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9年，對幾代藏人來說，是個刻骨銘心的年份。上世紀50年代初共產黨入侵併佔領西藏後，在藏區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引發的不滿和抵抗在這一年達到頂峰。
3月10日，拉薩爆發藏人起義。七天後的一個深夜，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無奈出走。時年未滿24歲的他，可能未曾料到，此一去，一個甲子。
那一年，八萬多藏人追隨達賴喇嘛的腳步，背井離鄉，踏上流亡之路。匆匆離開時來不及的告別，湮沒在時光中。此一別，物是人非。
留下的人見證了中國軍隊的機槍、砲火。不計其數的藏人，生命定格在了那個年份。武力鎮壓後的抓捕讓一大批人失去自由，戈壁灘的勞改農場裡掩埋著他們的屍骨。
達賴喇嘛在自傳《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寫道：「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死亡與破壞進程，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中達到頂峰。當這一切結束之時，大約6400座（99.9%）寺廟被毀，中國的佔領政策直接導致約120萬藏人非正常死亡（藏人總人口約為600萬）。」
在那場以失敗告終的，反抗共產黨統治的拉薩起義60年之際，美國之音採訪了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講述1959在他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
今天刊登第一部分——《土丹堪尊：院子裡到處都是屍體》。
土丹堪尊，77歲，前政府官員；1959年被抓，坐牢四年；1983年離開西藏，現居美國。
1941年我出生在拉薩。1951年解放軍剛到拉薩時，他們先駐紮在拉薩東郊的一片空地上。和很多人一樣，我和哥哥也去那裡看了。
這些漢人大多很年輕，穿著破軍裝，胸前斜挎著一個窄窄的乾糧袋。因為走了很長的路，每個人都很瘦，嘴唇是干裂的，看著很可憐。但同時他們每個人都帶著槍和子彈，挺嚇人。幾天後，他們換上了新軍裝，就這樣敲鑼打鼓地進城了。
我家很多親戚都在政府做官。長大以後，我也成了噶廈政府裡一名年輕的官員。 1959年2月，達賴喇嘛參加格西考試（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博士答辯」）時，我就是在前面舉著香火的那個人。
那個時候拉薩的局勢已經非常緊張，到處看起來都像是要打仗的樣子，不止是西藏軍區，漢人的政府機關、甚至學校、銀行外都堆起了沙袋。在裡面工作的漢人都帶著槍，腰上挎著手榴彈。
解放軍已經做好了所有的準備。這些工作都是在夜裡做的。那時拉薩城裡的人晚上都睡不好，卡車運東西時發出的噪音，還有明晃晃的車燈，讓所有人都不得安寧。 戰爭一觸即發，只要一個小火星就能引燃一場大火。
3月10日那天早上，政府官員都按規定都要到羅布林卡（達賴喇嘛的夏宮）開會。我的舅舅和大哥騎著馬走了。我和另一個親戚騎自行車去。臨走前，他對我說：「今天不要空著手來」，意思是要我帶上武器。我問：「為什麼？」他說：「你去了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