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九合選舉大敗，總統蔡英文辭去黨主席一職負責，蔡英文28日出席中常會發表辭職談話。（民進黨中央提供）
2018年台灣的九合一大選，民主進步黨（DPP）面臨大慘敗的局面發生，各方人士紛紛提出觀點分析，探討究竟是何原因才導致民進黨從2014、2016年的聲勢如日中天淪落到今天的慘敗落魄局面。該黨籍立法委員林淑芬女士也於本月27日於臉書po文指出，民進黨要改革請先從「國會解嚴」開始做起！林委員提及，原先她以為在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束，民進黨取得國會過半席次後，改革就得以實現，卻沒想到迎來的竟是不允許異議、沒人敢講真話的「黨團戒嚴」。只要不聽話就祭出嚴苛黨紀，黨團會議淪為形式，立法院黨團淪為行政院的政策護航部隊，民意代表更是失去了為民喉舌、監督制衡的功能……。
首先，筆者要先大力讚賞林淑芬委員勇敢地將這個民進黨「完全執政」下，「黨意凌駕民意」現況說出的異議者行動。接著筆者要與各位讀者們深入探討的是，何以在已解嚴31週年的台灣社會，還會發生如此荒謬之「立法成為行政體系附庸」、「立院黨團無法自主」的政治現況呢？難道「以黨領政」的政黨架構就是民進黨政府所要標榜的「台灣價值」嗎？
筆者認為，民主進步黨之所以會有所謂「黨意凌駕於民意」、「立法院黨團無法自主」的現象產生，根本原因即是源自於其「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架構所導致。眾所皆知，列寧式政黨是由前蘇聯共產黨最高領袖列寧（Ле́нин）所設計的，其核心理念即是「民主集權制」（抑或稱為「民主集中制」）。而什麼叫做民主集權制呢？在此我引用前中國國民黨（KMT）領袖蔣介石及國民黨創黨元老胡漢民的說法：
蔣介石：「根據民主集權制的原則，本黨（中國國民黨）政策在討論階段，是民主的，人人都可以發表意見，自由討論；在執行階段是集權的，一經共同決議，必須一致執行，以求行動之統一與力量之集中。行動統一的規律，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領袖。」
胡漢民：「此等全黨黨員參與共同討論決議及選舉之制度，即所以保證民主主義之實行。討論既經終了，執行機關既經議決，則凡屬黨員，均有遵守此等決議案或命令並實行之之義務，此即所謂政黨的集權制度。」
當年的中國國民黨，在政黨組織上沿襲蘇聯共產黨的架構，而民主進步黨在創黨時，又參照了國民黨的組織架構，如國民黨的「文工會」就相當於民進黨的「文宣部」（已於2015年與「網路部」合併，改名為「媒體創意中心」）；國民黨的「社工會」、「青工會」、「婦工會」就相當於民進黨的「社運部」、「青年部」、「婦女部」；而在黨中央的核心架構上，國民黨的「中常會」、「中評會」就相當於民進黨的「中執會」（中執委裡又設有「中常委」）、「中評會」。綜上所述，導致台灣藍綠兩大黨動輒以「甲級動員」、「黨紀處分」威脅自己的民意代表，要求其服從黨意，並使黨中央（主席、中執會、中評會）之意志凌駕於民意代表（由人民投票選出，代表民意）之上的根源基礎，即是建立在國、民兩大黨皆在政黨理念上實施了所謂「民主集權制」，而在組織架構上，則都是參照了所謂「列寧式政黨」。
藍綠兩大黨於台灣絕不該再繼續上演「府黨一家親」、「院黨一家親」的反民主大戲，而政黨的黨中央更不能再持續扮演著領導立法院黨團（民意代表不聽黨意就黨紀處分）、國家政策走向（總統兼任黨主席）的老大哥角色，而應當回歸單純的選舉機器（協助提名候選人、提供選舉資源等選務工作），在競選活動結束後，就將國家立法、行政兩大權力，交付給人民所選出的民意代表及行政體系領導人（當然，這是以台灣現階段的憲政體制來說，對於台灣該走向「內閣制」或是「總統制」還存有爭議，筆者於此篇就不加以贅述）。唯有如此，林淑芬委員所闡述的「立院黨團戒嚴」情況才得以不再發生，由「政黨綁架國家」、掌握黨機器就掌握該黨籍民意代表的「以黨領政」威權遺緒也才能真正在台灣徹底消失！
＊作者為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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