他們一家子今年四月底剛被通知，居住六年的平價住宅將在九月都更拆除，平宅社工安排他們搬到同個地區的公共住宅，但租金比現在貴了好幾倍，阿嬤正煩惱著一家人該何去何從。社會安全網還不夠堅固，這家人仍在尋找續命的繩索，祈求著不要再次墜落。
蔡永富的企業愈做愈大，年營業額甚至突破了8億元，為更生人寫下傳奇。（柯承惠攝）
「四八七○！行李快去收一收，今天可以走了！」二十一年前，監獄主任來到蔡永富的舍房，宣布他可以結束七年多的牢獄人生。「不准再回來，如果再回來，我就叫人打斷你的狗腿！」主任鼓勵他的話戲謔又沉重。幾年後蔡又重回監所，不過這次的身分轉換成油漆大亨，成為膾炙人口的監所傳奇。
「大家的夢想是當老師，我的夢想是混流氓！年輕時，就像電影《艋舺》演的那樣嘛！」蔡永富用詼諧的口吻講出以前的輝煌史，毒品、街頭鬥毆讓他年少生活變調，因吸毒意外捲入販毒案，人生前半局的荒腔走板只讓他得到牢獄之災。
蔡永富一邊輕啜著茶一邊說：「麥克阿瑟將軍曾經在回憶錄說過，『一百萬美元買我的當兵記憶我不賣，但你要給我一百萬美元叫我再去當兵，我也不去。』可是老實說，如果沒遇到這件事（坐牢），我可能一直很平凡！」
他出獄後下決心不走回頭路，而突如其來的結婚生子，也讓他沒有失敗的餘地，但是他在台北不論應徵什麼工作，過去總會被拿來做為拒絕的理由。蔡永富看得很淡，「怪不得別人，人家總不能拿身家性命做賭注！」
在台北碰壁，蔡永富回雲林跟著父親做油漆小包商，他做得很拚，拚到回家時往往直接癱在沙發，睡到晚上九點多才有力氣起來吃飯、洗澡。但他發現只做別人的小包賺不了錢，決心擴大公司規模。
他需要噴土機、貨車和買材料，而更生保護會適時貸款二十萬元給他，成了創業的活水。他的業務乘著當年的台灣經濟起飛，和更保約好每個月還一萬元，沒想到只還了半年就還清貸款。一年一年過去，他的企業愈做愈大，年營業額甚至突破了八億元。
馬英九執政時期，時任經濟部長的施顏祥邀請他到總統府接受表揚。蔡永富講到這裡，透露了一個兩人的小祕密。原來當年馬英九當法務部長時，蔡在台北監獄的工場當雜役。某天馬來巡視工場，有受刑人對他做了潑尿的假動作，讓馬印象深刻。蔡永富入府見到馬英九時提起這段，馬拍著施顏祥的肩膀，笑著說：「這個算起來也是『老朋友』，你在政策範圍內多幫他！」
第一次見馬英九，兩人是受刑人和部長；第二次見馬，兩人成了企業家和總統。蔡永富說：「我和他算是滿有緣的，他的人生一直往上爬，我也是很努力才變成這樣。」
蔡永富曾因更生人標籤而到處碰壁，這些往事也在他的內心埋下種子，想幫助其他和他一樣遭遇的人。等公司經營穩定以後，幫忙更生人的念頭終於可以落實了。「我很想為他們做一點事，進用的第一批人是我出獄後還保持聯絡的，有些人雖然又回去蹲，但想改變的人還是會死忠跟著我。」
他願意拉更生人一把的想法，從二十年前到現在沒變過，但他無法控制的是，年輕世代想法的轉變。
「跟著我十幾年的經理也是更生人，我覺得老一輩的更生人比較認命，肯努力也會做得很穩定：反而是年輕一輩沒那麼務實，只想要快速賺錢。年輕的更生人就算需要錢，也不一定想做粗重的工作。想留下來打拚的更生人很少，現在一年不到三個，有時候來應徵聽到公司安排他做粗活，他就認為自己是大學生不能做這些。有不少人沒有專業技能，但是開口要薪水時倒是沒在客氣的！」
在最興盛的時候，公司有四成員工是更生人，但這幾年蔡永富卻徵不到更生人，有些人則是待個兩、三個月就走了，逼得他只好聘用外勞。「我們的更生人沒有以前那麼多，現在大概剩四、五十個。如果留得住，我希望說服他們學個專長。」
改過的案例當然有。蔡永富就認識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小兄弟，當年他出獄時，對方說想跟著他（工作），後來這傢伙在監獄發憤讀書考上大學，獲得假釋以後，現在真的到他的公司上班。也有人重蹈覆轍，但是很快被蔡永富抓包。
「我也是很敏感，從小又不是沒做過壞事。」他當過流氓、吸過毒，常常只要瞄一瞄員工的眼神和動作，大概就知道他是酗酒或吃藥。他曾經懷疑廠區有五個員工吸毒，馬上叫同事去麥寮檢驗所買檢驗瓶，搞全公司大驗尿，他緊盯那五個疑犯，要求在他的面前取尿，然而第三個人還沒尿就認了，還說「老大」（蔡永富在公司的暱稱）不要浪費錢（去檢驗）啦！
蔡永富願意給機會，要求那五人放個假好好想一想，結果只有兩個人回來工作，其他三個掉頭離開。「那兩個又做了快一年，還是擋不住誘惑，我只能讓他們走。」講到這裡，他臉上出現複雜的表情，彷彿是當年家人拉他回頭卻拉不回來的那種痛心。
不能容忍吸毒的背後有著重要原因，「這裡的工作都是高架作業，有一定風險性，如果吸毒吸得茫茫的，出事的話會造成工安問題，也會造成家人的遺憾，我必須替其他員工著想。」
「從我這裡離開的九九％都是碰毒，我們這裡也有暴力犯，但幾乎沒有再犯過。我告訴你為什麼，他如果逞兇，這裡全都是流氓，連老闆也是喔，這樣他怎麼兇得起來！」蔡永富離開他的江湖，改不掉的只剩下江湖口吻。
「有些更生人來找我，會跟我說沒錢吃飯，但我救急不救窮，他們如果只是想借錢，我不會借給他們。」蔡永富一邊說一邊帶我們參觀隔壁的廠房，這裡是他為了更生人打造的寢室。他比手畫腳地說，有些房間是上下舖，大概容納三十人左右。
包括最早的東勢小木屋宿舍，蔡永富已經提供好幾處宿舍，但目前住宿的更生人屈指可數。「受刑人都嚮往自由，住這裡要遵守約束，所以很多人不想住。也有人不喜歡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寧可花五千元去外面租套房，比較有隱私。」話剛說完，他手一揮指著對面的新廠房說：「那邊是後來蓋的，本來也是提供給更生人的宿舍，不過現在卻只有外勞在住……。」
為什麼更生人的再犯率這麼高？蔡永富歪著頭想了一下，吐出「人力」這兩個字。
