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第10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奧地利導演兼焦點影人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10日抵台，隔日參加非洲首部曲《基桑加尼日記》（Kisangani Diary），及另外兩部短片《漂流馬戲團》（Ich habe die angenehme Aufgabe; On the Road with Emil）、《在我們的故事裡孤獨》（Seules avec nos histoires; Alone with Our Stories）合映的映後問答。
梭裴描述這三部紀錄片不僅是他個人的作品，也是屬於全人類的影像。尤其是描述盧安達難民在鄰國叢林流離的《基桑加尼日記》，「如果你們感到震驚，我可以理解，」他說，「因為這也正是我在拍攝時的感受到的感覺。」
梭裴1998年的作品《基桑加尼日記》，記錄了他於盧安達大屠殺3年後，與其他記者跟隨聯合國（UN）人員進入剛果叢林，發現數萬名長期忍受流離、飢餓及暴力威脅的盧安達難民的經驗。紀錄片中包含了加害者不明的深夜大規模屠殺事件、與其後來得太遲且不足夠的人道援救。就在難民轉送安全之處的希望曙光乍現後不久，難民營又遭到機槍襲擊。數千名難民再度躲進叢林，不知去處。
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
1994年4月至7月的100天間，盧安達約有80萬人遭到屠殺，主要受害者為圖西（Tuisi）族人，主要加害者則是胡圖（Hutu）族人。在外貌、語言、居住地區及傳統上都十分相似的兩個民族，於比利時殖民時期以後對立漸強。1994年4月6日，胡圖族的盧安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與蒲隆地總統恩塔里亞米拉（Cyprien Ntarymira）所搭的飛機被擊墜，機上人員悉數遇難。
當時為圖西叛軍組織「盧安達愛國陣線」（RPF）領袖的卡加梅（Paul Kagame, 現任盧安達總統）被認為主導了這起攻擊。RPF希望推翻哈比亞利馬納，協助先前在1959年暴動中逃離家園的圖西難民返回家園。卡加梅激烈否認，並指其為胡圖極端分子所為，目的是進行他們迫害圖西族的計畫。
在犯案者未明的情況下，仇恨迅速蔓延。4月7日往後的100天間，盧安達70%的圖西人被殺害，受害者還包括溫和派的胡圖人。直到7月RPF攻下盧安達首都吉佳利（Kigali），盧安達政府垮台，RPF宣布停戰。
逃出盧安達的胡圖難民何去何從？
與這起大屠殺事件相較，胡圖難民在此之後於鄰國剛果民主共和國（DR Congo）受到的迫害情事較少人知。RPF勝利的消息，促使約200萬胡圖族人逃往薩伊（Zaire, 今剛果）。UN報告在1997、1998年時便指出，剛果境內可能發生了種族滅絕行為。時任UN秘書長的安南（Kofi Annan）要求剛果與盧安達調查這些報告控訴，此舉無異於要求兩國自己調查自己。
2005年，UN維和部隊在剛果東部發現數百平民的集體墳墓，可能遭到盧安達部隊所害。這促使名為「測繪計畫」（Mapping Exercise）的調查報告在2008年啟動，追查1993年3月至2003年6月間，剛果境內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
Paul Rusesabagina explains to @tavissmile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N Mapping Exercise report #Rwanda #DRC #Congo http://t.co/wr2y0y48fD
— Crisis In The Congo (@CongoCrisis) 2014年4月5日
於2010年10月發佈的這份UN報告，描述了617件犯行。其中最嚴重的指控，是認為盧安達軍隊在剛果境內追殺胡圖民兵與難民的行為，可能達到種族滅絕的程度。先前否認派兵進入剛果的卡拉梅承認派出軍隊，但表示這是為了避免胡圖民兵以難民營作為據點，再度侵略盧安達。
在盧安達大屠殺後，周圍地區的血腥衝突持續。1997年的第一次剛果戰爭中，在盧安達與烏干達的軍隊支持下，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領導「解放剛果民主力量聯盟」（AFDL）推翻了薩伊共和國總統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成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緊接著爆發的第二次剛果戰爭，又造成約500萬人喪生。
電影與真實環境的「兩種現實」
《基桑加尼日記》記錄的胡圖難民飢病及遭受攻擊事件，很可能只是盧安達大屠殺後難民數年苦難的一個切面。如導演梭裴描述，片中捕捉的一名飢餓的小男孩「只是我在非洲遇見的1000個小孩中的一個」。他回應觀眾對此片段殘酷不忍的心態時表示，「我很開心你有這樣的感受，因為這也是我的感受。我想要傳遞我當時在現場拍攝的同樣感受，我的恐懼、焦慮與質疑。」
梭裴也藉此解釋了拍攝者的道德問題。「有些人抱持著相當批判的立場，認為你怎麼能不放下攝影機（去協助難民）。」他說，「每一次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什麼時候應該介入？」
他的答案是，電影是一個現實（reality），攝影者身處的環境是另一個現實，「當我開啟攝影機時，我是一個導演。當我關掉攝影機時，我可以是一個人道工作者，可以做各種事。」那名飢餓的小男孩後來有被送往醫院，但那並不是這部電影要敘說的故事，所以沒有被拍進電影的現實中。
將現實轉譯為體驗的紀錄藝術
梭裴強調，他的作品是相當嚴守事實的。但他也是一名電影藝術工作者，因此這些事實是透過電影結構的形式呈現，雖然這不代表內容有任何編造的成份。梭裴認為，片中描述的苦難本身並非新鮮事，有新意的是他被述說的方式。
一般觀眾習慣觀看的方式，以電視新聞為例，影像與觀者之間相隔著一個螢幕，一個來自專家或播報人員的聲音，告訴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思考這些影片勾勒的社會或政治問題。但梭裴指出，政治意識（political consciousness）不是來自於知識（knowledge），而是來自於體驗（experience）。
「我真正做的事，不是去非洲，告訴你們那裏出了問題。」梭裴說，「我的工作是將事實轉譯為藝術與體驗，因此你能夠透過電影體驗到那樣的現實。」他希望抽去影像與觀眾之間那層讓我們感到分隔以及舒適的屏幕，「所以如果你（對片中影像）感到不安，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了解暴力 也是減少暴力的途徑
在回應親密關係的女性受暴者記錄作品《在我們的故事裡孤獨》問題中，梭裴表示，拍攝這部片讓他了解到暴力幾乎無所不在的事實。他也認為，這種發生於親密關係中的微觀（micro）暴力，與國與國之間的宏觀（macro）的暴力有其相似性，「問題是，暴力是如何產生的？是什麼孕育了它？我們該如何控制、並減少暴力發生？」
梭裴說，一種減少暴力的方式，是去了解它的早期徵象，及早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有時候，電影可以幫助大家去做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