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外銷出口及國際市場為導向，密切注視評估台灣內外部競爭力。台灣當初消費性電子產業及後來資訊產業的設立、發展，均以全球市場為規劃，並無所謂的南進、西進、北進或東進之分，著重於產品的品質、特殊性、效能、價格及新一代產品推出的時效性…等。若能掌握這些要點，可謂走遍世界無敵手，回想八〇年代末期，延展整個九〇年代，台灣有多少產品位居世界第一，我們的桌上型電腦、顯示器、主機板、機殼、鍵盤、映像管、IC 設計、封裝、半導體製程 等，都是世界相關產業學習、吸收、模仿的對象。然自九〇年代後期起，以經濟為主軸的國策逐漸式微，這也是台灣淪為今日貧窮、羨慕快速致富及金錢遊戲普及的緣由，如此不知務實的社會風氣，談何台灣再次強大？
八〇年初期的台灣，國際情勢窘困，加以先天資源有限，因此每一項政策性的設定都必須做出慎重的選擇。二戰後的美國是各項科技及產業的領頭羊，東西方冷戰的壁壘，亦給當時的台灣提供了與美國特殊的關連性，更讓台灣有諸多美國工業科技資訊及財經、企劃等各類人才的培育機會。早期的旅美華人、學界及僑界，清一色偏向並支持台灣，當時可以說在美擁有極大的人才庫，李先生等有鑒台灣升級的困境，因而開始思索如何提升台灣產業結構，換言之就是藉由「資 金」與「人才」的結合，把太平洋彼岸美國的技術及人才引進台灣，並與台灣已有的工業平台結合，進一步更改善台灣的產業結構。
筆者於一九八三年服務於經濟部，隨同李國鼎、吳梅邨先生赴美學習考察創投業務，之後再受指派，赴美 Auther D. Little 公司學習工業投資計劃、管理與追蹤等學科；返國參與制定台灣創投管理辦法，暨新竹科學園區投資業務等工作，在台灣科技產業起飛的年代躬逢其盛。回憶當年正直青春年華，同輩人才輩出，現今多為各產業界的翹楚。凡此均感念當時政府各級首長的魄力及有計劃性的培養，試問今日政府及各級施政者，在培育人才上是如何規劃、栽培並進行的？
筆者任職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期間，多次派赴美國出差，從東岸波士頓 128 號公路，南至紐約、北卡研究三角洲及西岸灣區矽谷等地區，有計劃的拜訪各科技公司。在實施出訪各科技公司前，首要是先行確定園區短、中、長期的發展計畫，此發展計畫與國家重大策略性工業計劃必須互相配合，瞭解台灣在整個供應鏈上所需補強引資的對象為何？例如，當時已有全國性半導體發展計畫及台積電 設立的規劃，但其產能如何銷售？客戶為何？特別是台積電係為國家重大計畫， 負有相當程度扶持本地 IC 設計公司的生根、發展、茁壯等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