「我在關的時候，我們這個教區一千多人卻只配一個教誨師，教誨師雖然對我不錯，但八年見不到他十次。有些人關十年還見不到兩次，教誨師說不定連檔案都來不及看，那個人就出獄了。」
「我這幾年至少救了幾十個人，如果我的角色是教誨師，應該也算是成功的，但這個社會上會有幾個我？你想想看，如果教誨師一個人對上兩百個人，很可能連半個人都救不了，在這種情形下，再犯率不高才奇怪吧？」
蔡永富小檔案
綽號：油漆大亨
家庭狀況：已婚
經歷：因煙毒案判刑14年，入獄7年多後假釋
現職：信泰油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台塑優良廠商）
年營業額：超過8億元
儘管人生無法重來，但只要有人能替迷途的孩子點盞燈，那麼前方總會有光。示意圖，與新聞個案無關。（顏麟宇攝）
「如果能重來，我想改自己人生，至少不要犯罪、不要抽菸、想辦法叫我爸戒菸酒，如果能改的話我比較想改這3點……」
不靠「偷」就能好好活著，對某些孩子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人生──甫出獄的阿貴，即是從小學一路偷到18歲、反覆進出少年觀護所、成年後又坐牢的慣犯之一。偷到出名的阿貴在家鄉很難找到穩定工作，只得再三盜賣鐵材電線賺取一點生活費，而新北市蘆洲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社工珮珮回憶起阿貴進看守所那段日子時，她竟是笑著對他說：「你被關的時候，我其實還滿開心的。」
「為什麼？因為我會『改過向善』嗎？」阿貴似乎準備好被說教，只是下一秒，珮珮的答案令人忍不住鼻頭一酸：「不是，是因為至少你還有個遮風蔽雨的地方、有三餐吃的地方、可以洗澡的地方……」
像阿貴這樣一犯再犯的少年，身為社工的珮珮與同事玹玹天天見得到；當大眾群起痛批這些孩子「敗類屁孩」、「死性不改」、「社會毒瘤」時，社工看見的卻是他們難以脫離犯罪循環、一步步被這社會拒斥的背後無奈──如果有天過上跟這些孩子一樣的生活，誰能保證自己良善不移？阿貴看似稀鬆平常態度說出的人生是個深深的漩渦，真實潛伏於台灣各處暗角，隨時要將人吸入。
如今年過20的阿貴看來瘦瘦高高，外貌就像個尋常大專新生，只是他過上的生活，是很多同年紀年輕人難以想像的──沒有家也沒有家人，他四處打零工借住朋友家。阿貴自述有記憶以來就沒見過媽媽，做打石工收入不穩定的爸爸獨自養大他，這唯一的家人又在他高三那年重病過世，他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談起第一次偷東西被抓的經驗，阿貴說是在小學，因為想吃東西：「國小就有被抓過，只是因為我太小了，被我爸帶回去……沒錢沒東西吃，但看著別人吃很開心，於是我跑去幹來吃，只是要走出門口時很不幸被店員攔下來……」
阿貴對爸爸的情感是複雜的。一方面他深知爸爸獨自養大他很辛苦，一方面他也忘不了從小被爸爸揍到大的日子──最讓他無奈的是國小一次幫跑腿買藥酒，上樓過程不小心弄破了，他在外頭閒晃好一陣子才敢回家，那時爸爸只看見阿貴空手回家便暴怒大罵，卻不知這過程有多少煎熬掙扎：「他完全不知道我打破那瓶酒，我整個超害怕，不知道怎麼辦。」
阿貴說自己從小學時就開始想跳樓，說完又接著講原因：「想跳樓的原因，好像都是離不開我爸。」有時候明明什麼都沒做還被打，爸爸的錢不見了也怪在他頭上，「還是死死算了，我想說，幹，我爸只有我一個小孩，煩死了每次還要這樣被他打，靠夭，這樣活下去也不是辦法。」
從阿貴17歲一路陪伴他至今的社工玹玹說，阿貴的學校老師曾分享說以前爸爸其實是很疼阿貴的，會拿錢讓阿貴去買喜歡的東西吃，那時候阿貴還在讀國小，拿了爸爸給的500元就真的全部花光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吃了，沒想到回到家立刻被爸爸罵一頓：「你怎麼把錢都花完？」
這樣的衝突多發生幾次，阿貴對爸爸的不信任感就累積起來了，在玹玹看來這變成：「發生事情時，青少年真的不會想第一個跟父母求助──你都說我不行，那我想『證明』給你看，跟你們求助也沒用，只會罵我說我是多餘的。」
家裡已經沒什麼錢，阿貴又因為一連串衝突變得更不願向爸爸要多的生活費，加上爸爸在阿貴17歲那年開始重病，無法工作也完全無法給阿貴錢，之後又過世了，「偷」就持續成為阿貴的生存方式之一。阿貴說：「因為我想要，看得到卻摸不到，就會想盡辦法去得到……就算自己身上沒現金有其他管道可以搞到，會去策畫計畫如何拿到這東西……」
「高三的時候是靠自己生活，那時候一整個不想工作，所有的生活開銷只好自己想辦法『弄』出來，不是偷就是跟朋友借錢，到後面就習慣了……我偷可以賣的，例如說鐵，比較有價值，電線也有。」
阿貴第一次進少觀所是3個月，他說第一個月就快崩潰了，覺得不如去賺錢，太無聊。儘管說著「再也不想進去」，阿貴也說：「假如出來的人還是習慣以前的生活，就還是會進來。」
憶起那時在工廠，阿貴說90個人裡初犯的大概就是10–20人左右，很多人都說不想再回去，卻還是一再回頭。裡面上的課有用嗎？阿貴笑：「就講什麼佛光山啊、耶穌基督、教導你健康啊法律啊──問題是會進去關的人不是進很多次就是知道法律了，基本上講也沒屁用啊！」
大道理人人都曉得，但若是原來生活環境沒變，生存的方式也難改變。社工玹玹接觸過的少年偷竊虞犯大多是偷零食小物、偷牽車等，沒有錢的孩子一時衝動犯案，社區居民大多不會讓事情浮到檯面上，加上滿16歲後少年可以合法打工賺錢了，偷竊基本上會隨年齡增長而變少──只是，喪父又失去住所的阿貴生活困難，工作又極難穩定，這些困境形成一道道卡在人生前頭的路障。
「我有『前科』，你要用我嗎？」玹玹說到便利商店面試時，阿貴會這樣直白地問，雖然18歲以前偷的不會留「前科」，他仍說出來了；後來阿貴真的在超商工作一段時間，只是一時忍不住又偷，便很難再進入這體系工作。
