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偷襲珍珠港完全在美國沒有軍事挑釁之下的預謀。作爲決定性人物的海軍元帥山本認爲：爲了去除對日本南進政策的阻礙， 雖然日本國力也許不如美國，只要對美國心臟給予致命的一擊，打擊美國士氣，至少有兩年美國恢復不過來。 在兩年之年， 日本占領了東南亞，掌握日本需要的資源， 再來與美國談判。事實證明山本錯估美國人的情感和決心，突襲的決定完全建立在主觀願望的幻想之上。美國則認爲日本南進或許會在菲律賓製造事端， 萬萬沒想到日本的目標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總部的夏威夷。消息傳來還認爲有誤，不是珍珠港， 而該是菲律賓。
在1973年10月的埃及--以色列的 猶太 「贖罪日「 戰爭， 埃及蓄意已久。以色列甚至在1972年就取得埃及的作戰方案。1973年以色列國防部長又要求軍情局研判埃及發動突襲的可能性， 答案都是斬釘截鐵的否定。甚至到了戰爭一個星期前，以色列在埃及最高級的間諜 （前總統納薩的女婿）告訴以色列軍情頭子突襲在即，軍情局還是認爲不可能 （因爲以前給過不實情報）。前三天蘇聯緊急撤僑，以色列認爲是兩國關係惡化。24小時之前， 前綫報來埃及在運河對岸集結大量兵力。軍情局還是認爲突襲的可能性很低，因爲軍情局一向認爲前綫的觀察情報可信度最低。最後内閣爲了預防，下令部分動員，但一切都已太遲。
國安認識及決策的許多盲點
軍事判斷不能以為完全是理性的損益分析 （賽局理論是最受崇拜的危險工具），要對情緒感性在決斷過程中無所不在的作用，給予一定的注意。
台灣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及一般民衆強調維持兩岸和平關係 ，這種願景和希望當然是對的。問題是國安判斷時常發生以情緒的希望判斷實況，也因此需要極端注意不能和不要以情緒污染的影像， 當成真正的實況，從而行動或不行動。問題是：政治人物，一般民衆，國安專業的判斷有時相互矛盾， 目標不同。政治人物有自己的希望，野心，歷史感，常常設法吻合一般民衆的希望和感受。有專家分析二戰的英國海軍情報署的經驗，發現國安專業常常必須對抗政治人物的妄想。國安專業固然有時看老闆行事 （投上所好； 團隊意識），也會受到自己感情的左右，但專業的要求是他們要實事求是， 看證據講話。
國安的判斷及決策又受到至少是決策人的個性，決策過程， 及情資來源的扭曲。例如，上面提到的埃及--以色列 「贖罪日」 戰爭裏， 兩個以色列軍方研判埃及動向最爲關鍵的決策人物， 雖然絕頂聰明和能幹，卻一向鄙視埃及軍隊的能力和決心 （情緒），帶有威權人格的過度自信 ， 喜歡簡單確定的結論 （人格特質）。他們從頭認定埃及沒有能力在可以預見將來發動戰爭，這個先入為主的偏見及結論， 影響他們排除埃及突襲前不斷呈現的相反證據和評估 （證據評估過程）。加上他們對某些情資來源的可信度 （尤其是相反意見）給與非常低的地位，不知道國安誤判的情資來源最大·的源頭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