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初起心動念想要寫一本關於香港的書，其實要怎麼寫、內容是什麼，都是很模糊的，但我很堅定地認為，要將香港的故事寫出來，讓台灣讀者瞭解香港在一國兩制前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也想要親身記錄一個地方爭取普選的過程。
承擔泛民主派無力領導的公民行動
促使我產生興趣，也讓我下定決心展開書寫的正是戴耀廷老師。他在二○一三年的一月，在《信報》的專欄提出以佔領中環的違法方式爭取真普選的當下，正好呼應了部分希望普選又存有擔憂的香港市民跟相關政黨團體。
當時也是香港的泛民主派政黨缺乏共同領袖的時刻，因此在面對民意的迴響時，香港民主派並沒有足夠能量的政治領袖來號召、規畫跟領導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公民行動。而這樣一個擔子就落在了一位法律系的教授身上。
再遲鈍的人，都可以在當下充分領受到歷史偶然所帶來的衝擊跟改變，戴耀廷真正讓我佩服的是，他在紛雜的聲音跟力量中，如同唐三藏取經般，毅然展開旅途，而這也是我書寫香港的起點。
我主動寫了信給戴耀廷，他對我這樣一個來路不明、未滿三十歲的台灣年輕人，沒有展現任何疑問，也沒有刻意的親切，很自然地就像是他原本的身分──大學老師一樣，耐心地一一解答我的疑問。
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第一次見面時跟我說，他真正希望的是藉由這場爭取普選的運動，改變香港人的內心，讓香港人願意為公義挺身而出、願意付出自己。
這場運動的起算，如果從他的專欄文章刊登開始，一直到雨傘運動的爆發，整個動態過程時間超過一年半。
承受各種質疑，面對學生挑戰
這段不短的時間內，我每次到香港，戴耀廷無論多忙都願意抽出時間跟我談談。有的時候我覺得他充滿樂觀，也有的時候我明顯感覺他的倦意跟無力，他對我問題的回答從一開始像老師解說，後來更像是一種暫時跳脫局外的情緒紓解。
這種感受可能也是一種誤解，更有可能是他見的人、談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愈來愈多，我們的見面只是他忙碌行程下的其中一個，他只是疲累地讓自己習慣身心一切的改變。
那段時間，戴耀廷跟來自社會不同背景、年紀、意識形態的香港人們不斷地磨合，也承受來自不同面向的質疑。包括反對者認為他們所謂爭取的真普選是個人價值的選擇，不代表所有人，卻可能會犧牲大眾利益，也有人質疑他選擇合作的對象不足以成事，也有人挑戰這樣所謂「愛與和平」方式的成效，即便在合作的最內圈，都有因為年紀世代差異下的歧異。
戴耀廷曾經跟我說，他曾經在跟學生們激烈爭執後暗自流淚，覺得自己一個大學教授，卻受到學生很大的挑戰。但他也跟我說，這也就是民主的過程，他嘗試身分的轉換，正面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