阿貴也去過一個供宿舍的工地上班，有地方睡覺又跟同事相處得來，玹玹說那是阿貴生活最穩定的時期之一；只是這些收入依然承擔不了半點風險，某天阿貴跟同事借摩托車騎，出意外撞壞、賠不出錢，阿貴又離開了。
路越來越窄，偷的則是越來越廣。阿貴說高三靠自己生活那段日子不是跟朋友借錢就是偷電線鐵材去賣，而玹玹身為社工最衝擊的，是阿貴連她的錢都偷──那時蘆洲少年中心外牆正在整修，有工地經驗的阿貴沿著鋼架翻進6樓犯案，偷走玹玹放在辦公室撲滿裡的4000多元，那是她一點點省下來的錢。
辛苦存的銅板被一瞬間偷走花光，社工主任珮珮還記得當時在監視器畫面看到阿貴的衝擊：「他從外面爬進來，然後從輕鋼架掉下來！」苦主玹玹則記得跟阿貴對話時，那孩子一臉無所謂的樣子，她確實被激怒了。只是回到社工角色，玹玹也明白：「那是他目前生活遇到的困難，他可能沒有更好辦法，所以選擇用這樣方式來做……」
「我們那時心多痛！玹玹她既愛你又必須教育你，她有很多掙扎，我們討論過無數夜晚，後來她也有去找你討論……」談起轟動蘆少的這起社工遭竊案，珮珮如此對阿貴說著。那時玹玹仍選擇包容阿貴，只是後來阿貴又犯案，保護管束期間該繳的資料遲遲未繳，又跟公司以「體檢」名義借錢但被法院發現沒去體檢、錢不知道花去哪了，觀護人決定撤回所有保護管束、全部項目併案處理，阿貴就這樣進了成人監獄被關一年多。
「觀護人其實沒有想關他，也覺得他不適合被關，他知道阿貴很需要被協助，如果他被關了，觀護人那邊的資源也會暫停……觀護人想在有限時間幫助到阿貴，可是阿貴一直逃避，沒辦法了，所以才關了一年多……」玹玹說。
被關一年多出來，阿貴依然沒有住的地方也沒有錢。有想過找親戚幫忙嗎？阿貴連續說了好幾次，「心寒」──
「我不知道，心寒……當我在關，我還是對他們有期待，但到我快出去他們還是沒來看我，我就開始心寒……我剛出來什麼都沒有，問我阿伯能不能支援我一些物資衣服之類的，我阿伯就……忘記我阿伯怎麼跟我講了，總之那樣我很心寒，跟阿伯不想聯絡，一整個放棄我的概念，我整個心寒……以前我跟我爸需要幫忙他們會幫我，但當我現在一個人需要幫忙就沒什麼人來幫忙，親戚都是看在我爸面子上，我就覺得心寒，當初我在關也沒人來……」
失去父親失去家、揹上前科連親戚都不願伸出援手、也沒有談得來的朋友──如今成年的阿貴看來一無所有，但這世上仍是有願意愛他的人們，例如一路支持的社工們。玹玹說，阿貴儼然是個「年輕還可以工作的遊民」，他沒辦法好好休息，她深深擔心他的生活、擔心阿貴10年後還有沒有辦法繼續這樣工作，而珮珮回憶起阿貴坐牢那段時間，她說滿開心的，開心的不是阿貴有機會「改過」，是阿貴終於有了可以遮風蔽雨的地方。
「沒有，那邊超擠的，能睡床的只有兩個人好嗎？」阿貴吐槽。
另一個陪伴阿貴的，是女友。問起人生最快樂的是什麼，阿貴大喊：「我不再是單身漢了，3年前！我性格滿孤僻的，居然會交到女朋友！」女友無疑是阿貴的心靈支柱，他這樣說著兩人的情感：「從我認識她那刻起，我把所有事情、我所有個人過去都跟她講，我們算是沒有秘密……她包容我，我也接受她過去的樣子，基本上我們算互補，她也成了我現在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身為社工，玹玹坦言看到少年們再犯時確實會氣餒，「好像你試了很多方式都沒有幫助到他，會有點困住、覺得怎麼會這樣，自責成份還滿多的，會想說到底他要什麼，即便我知道他的狀態、我知道他要什麼，但我給不了……」但另一方面，這份工作仍是有成就感的──
「看到他們『可以』。不管是找到一個人愛他們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只要他們開始為自己有努力，都是很感動、有成就感的經驗，那成就感可以小到是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原來被什麼影響，他開始知道他很想要改變，而我們知道他其實很努力、想找一些方式，多少就會有點成就感跟信心，會想陪他走下去……」
看著少年們從封閉到願意表達、願意跟人們互動、甚至進步到安心地開懷大笑，這些都是玹玹的工作成就感來源，而她在阿貴身上看到的進展是：「阿貴在意的是有個人可以接納過去的他，他後來鼓起勇氣跟女朋友坦誠、對方也接受也陪著他，某部份她也成為阿貴的動力……」玹玹還跟阿貴女友建立私交，傾聽她的煩惱也看她一路成長，有時候也會跟阿貴說：「你看看你女朋友……」
談起該如何讓這些曾經迷途的少年跳開再犯循環，玹玹說其實社工們已發現不能只接觸少年，家長也是需要協助的，只是當家庭的傷與困境短期難以化解，另一半就很重要：「要讓他覺得自己奮鬥是有意義的，有個人願意陪他一起。」
當然，也有一部份少年會在工作與求職過程找到成就感，或是發現工作環境對自己算友善，便會比較有力量去穩定工作。玹玹強調：「除了穩定的關係外，是需要這社會一起騰出一點友善的環境，願意給他們機會，這還滿重要的──那機會可能包括學校如果知道他就學不穩定，可能去看看能否幫他找到學習動力的事情，或他們真的不得不提早出來工作，真的有個職場願意給他們機會，給很多彈性去磨、去嘗試也好……」
那阿貴又是怎麼看過去的自己？在他看來，重要的是該學會求助：「可以先尋求幫助，如果真的不行的話找警察吧……無論如何，我會試著去建議他去找尋一些新的管道，接受別人幫助、不要走偏，可以試著去找新的生活方式。」
阿貴坦言自己甫出獄那時其實差點回到過去的日子，那時找不到工作、一直跟朋友借錢，借到覺得不對勁才回到以前的工地賺錢並慢慢還錢──他確實在改變了，所謂「新的生活方式」。
「自從我19歲之後，我就覺得年輕真好，如果能重來，我想改自己人生──至少不要犯罪、不要抽菸、想辦法叫我爸戒菸酒，如果能改的話我比較想改這3點。」阿貴說。
