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達賴喇嘛逃離西藏60週年，也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30週年。
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民主抗議被軍隊鎮壓後， 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講話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鄧小平強調了「六四」事件遲早要來的必然性。同樣的，對於1959年西藏發生的武裝騷亂遭到中國軍隊鎮壓，流亡藏人學者也認為那是中共政策和西藏佛教價值體系衝突的表現，絶非偶發事件。
對於1959年發生的藏區騷亂事件，中國政府稱其為「西藏叛亂」，並將軍隊鎮壓稱為「平叛」；而達賴喇嘛的支持者稱事件為「西藏起義」。
《紅星照耀西藏》（Red Star Over Tibet）一書的流亡藏人學者達瓦諾布（Dawa Norbu）說，早在1959年西藏起事前，在四川和青海達賴喇嘛管轄外的藏區，中國已經開始推行人民公社、搞「大躍進」，還以階級鬥爭為名摧毀寺院，強迫僧人還俗。這些做法都增加了當時西藏噶廈（最高行政機構）政府官員對中國政府的猜疑。
1959年3月10日，即後來流亡葬人定為「西藏起義日」的那一天，拉薩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解放軍鎮壓了藏人騷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中國官方的說法是當時中國在西藏的最高官員，西藏軍區政委張經武邀請達賴喇嘛到西藏軍區看戲，但許多藏人認為中共要劫持甚至殺害達賴喇嘛，於是藏人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爾卡，阻止達賴喇嘛赴約，並喊口號要求漢人離開西藏。
李江琳在2010年出版的《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一書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1959年3月10日「拉薩事件」的起因。
2月7日達賴喇嘛與解放軍西藏軍區副司令鄧少東閒聊期間決定不久擇日去看西藏軍區文工團演出。達賴喇嘛據說是由於燈光與布景方面的困難，同意不按慣例在羅布林卡宮殿觀看演出，而是在3月10日前往西藏軍區禮堂觀看演出。但在達賴喇嘛前往觀看演出那天，鄧少東副司令不同意讓達賴喇嘛藏軍警衛團隨行入軍區，而達賴出行通常都有25名藏軍警衛團全程隨行的傳統。
西藏噶廈政府高官認為解放軍不讓衛隊隨行達賴喇嘛是對他的不尊重，也危及他的安全，因為當時在青海和川西的藏區發生過喇嘛被政府邀去參加學習班和宴會，但被逮捕的例子。
在猜疑不信任的大背景下也存在偶然因素。由於在羅布林卡布置燈光與布景技術的困難，西藏軍區不得已安排達賴喇嘛去軍區禮堂看演出。據說西藏軍區負責人的本意是想緩解緊張局勢，結果節外生枝，造成藏人群情激昂的局面失控。
按照《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的描述，當時達賴喇嘛身邊的官員力阻他去軍區觀看演出，但達賴喇嘛堅持要去。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達賴喇嘛身邊的官員向外曝光了達賴喇嘛的保密行程，於是藏人中流傳開「漢人凖備帶走達賴」的傳言和「達賴喇嘛已被劫持」的說法，於是大量藏民包圍了羅布爾卡，請求達賴喇嘛不要去西藏軍區。
隨後局面失控，藏民控制了羅布爾卡並在大街上張貼標語和喊口號，他們要求中共官員和漢人離開西藏。在出現暴力騷亂後，包括阿沛﹒阿旺晉美（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首任主席）及帕巴拉﹒格列朗傑（現任西藏自治區政協主席）在內的親中共噶廈官員在軍區內尋求保護。帕巴拉﹒格列朗傑的哥哥在羅布林卡門外被藏人打死。
1959年3月17日解放軍炮擊藏族反抗藏人佔領的羅布爾卡，當天深夜達賴喇嘛悄悄離開拉薩，8萬西藏人追隨他流亡印度。
3月28日，中國政府宣佈解散西藏噶廈政府，西藏地區由自治區籌委會管理。西藏騷亂被鎮壓4個月後，中國在西藏通過了《關於在西藏全區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並決定提前進行西藏土地改革運動，即所謂的「西藏民主改革」。
中國政府認為，1959年西藏「叛亂」是西藏統治階層反對改革，試圖維護農奴制，在境外勢力的勾結下，精心策劃的全面武裝叛亂。當時的《新華社》報導，「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違反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國，勾結帝國主義，糾集叛匪……向人民解放軍駐軍發動武裝進攻」。
流亡西藏歷史學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否認西藏上層蓄意策劃起義。他說，3月10日西藏貴族和喇嘛都在西藏軍區接受解放軍款待，不可能策動起義。西藏流亡政府則認為，西藏僧俗反抗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撕毀了「十七條協議」和壓迫西藏人。「十七條協議」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簡稱，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簽訂，該協議由一個前言和17項條文組成。
1959年由毛澤東親自定稿的《新華社》公報說，叛亂為為噶廈政府與「地方反動集團」所策劃，解放軍已經奉命「討平叛亂」，已經粉碎了拉薩市區的「叛匪」。
30年後，在天安門鎮壓事件後，《人民日報》的評論說，「極少數人在北京製造的動亂，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戒嚴部隊奉命平息了這場「暴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