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種模式是錯置的信仰。
當總統說「我一個人就能解決」、「我就是你們的聲音」時，這正是一種自我造神的現象。當信仰以這種方式自天堂降至地面，就再也沒有空間能容納渺小而真實的個人判斷與經驗了。讓克蘭普勒感到恐懼的是，這種轉變一旦發生就似乎無法逆轉。一旦真理不再緣於事實而來自天啟，證據就變得無關緊要。戰爭尾聲時，一位工人告訴克蘭普勒：「理解是沒有用的，你要有信仰才有用。而我相信的是元首大人。」
羅馬尼亞的戲劇巨匠尤金‧尤涅斯柯（Eugène Ionesco）在一九三○年代親眼看著朋友接二連三被法西斯的政治語言擄獲。這些經驗在日後成為他一九五九年荒誕劇《犀牛》（Rhinocéros）的創作源頭；劇中，相信政治宣傳的人全都變成了巨大有角的野獸。尤涅斯柯就過去的個人經驗寫道：
大學教授、學生和知識分子正一個接一個地變成納粹、變成鐵衛團（Iron Guards）。一開始的時候，他們當然都不是納粹分子。我們大概有十五個人聚在一起討論，尋找對抗他們宣傳的論述。這很困難……隨著時間過去，其中一位朋友說：「先強調一下，我不認同他們，不過在某些問題上我還是得承認他們說得不錯，例如猶太人……」這就是受感染的徵兆。三週後，這個人就會變成納粹。他已被話術擄獲、接受一切，變成了一隻犀牛。到最後，僅剩三或四個人還在繼續抵抗。
尤涅斯柯的目的是幫助我們看清，無論宣傳口號實際上多麼荒誕，信者皆認為其再正常不過。利用荒謬的犀牛意象，尤涅斯柯試圖震撼觀眾，讓他們注意到眼前真正發生的事是什麼。如今，犀牛在我們腦中的草原狂竄。我們發現自己相當關注所謂的「後真相」（post-truth）；而且經常認為這種鄙視經驗事實、建構另類真實的作風很新潮，或很後現代。然而這些現象早在喬治‧歐威爾七十年前的「雙重思考」（doublethink）概念中就幾乎都提過了。「後真相」的哲學思維，完全重現法西斯對真實的態度—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世界中再沒有什麼能讓克蘭普勒或尤涅斯柯感到意外了。
法西斯主義者對日常生活的真實嗤之以鼻，喜歡一些猶如新興宗教般縈繞人心的口號，比起真正的歷史與新聞，他們更喜歡編造神話。他們利用新媒體的力量—在當時是無線電廣播—在民眾有時間弄清楚事實之前先敲響政治宣傳的鼓聲、煽動人們的情緒。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就如同前述的時代，許多民眾開始對一個有嚴重瑕疵的領導者的信仰與對於我們所共享的經驗事實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混淆。
後真相，正是法西斯的前奏曲。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曾獲漢娜‧鄂蘭獎章、萊比錫書展大獎、美國藝術文學院文學獎項，著作包括《血色之地：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歐洲》、《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即將出版）等。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