儘管人生無法重來，但總有機會得到新的開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路。容易迷路的孩子未必是不努力，只是生來走在崎嶇錯綜的地圖上，若能有人替這些孩子點盞燈，那麼前方總會有光，就像阿貴，也開始找到新路了。
誰都無法保證自己困頓時仍能保持「清白」，若無家者出聲求救，這個社會願意給他們一個機會嗎？示意圖，與新聞個案無關。（顏麟宇攝）
「那是因為你沒遇過，你遇過就知道，這就是『人生』──我們有時候過到很懷疑，這就是我們的人生嗎？」
想活下去，要付出多少代價？過去長年睡在台北街頭的老P（化名）是個精神疾病患者，為養活自己，發傳單、清潔、粗工、保全都做過，辛苦一整天12小時的代價，卻僅有時薪50元，還不一定天天有錢賺──幾乎一無所有的情況下，老P答應陌生人邀約，賣掉自己唯一還擁有的身分證，代價是3000元加上「偽造文書」前科與2年刑期，還有出獄後同事一句：「直接關到死就好，你出來幹嘛？」
萬華。此地一方面是無家者最後的歸所，一方面也是犯罪集團尋找獵物的溫床，以數千元代價買下貧困人們的身分證、帳戶、手機號碼，之後的刑責都由無家者扛，他們在法院被定義為「幫助犯」。談起揹上前科的心情，老P這樣無奈說：「會來犯罪都是……有些人會說『怎麼會沒辦法』，我說你沒走到這步，話怎麼講那麼滿？等你走到這步再講。」
如果有辦法，誰會想犯罪？老P的遭遇是台北街頭「人吃人」煉獄一頁活生生縮影，人們能看見這些無家者的詐欺前科，卻未必看得見他們是走過多少無助才決定賣掉人生來自救。而當這座城市無法讓他們生存，他們也只能一賣再賣、揹上前科更找不到工作，陷入無限循環的深淵。
談起街友是怎麼被犯罪集團「騙」走身分證跟帳戶的，身為過來人的老P一秒澄清：「這不是『被騙』，是自願，常發生。」賣個身分證或跟人去辦個手機門號就能賺3000元，當事人多少都知道天下沒有這麼好康的事情，而老P說：
「大家都知道有風險，但出於無奈，真的沒有資源的話怎麼辦？我們找工作就有困難度，有些有前科的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沒地方住、無家可回，社會局也不能隨時幫你忙，就先幹下去，頂多關幾年出來──我們現在就是這樣，不能怎麼辦……」
老P賣過4次帳戶，近期又開始處理假結婚問題，之所以一次次同意出賣自己僅有的，就是因為沒錢。患有思覺失調症的老P長年受到幻聽困擾，雙親過世後與兄弟姐妹就各自過各自的，一個人在萬華流浪也無人聞問，一切只能靠自己，他做盡雜工，保安保全、派遣清潔、派報舉牌什麼都做，只是在選擇有限的情況下，薪資低得離奇。
「電話交友我也做過，騎腳踏車幫忙宣傳，一天600，12小時從早騎到晚，累死！還會盯你有沒有在跑，我們有一台GPS定位。」一小時50元，老P說出來的是常人難以想像的行情，但在街友的世界裡或許有工作還算好了，多的是想工作但沒辦法有工作的情況。
「光一天讓你去找工作、光找個工作要派去哪也是一個頭兩個大……平日要去就服站找，但真的找不到也很無奈。」老P說。同樣睡在艋舺公園的大K則分享，自己過去沒工作的時候也會跟「酒鬼」一起坐公園喝酒，沒錢賺的日子大家都不知道該做什麼，「拿一瓶就這樣喝喝喝，也不買菜，紅標這樣喝」，看不到未來，唯一能麻痺的也就唯有酒精，這天就先乾了再說吧──
「人生有起有落，但下坡的時候、比較空虛的時候沒辦法想到這方面，他只能一直沉淪下去，也就是靠酒。公園幾個年輕的跟我也不錯，工作起來能力也滿強的，但這兩天開始你一看他就在喝酒，醉沉沉的……他有能力賺，做清潔可以，但他為什麼喝一天的、喝好幾天才會停……」
走到沒辦法的時候，什麼都是辦法。長期在萬華服務無家者的芒草心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說，街友被犯罪集團找上大概就是這樣：「流浪很困頓的時候，手頭現金完全是短缺的，這時如果有人給一些蠅頭小利、做一些違法的事──大部份是出借賣掉身分證、賣掉郵局或銀行帳戶，這可大可小，賣身分證小的話辦信用卡、辦手機門號、開戶，嚴重一點的被當作公司負責人，這最慘的……」
李盈姿回憶，過去有個服務對象以5000元代價賣掉身分證，大概也知道會被拿去做壞事，只是沒想到這麼嚴重──他的身分證被拿去開空頭公司、開很多假發票出去，欠國稅局1200多萬全算在他頭上。
「公園還有一個關5個月回來，欠8、9位數，你那1000萬多算什麼？上億、數十億都可以！」無家者大K則是這麼說。
大K回憶，過去自己姐夫就是靠「假結婚」賺取數萬元報酬，跟姐姐名義上離婚但仍過著往常的夫妻生活，新一任妻子則從中國來台灣做茶藝館泡茶小姐，與所謂的「丈夫」毫無交集；至於賣身分證，以前沒當過街友不知道，是到萬華才知道的，「萬華有新來的不懂，就有人叫你辦手機、拿身分證健保卡來辦，把你所有都凹去了只給你幾千塊，有出事的就會出事。」
出事──當有一天這些證件、帳戶、手機號碼的不法用途東窗事發，出賣一切換取微薄報酬的無家者們便要面臨官司。長期協助街友訴訟案件的法律扶助基金會新北分會律師李諭奇說，由於街友沒有住所可以收信，通常很晚才會發現自己被告，偵查若沒到就會起訴了；就算拿到刑事傳票，對於自己被指控「詐欺」、「妨害風化」的部份也會一頭霧水，幾乎想不起來為什麼會有這事、當初到底是跟誰做了交易，只能一直困惑「那是什麼、發生什麼事、怎麼辦」。
李諭奇又說，通常無家者會涉及的刑事案件以「詐欺」居多，妨害風化也有，通常是行動電話門號借給別人，如果後面門號被用以詐騙、做色情交易，法院只能查到門號的持有者，即賣門號的街友；如果警察或法官問說當初是誰買門號的，當事人通常也記不得、講不出是「誰」，無法證明這通電話不是自己打的，就算法院採信真實狀況，法官多數也會覺得「你應該知道這東西給別人，他們就會拿去詐騙」，會被認定為「間接故意」，一樣有刑責。
