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獲邀來台的包括美國前密蘇里州資深巡迴法庭法官卡本特（Christine Carpenter），她不吝分享十八年來擔任審訊及毒品法庭法官的經驗，以及如何建立心理疾病、退伍軍人及青少年的特殊處遇法庭。
辜仲諒認為，吸毒就像高血壓、氣喘一樣需要藥物治療，美國司法部是用一整套系統幫助這些人回歸生活正軌，毒品法庭的法官則像父母一樣叮嚀著藥癮者，協助這些人接受治療、重回社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全球行政總管理處總處長高人傑也到場聆聽。有趣的是，辜仲諒還在致詞時爆料一個小祕辛：「幾年前我和中信慈善基金會的同仁分享時，就曾對（執行長）高人傑提過，我們的目標是徹底解決台灣社會的問題！結果一講完，我就看到高苦笑，大家也知道，依照我的個性，絕對不是只出一張嘴，也會一起下去做……。」
不過，這個在司法界和企業界倡議已久的毒品法庭計畫，在台灣卻因司法體制的諸多問題而顯得舉步維艱。
台灣司法制度成毒品法庭阻礙
檢察界人士解釋，我國在實務上都是由檢察官負責這類案件。檢方處理吸毒初犯者時採取雙軌制，除了諭令附條件緩起訴（命接受戒癮治療）外，也可以向法院聲請觀察勒戒（到勒戒所戒毒）。這些人雖然獲得悔改機會，但回頭吸毒的比率實在太高，最後他們還是得入監，甚至導致監所人滿為患，「監所六萬多名收容人裡，就有三萬多個是毒品犯。」
這名人士說，前年舉行的司改國是會議就有委員提議設立毒品法庭，但當時鑑於檢方已有毒品多元處遇方案、法官僅負責審判缺乏整合內外資源的經驗，加上院檢分隸司法院和法務部（法官無權指揮檢察官）等，許多困難都得靠修法解決，讓這個想法鎩羽而歸。「想實行毒品法庭得克服不少制度上的難關！」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