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成員政大教授郭力昕（左起）、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盧倩儀、陽明交大教授傅大為及政大教授馮建三等人20日出席「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反戰聲明記者會，卻在網上飽受圍剿批評。（柯承惠攝）
很難想像，戒嚴時期限制言論自由，坊間傳頌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萬山不許一溪奔」的詩，當年黨外抗議者如今奪權掌政，台灣命運如此接近戰爭，民間學者集結發出反戰聲明，彷如歷史倒帶，一覺回到解嚴前。
陽明交通大學教授傅大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郭力昕和馮建三、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盧倩儀組成「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提出「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四項訴求，包括：一、要求烏克蘭停戰談判；二、停止美國軍事主義與經濟制裁；三、反對美中戰爭，主張台灣自主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四、國家預算應優先用於民生社福與減緩氣候變遷。
這項聲明在連署期間提前外洩，於社群平台引爆舌戰，這群學者在記者會上，疲於澄清「我們不是投降主義」，而非主動拋出議題。傅大為語帶怒氣說：「這份聲明被翻拍，還被打了兩個大╳╳，『他們（批評者）偷跑了很多步』。」郭力昕形容是被「抹紅、潑髒水」，對發起人進行道德指控與人格污衊，一堆扣帽言詞像丟了「化學試劑」。
與其說是網上激烈爭論，不如說是反戰學者飽受圍剿。被綠營狂轟濫炸的「疑美論」，而在網路和新媒體掀起圍剿風。為何綠朝當道下容不得反戰學者的反戰聲明？
從批評方的論點來看，大致可分三類：
第一類是綠營民代批反戰學者為「投降派」、醉心「中國夢」，貼上「中共同路人」的標籤。例如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批他們是「侵略者幫兇」，立委趙天麟則將其批為「投降派」、「屈膝派」，服膺北京利益的「認知作戰」。這些綠委習於扣人紅帽，而非理性對話。而台灣基進黨則批評說，喊「反戰」要向發動戰爭國家才有意義，指應摒除「天真的姑息主義」。相對地，在國民黨、民眾黨及藍白民代並未聲援之下，使反戰學者更顯勢單力薄。而反戰學者憂心政治力介入，已然堂而皇之提前發動，扭曲了公共論辯空間。
離譜的是，綠營民代把反戰學者扣上「疑美論」狂批，同時大肆擁抱「毀台論」。美國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曾公開宣稱，「若台海發生戰爭，為避免台積電落入中國手中，美國會選擇炸毀台積電工廠」。蔡政府對於「毀台積電說」並未表達抗議，總統蔡英文還頒發歐布萊恩景星勳章。歐布萊恩受勳時還說，美國已通過180億美元對台軍售計劃，這將把台灣武裝變成「刺蝟之島」。
第二類是方法論的理性討論：台灣社會的最大共識是「和平反戰」，不論藍綠白和社會各界的目標都相同，但手段上似乎不同，作家顏擇雅主張「備戰才能避戰」，學者成令方主張「應該與中國人民對話」、「維持國際勢力的均勢」。在這方面，反戰學者提出倡議內容，關於國際和兩岸關係的準備有所不足，畢竟要有深入研究和基本論述才有說服力。
又如作家汪浩，他指台灣不可能學習新加坡搞「等距外交，兩頭討好」，並呼籲學者批美國也批中國，才能保持等距。事實上，只要詳閱反戰學者公開的發言內容，並非對侵略者一言不發，政大教授馮建三首先批評俄羅斯是愚蠢犯罪，也指美國是挑釁主犯，他們是要點出當前輿論界視而不見、避而不談的「美國軍事主義」。
第三類則是非理性的年齡歧視與人格污衊：反戰學者因為閱讀左翼公共知識分子杭士基（Noam Chomsky）反美帝著作的啟發，綠營側翼嘲諷一堆連署人都是老學究，跟杭士基一樣是LKK，批判「屎尿失禁」，如此放肆狂言，這就真的太過分了。
據了解，參與連署原本是有青年反戰學者，但因為抹紅扣帽決定退出公開連署，轉為低調支持。原本總共有50多人連署，連署書外洩後飽受謾罵，後來有10多個青年世代學者擔心未來在學界工作不保，甚至被秋後算帳。最後，連署人只剩下37位較年長的學者。令人心驚的是：到底什麼樣的非民主的力量，迫使這些青年反戰學者們退出連署名單？為什麼現在自由開放的論壇場域消失了？這才是值得深究和令人憂慮之所在！
台灣過去發起反戰，都是關注遙遠的他方，左翼反戰學者吹起號角，為伊拉克、為阿富汗、為敘利亞難民，總是乏人問津；這次台灣學者發起反烏克蘭戰爭的聲明，未演先轟動，網上砲聲隆隆，因為台灣命運從未如此接近戰爭。
不論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很多是惺惺相惜的昔日左翼戰友。反戰學者是長期批判國民黨的老戰友，在學界頗富盛名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輯委員，但連署成員中，未見傅大為的昔日戰友夏鑄九和趙剛，比較令人意外。
《台灣社會研究》的編輯群，主要由左翼進步學者組成，當年是活躍的理性論辯刊物，到了如今政權輪替換綠執政，青年反戰學者反而選擇轉入「地下化」噤聲不語，見不得光。號稱已實踐民主化的多年台灣，又退回三千年前「道路以目」的野蠻體制。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曾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的權利。」竟被台灣學界棄如敝屣。
反戰學者原要指出主流思潮的盲點，想開啟另一篇窗，呼籲思考戰爭災難、正視美國軍國主義，竟被抹紅成為「投降派」。而綠營側翼的護航心態，讓台灣社會這些年來已普遍養成自己心中的警總，以及凡事講求政治正確的跟風現象，可悲復可嘆的是，台灣學界的論辯場域已被政治力介入，失去了理性政策思考的態度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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