「你說他們不知道會有代價嗎？其實也都知道，但當下心態是我都有一餐沒一餐混著了，大家都知道出來混也是要還的，只是不知道那天會不會來。」李盈姿這麼說。
「今天可以過去就過今天」，賣了4次帳戶的老P這樣說起自己當初心境，儘管多少聽說過會惹上麻煩，反正也不確定能不能活到付出代價的那天，就先確保自己今天有錢用吧──只是一切或許如日本作家太宰治於《東京八景》所言，人生並不是一齣戲，沒有人知道第二幕的劇情是什麼，即便有某人以「自我毀滅」的角色站上舞台，也可能一直演到最後都沒退場──賣了4次帳戶的老P，就是一直一直站在舞台上沒退場，如同律師李諭奇見過的多數無家者一樣鋃鐺入獄，出獄後也面臨更找不到工作、更絕望的處境。
回憶起坐牢那段日子，老P還是覺得可怕：「真的滿擠，12個人一個房，4.5坪還要加浴室怎麼辦擠？你有時候連走道都排不出來，剛關進去從廁所那邊開始睡起！」坐牢多少是希望能「矯正」罪犯，實際上有用嗎？老P笑了：「我們去吃免錢飯，三餐不用顧，還有人給我顧，只是失去自由而已，你頂多讓他出來更找不到工作、更想犯罪！他怎麼矯正你？就把你關在那邊，聽佛經打坐。」
出來更找不到工作、更想犯罪──這是老P與許多更生人的絕望，即便名為「更生」，這社會並不會把你視為一個全新的人，而是如同往昔的罪犯。
老P服刑時曾進行一年強制工作，那段期間他就感受到什麼叫「排擠」了──他原先在學校做打掃清潔，被家長知道以後群起反彈，「他認為小孩受教育為什麼要讓犯罪者進入校園？他們認為學校不尊重！」家長抗議下老P也只能換到法院去，即便服刑期滿理應能「回歸」社會，事實卻是他們早就回不去了。
「是我們真的不想工作，還是我們更生人找工作真的無奈？我們自立自強想做保全，但保全公司進不去，想做清潔人家都嫌你，因為你是詐欺犯！」老P說：「我曾經被罵過，『你這應該直接在監獄關到死就好，你出來幹嘛』，都有！公司同事認為你們關裡面比較好吧，矯正沒有用嘛，那就關裡面判無期啊？」
無家者們多少都夢想能有一份穩定月薪、有勞健保的工作，只是當前科烙上，夢想就變得遙不可及。「我們有犯罪前科，公司很多人會知道，我們經過安調很快以前做什麼都被浮出來，如果這狀況不改善，更生人永遠找不到他的工作。」老P無奈，要求良民證的保全工作更是不可能：「我們良民證請不到怎麼辦？如果要求這1年5年內都還OK，但5年前呢？我們請不出來，一請就所有記錄全部出來，你以前幹過什麼、做過什麼，上面一目瞭然！」
代價一波接著一波來，近日老P又要處理假結婚問題。而法扶律師李諭奇說，假結婚也是可能有刑責的，若明知沒有婚姻事實還協助辦結婚登記，會涉及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狀況，雖然原則上不太會主動被發現，但若當事人開始想申請政府補助必須剔除配偶符合資格、提起「確認婚姻關係不存在」訴訟時就可能有風險，被法官覺得是假結婚而提起刑事。
「就是因為不知道怎麼辦，連明天在哪都不知道……」這是老P扛上前科的心聲：「會來犯罪都是……有些人會說『怎麼會沒辦法』，我說你沒走到這步，話怎麼講那麼滿？等你走到這步再講。」
老P面對的不只貧窮還有前科，還有街頭對無家者的不友善。他說住街上有幾個麻煩，怕被侵犯、怕被偷、怕被打，有些民眾酒喝下去就拿棍子對街友扔，老P也有位認識的街友曾被3個年輕人圍毆（老P的用語是「屁孩」），他為對方抱不平，對方卻回一句：「算了，不要跟他們計較，小孩子嘛。」
算了──這是一無所有之人面對各種困境時自然而然產生的心態。而芒草心協會秘書長李盈姿感嘆：「有時候不要說面對這些法律或債務問題，他們面對自己健康也是這種心態，不想去看病拖著──現在只是胃不舒服，要是全身都有問題、是cancer怎麼辦？或是長期腰痛是有骨刺，要開刀才會好轉，但也有一定機率不會好或是惡化，他就會覺得不要開刀，他寧可現在還能走……」
「他已經沒有本錢再失去更多，所以他選擇在這狀態能茍延殘喘。我有時候也會想，如果是我，會不會也跟他們一樣？去面對這疾病、要面對一連串的治療，但那代價是他已經沒那本錢去付出……」李盈姿這樣自問。
如果是你，能怎麼辦？老P不幸中的萬幸，或許是在社會局協助下一路暫時到遊民收容所居住、而後申請到低收入戶、租到房子、找到比較穩定的工作，如今老P已經不是街友了，他這樣對困境中的人喊話：「再不過了的檻，還有社會局，如果連社會局都沒辦法，找台北市政府！我會講你莫講歹勢（mài kóng pháinn-sè），你如果不求救，社會局救不了你啊！」
「社會資源不是不夠，是源源不斷。」老P是這麼相信的。對於碰上訴訟的無家者，李盈姿說雖然未必案件都能解決、也曾有當事人的案件被壓在警局成為無頭公案，但基本上還是這樣的：「只要他願意試試看，都可能連結到資源。」
在法扶律師李諭奇看來，社工在防堵無家者「被犯罪」是相當重要的角色，一句「有沒有人來找你」、「身分證有沒有收好」就有減輕案件發生機率的可能性，而就李諭奇個人感覺，近年無家者被犯罪集團利用的情況也確實有變少。
而談起老P這樣為生計一再犯罪的狀況，身為律師的李諭奇其實也能同理：「我不一定能設身處地想他們的想法，但我會想說，很明顯你怎麼那時候會這樣，他們會做有自己的原因，可能是環境讓他們必須要這麼做……」
如今有了家的老P已跳脫無家與犯罪的無限迴圈，然而還有許多陷入貧窮泥淖中的人們出不來，一時為了生存走錯，又把未來走得更窄了。誰都無法保證自己困頓時仍能保持「潔白」，而唯一斷開犯罪循環的路，或許終究還是受困的人們願意伸出手求助，而這社會願意接住。
監獄人力不足，戒護受刑人成為第一要務。圖為管理員巡房。（侯柏青攝）
近年來我國的再犯率始終徘徊在四六％到五六％之間，高再犯率讓獄政單位飽受「教化成效不彰」的抨擊。不過，受刑人在監獄裡會上各式各樣的團體教誨課，不足的部分也有機會找教誨師進行一對一的輔導，為什麼還是消弭不了出獄再犯罪的魔障？
「在監獄裡，教誨師的角色如同媽媽，負責安撫及引導受刑人；戒護員像是爸爸，藉著管教來改變受刑人的生活習慣，兩個角色同等重要。」矯正署官員用最淺白的方式解釋教化和戒護之間的差別。
「教誨師隸屬於教化科，隨著不同的矯正機構也會改變稱謂，例如戒治所稱之為『輔導員』，少輔院則叫『導師』。而社工師或心理師也被歸類為廣義教化人員。」矯正署官員說道。
教誨師是主導教化的關鍵，但人力卻只占了監所人力極小一部分。根據矯正署近七年來（二○一二到一八年）的平均數字顯示，監獄受刑人約五七五○○人，但教誨師卻只有一八三個，換算下來，每個人至少得應付三一四人。
矯正官員說，就算加入社工和心理師等廣義的教化人力，每個教誨師平時得應付的個案還是介於二五○到三○○人之間，這依舊是天文數字。
「在監獄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不少教誨師被派去處理其他業務。」矯正署官員說，在真實的監獄生活裡，教化缺口絕對比帳面上更嚴重。
為了確認實際情形，《新新聞》透過管道訪問兩名教誨師，一名男主管曾在北部男監擔任十年教誨師，另一名女主管則待過兩座女監。
男主管曾在台北監獄待了很久，當年收容的男受刑人超過六千七百人，檯面上配置了十五個教誨師，但「有五個被抽調去負責其他事情，實際做教化的只有十個人。」他的笑容帶點無奈。
北監有十一個教區，當時他一個人管兩個教區，負責的男受刑人（同學）超過六百人。「當時我就像醫生，有狀況的同學會打報告來『掛號』，我平均每天輔導二十到三十人，遇上尖峰期甚至會服務超過五十人。說穿了，大多數的人是想吐苦水或詢問假釋、訴訟問題，我會耐心聽他們講，在能力範圍內解答。」
但他的業務不只於此，他得幫同學打影響其待遇和假釋的累進處遇分數；有人申請假釋時，他也得寫報告供假釋審查委員參考。「我每個月大約要交五十份報告。」剩下來的零碎空檔就要規畫各類型的「團體教誨課」，這些課都是大班制，上課的同學動輒數百人。
他坦承：「我很喜歡輔導同學，但平常工作忙得跟打仗沒兩樣，就算有心也很難深入輔導！」
而社工師和心理師到底能不能幫上忙？這名男主管解釋，社工的業務並不是教化，而監獄的心理師是臨床性質，比較偏向醫療領域，這些人雖然可以輔助教化，但協助程度只能用「杯水車薪」來形容。
男監如此，女監會不會好一點？另一名女教誨師說：「女性受刑人比較少，男監教誨師一個人管三百多人，女監一個人只要管一百多人，女同學的輔導密度當然比男監高。不過即使如此，還是只能初步輔導，很難掌握所有人的狀況。」
她也感嘆，教誨師平常的業務讓人忙到沒有空檔進修，「缺人缺這麼兇，就算有心進修也不敢提出來，因為只會害到同事而已！」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法界人士說，要教化受刑人沒有強效藥，補足教化人力應該是唯一的治本之道。
受刑人在監所可以學習技能，出監後也能透過更生保護會轉介工作。（侯柏青攝）
監獄裡的教化人力不足，導致受刑人無法得到妥善的輔導，而出獄後，司法系統裡的兩股力量──觀護人和更生保護會，就必須扛起承接更生人的重責。可惜這兩個單位的人力，比起監獄裡的教化人力更吃緊。能否做好監獄內外的教化與輔導工作，攸關著再犯率。
根據法務部統計，台灣每年平均有三萬五千人出獄，其中一萬多名假釋犯必須依規定向各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執行保護管束），由觀護人接手教化工作。
但是數字會說話，身為第一道把關者的觀護人竟然只配置兩百多人；換算起來，每個觀護人的年新收個案超過五十人，再加上之前已出獄、還在假釋期內的更生人，觀護人負擔非常大。
「觀護人的業務範圍比教誨師更大、更雜！」一名檢察官為沉默的觀護人發聲。
他說，觀護人除了管假釋犯，也必須扛起檢方處分緩起訴的業務，還得處理法院判決易服勞務、緩刑的執行個案。這些沒有進入監獄的案件數量比假釋個案更大，有時觀護人還得分身處理地檢署的反賄選或反毒活動，忙得不可開交，怎麼接住急需救援的更生人？因此，不少觀護人會將手頭上無法顧及的個案轉介給更生保護會（簡稱更保）。
更保是由法務部指揮監督的財團法人組織，在政府協助下，更保在全台地檢署都設立分會辦公室，成為國內支持更生人的主力機構。法務部官員說，一九九三年前法務部長廖正豪下令更保做好在獄中與社會的銜接，於是更保開始進入監所服務這些「潛在性客戶」。
更保必須承接龐大的更生人，不過《新新聞》取得更保二十個分會的職員人數後，赫然發現肩負著重大任務的更保，各分會編制內的職員總計不到五十人，還不及觀護人和教誨師的四分之一；換算下來，每個更保職員每年服務的個案數超過三三○件，更保儼然像是不斷在自我壓榨的血汗工廠。
「目前各分會都只有編制二到三人，如果有同事請長假，更缺人手了。」更保內部人士感嘆。除了人力不足以應付所有個案，人力老化也是另一大問題。據瞭解，目前更保職員平均年齡約為四十六歲，裡面至少一半是資深員工，不少人都接近退休年齡。如果員工陸續申請退休，更保勢必會面臨一波令人頭疼的斷層。
為什麼更保無法吸引年輕新血？更保人士解釋說：「以前流動性低是因為老員工都選擇勞保舊制，會想待到退休；現在的年輕人都使用新制（帳戶帶著走），不少人待個三、五年就想跳槽換取高幅度的加薪。年輕人流動率高的原因也包括進修或準備國考，還有一些人不想兼行政工作，甚至兩個月就閃辭。」
「有時候我們會勸大學實習生畢業後加入更保，但有的人因為服務對象是更生人而婉拒。這幾年來的新血很少，大部分的工作都得仰賴志工。」這名人士表示。
第一線的志工被通稱為「更生輔導員」，目前更保旗下擁有一千多名志工，而超過五成志工都在五十五歲以上。
更保組長唐研田解釋，志工來源以退休軍公教人員為大宗，其實更保很喜歡招攬退休公務員，因為他們不論做事或寫報告都很能抓住重點，不少分會都倚重他們。但他也坦言：「更保不可能事事仰賴志工。」志工表現落差很大，專員們還是得費心管理和善後。
一名職員分析，依國外的實務經驗，每人每年的個案負荷量應在一百個之內才能做到精緻服務；台灣的更保專員負荷卻動輒超過兩、三倍。他說，分會業務很雜，除了輔導個案，也得入監宣導或輔佐更生人創業、兼辦宣傳活動，這些外務已經壓得職員喘不過氣來。追根究底，「補充專業人力才能解決問題！」他說。
1. 安置處所（一般成人及戒煙毒酒癮成人）
2. 協助技能訓練（減免費用、職訓生活津貼）
3. 協助技能檢定（免繳費）
4. 輔導就業
5. 輔導就學、獎助學金
6. 重大事故急難救助
7. 資助醫療費用
8. 出獄旅費、膳宿費
9. 創業貸款
黃淑美說：「更生人並不可怕，不要因為一個人的過去而否定他的未來。」（侯柏青攝）
「有個伯伯專門去偷發票箱，往往都是踏出門就被逮。案發後他都跟人家和解，還會拿診斷證明給法官看，最後都判罰金不用被關。其實醫師診斷出他有精神分裂，他是生病了。我們輔導他的時候會收斂一點。但過陣子又會去偷，我每次看到他來就知道他又惹事了……。」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主任黃淑美講起這個再犯老屁股時，語氣既心疼又無奈。
面對被社會貼上標籤的更生人，在第一線擔任輔導工作的更保職員最能體會他們的痛苦。社工系出身的黃淑美曾待過生命線、家扶中心，最終落腳更保，一轉眼已經待了二十八個年頭。她在更保投擲了大半青春，工作像陀螺般忙碌，臉上卻永遠掛著笑容，聲音很宏亮。
黃淑美見證過的更生故事不計其數，有人改頭換面展開新生活，也有人墜入再犯地獄。
「離開後才是重新面對社會的開始！」黃淑美談到個案時彷彿在講自己的孩子，但這個故事卻帶著唏噓。「她在宜蘭戒癮安置機構『渡安居』住了兩年，後來順利到醫院擔任看護，也修復和孩子的關係，我們一直很看好她能夠回到正軌。沒想到外面的誘惑更大……，她後來又認識毒友。然後……最近接到她過世的噩耗。」
這個「她」有著無奈的結局，但接下來的案例又充滿勵志。六十二歲的「阿霞」（化名）也是渡安居的住民，她年紀大了不能做體力活，分會安排她到牛肉麵店打工。她很認真工作，結束安置後被轉介到醫院當清潔工。
講起阿霞，黃淑美笑得開懷，「她喔！擔心如果上班時間才去打掃，醫院的地板會讓人家覺得髒，於是每天凌晨三、四點就出門，提前到醫院打掃，做完後才打上班卡，就是這麼敬業。」
雖然黃淑美幫很多更生人找工作，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阿霞一樣展開新的人生。
她點出不少更生人的盲點，「宜蘭其實有很多廠商願意給機會，不過有少數個案比較挑工作，例如有人曾在酒店當少爺，所以不願意碰耗體力或離家遠的工作，只想輕鬆賺，進度始終原地打轉。我們也曾轉介一個同學當木工師傅，沒想到他只做三天就不做了，他問老闆：『工時為什麼這麼久？』他可能習慣監獄下午四點就下班了，覺得外面的工時太長……。」
擔任幫助更生人的工作，家人難道不擔心她的安全？黃淑美秒回：「我從來不覺得更生人有什麼可怕。何況我不會把不愉快的事帶回家，我跟家人分享的都是好事，他們只知道我的工作是在做好事。」
不過，和更生人相處二十八年，難免還是會遇上對方不理智的狀況。某次有個「同學」為了幫其他人出氣而對黃淑美發火，情緒潰堤地揚言告她，還放狠話要她的命。黃毫不畏懼，反而冷靜地勸他：「你要告我，我也不怕，我不是為自己的利益，出發點都是幫忙更生朋友。」
「我服務這麼久，只碰過這一次而已，他只是口氣不好，最後也沒有做壞事。」黃幫他緩頰，但接著她重嘆了一口氣說：「他失聯了一段時間，後來我才知道，他又吸毒進去（關）了。」提到這個同學的遭遇，她的情緒又被擾動了。
黃淑美的記憶庫藏放著更生同學的各種資訊，而她印象所及，最多人觸犯的罪名是毒品和酒駕，這剛好吻合犯罪排行榜前兩名。
黃淑美曾送過不少人去戒癮，其中某些人一而再地回頭找她報到，黃卻沒想過放棄他們。「為什麼要灰心？人難免犯錯，只是有些人可能比較幸運沒有被逮而已。」她很樂觀地解釋著。
到底如何才能防止再犯？「沒有捷徑！」黃淑美說。不過透過輔導經驗，她體認到影響更生人的問題不外乎是債務、工作或家庭等，如果能幫上忙，就能給更生人帶來改過的力量。
因此，對於即將出監的受刑人，黃淑美會提前幾個月入監獄輔導他們，也會找張老師、法扶或就業服務中心的人一起去，「這麼做是讓他們心裡有譜，知道出獄後可以到哪裡尋求協助，不會用以往的方式去賺錢，例如賣毒或偷東西。」
對於真的「更生」的更生人，黃淑美則是邀他們上廣播節目分享自身的故事，藉此感染其他更生人。
「不要因為一個人的過去而否定他的未來。」即使這麼多個年頭過去，黃淑美還是積極熱情地對更生人展開雙臂。
當社會防護網失去功能，監獄成為邊緣人最安全的地方——至少有一口飯可以吃。（林瑞慶攝）
「我第一次在眾人面前哭，竟然是在第一次演出結束之後，因為我這時候才發現，原來我也可以成功完成一件事。」在朋友面前，受刑人子女陳佑瑄不曾因自己的身分與遭遇落淚，卻因為參與劇團、與夥伴們共同完成一齣戲而深受感動，當時的緊張與激動湧上心頭，一時說不出話。
陳佑瑄是劇團「翻滾吧！御飯團」的成員，她和其他六位夥伴都有一個共同點——爸爸都是受刑人。一九八八年就成立的紅心字會長期服務受刑人家庭及子女，三年前協助國、高中的受刑人子女組成劇團，至今已經演出兩次舞台劇、拍了一部微電影，現在正如火如荼籌備暑假的售票演出。
紅心字會是台灣唯一以服務受刑人家庭為主的非政府組織，他們主要透過提供獎助學金修補受刑人家庭的經濟缺口，再透過舉辦團康活動提供受刑人家庭成員心理支持；雖僅有三個人力專職服務六十至七十個受刑人家庭，但試圖讓社福體系的缺口成為光的入口。
家庭為什麼重要？拉拔一個孩子長大，需要整座村莊的力量；當人們成為犯罪者，也代表社會出現漏洞。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台灣每年有近六萬人在獄中服刑，背後代表六萬個家庭。社福體系到底出什麼問題？可以從他們身上窺知一二。
根據法務部統計，目前有超過半數的受刑人家庭經濟狀況是「貧窮無以維生」或僅能「勉強維持家計」，而台灣的受刑人大宗是國家主要勞動人口、正值人生黃金期的三十歲至五十歲男性，他們一旦入監服刑，背後代表家庭關係、子女教養、就業資源與社會救助體系的裂縫。
紅心字會家庭服務組主任李怡穎表示：「犯罪不是受刑人陷入貧窮的原因，只是個過程。」有七、八成受刑人本身家庭的經濟狀況就「不是很好」，家庭關係失和，早就延伸出婚姻與子女、長輩的照顧問題，形成單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根據二○一八年衛福部的統計，台灣約有近二十六萬個中低收入與低收入戶家庭，合計近六十四萬貧窮人口，約占全台人數二％。「不是所有中低收入戶都有社工進入輔導，除了經濟問題以外，若有心理情緒、子女照顧甚至是家庭暴力等複合的狀況才會開案。」一位曾在政府編制內的社工說。
「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通報才知道！」李怡穎指出，各縣市都有在運作的「高風險家庭」或「脆弱家庭」，都是經學校、醫院或鄰里長通報之後才浮上檯面，無法針對家庭成員及問題防患未然，不僅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也造成第一線社工的挫折。
政府編制中近五千名社工（包含社工師），他們得負責的還包括身心障礙、兒少保護、老人照顧等問題，平均服務個案數從一百到四百不等，無法全數投入中低收入與低收入戶家庭。「現在的社工多半只能等問題發生了之後再補救，但大部分的問題都是『錢』。」這位社工嘆了口氣。
長期在日本研究貧困問題的專家湯淺誠指出：「當金錢和心理都沒有餘裕時，就會帶來種種問題和壓力，這是過著安穩生活的人所難以想像的。」當社會安全網不能發揮功能，為了生存，他們只好犯罪，監獄成為最安全的地方——至少有一口飯可以吃。
然而，監獄就像是黑洞，將受刑人及他們的家庭吸到社會最底層。李怡穎說：「現行的漏洞很大，因為缺少跨部門合作：法務部只管更生人，沒有人管受刑人家庭。」這些家庭或不敢啟齒向人求救，或一時無法申請救助，將進一步成為高風險家庭，成為下一個犯罪因子。據瞭解，監所收容受刑人之後，將發放問卷調查家庭狀況，據稱可協助受刑人子女，但是成效並不高。首先是受刑人在入監後通常不清楚家中狀況，因此不知道是否需要協助；其次是通報過程中，監所人員一板一眼的一問一答，很難讓受刑人坦然地吐露實情。
然而，矯正署收到的問卷調查目前沒有匯整給社福系統的機制，像紅心字會這樣的民間機構或各縣市社會局幾乎都是接受子女與家屬主動通報才得知狀況。畢竟「受刑人」對家屬而言也是負面的標籤，讓他們更不敢向外尋求協助。「有些人連要申請中低收入戶都不敢跟里長說！」
很多人曾質疑：「為什麼要幫助受刑人家庭？他們不是活該嗎？」李怡穎說到：「這些家庭如果沒有獲得社福資源支持，將成為受刑人出獄後回歸社會的障礙，無法適應家庭與社會的受刑人很快就會再犯。」
「不過，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家人入監），很多親人都不願意幫忙了！」李怡穎說，經濟問題是受刑人家庭最大的困擾。然而，中低收入戶還是有門檻，例如主要照顧者還有其他親人，甚至還有有房產或車子時，就不一定能成功申請到。
新北市社會局人員坦言，社會局會考量諸多指標，並不單因「中低收入戶」或「受刑人家庭」而開案。但他們發現台灣的犯罪以藥癮者為大宗，今年開始聚焦「藥物濫用」，嘗試與民間團體合作，並發展跨局處方案，期待能主動協助藥癮者及家庭舒緩危機。
有另一派說法認為，台灣的貧窮與犯罪問題應該要從就業問題著手。前台北大學犯罪學系教授曹光文分析，工作的意義在於可以賺取金錢以支撐生活支出，獲得社會地位以受人尊重，也可以融入社會並學習群體合作。這些因素都將使一個人的身心更為健全。
曹光文呼籲，執政者不應只追求「政黨與個人連續就業」，而要擴大對「社會與更生人穩定就業」的關注，因為穩定就業是受刑人得以「更生」的關鍵。他建議司法與勞政機關應該加強在監時的職業能力訓練、出監前接受實際職業輔導，以及加強出監前後勞動訓練與職場需求有效整合。
勞動部其實已與法務部合作，少數受刑人在服刑期間可以外出工作，也就是「白天職訓、晚上回監」，同時也協助受刑人媒合工作職缺，紓解企業廠商缺工情形。一位勞動部官員觀察，社會信任低、包容度不足，讓這項政策一直無法如實推行，實際適用的對象並沒有想像得多。
社會中有許多人想要工作、賺取收入，卻因為家庭、健康，甚至是一次誤入歧途的犯罪而無法獲得相應的機會。他們的經歷都無言地控訴脆弱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在凸顯政府與社會失能。一個人若不小心踩錯一步，就像是從毫無阻攔的溜滑梯溜下，直達社會最底層。
「萬物都有裂縫，裂縫就是光的入口。」沒有減少的受刑人數與居高不下的再犯率都在在顯示社會安全網的漏洞，助長貧窮的社會成為犯罪的社會，政府與民間如何共同合作，在漏洞中注入陽光，照進社會底層，還有待相關部會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