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商場行銷或政治行銷，「說服顧客」都是第一要務，否則既有的定位可能偏離原先的設定，導致顧客不買單，而所有的行銷努力也因此化為烏有。然而，究竟應該採用理性或感性訴求來說服顧客，卻是行銷領域最難處理的議題之一……有許多理論，但有更多的爭議。
理盲濫情的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對政治的熱情瘋狂和理盲濫情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實也兼及其他領域。先講三個故事：其一，我的胞妹非常討厭大陸人，經常對著媒體報導的大陸社會事件破口大罵，我偶爾會用「每個社會都有好人與壞人」來勸解，幾次之後她居然冒出一句令我瞠目結舌的指責：你這麼喜歡大陸，為什麼不搬過去？
其二，在大巨蛋疑案鬧得轟轟烈烈之際，我只是對政客所言「爽賺X千億」有所懷疑，因此投書主張應該運用經濟學的利息理論或財務學的貨幣時間價值，來估算其投資報酬率，結果卻引來一批疑似柯粉的網友，不是和我討論計算方式與結果，而是批判我的投書動機和教師身分。
其三，在某屆奧運中，我們的棒球代表隊表現不佳，總教練在返國後蒙受多方質疑與指責，但一句「積勞成疾，罹患肝病」，就讓各種質疑與指責幾乎全部消失，沒有一位記者或一家媒體討論肝病患者是否有足夠的精力擔任總教練，更沒有人再去追究臨場指揮的種種疏失。
第一個例子涉及兩岸關係，出現類似於「中國豬滾回去」的抓狂並不意外，但問題在於那可是和我同在一個屋簷下的親妹妹！第二個例子涉及柯文哲的個人魅力，出現類似於影視粉絲的尖聲狂叫也不意外，但迴避利息理論和貨幣時間價值，針對動機與身份來批判，其實只是徒然暴露自己的無知。第三個例子與政治無關…這點就重要了……對弱者的同情可以壓制對奧運敗戰的理性檢討，顯示即使不涉及政治立場，台灣社會仍然是理盲濫情。
回到政治行銷。台灣社會的理盲濫情意味著應該優先考慮採取感性說服，不論是正面情緒當中的快樂與希望，或負面情緒當中的憤怒與恐懼，說服成果都理應優於純粹的理性說服。換言之，中央級或大區域候選人不需要在公共政策花費太多資源，只需交代自己有所主張即可，重點在於挑動選民的強烈感性反應，而地方級候選人更應該全心全力的跟選民「搏感情」。
被恐共統治的總統大選？
傳統上，商管理論主張不論是管理或消費決策，都應該而且也會盡可能的選擇理性決策，前述的利息理論和貨幣時間價值就是理性決策可用的分析工具。然而，目前的商管理論已經承認感性(通常稱為「情意」或「情緒」)在實際決策上的重要性，例如觀光產業所偏好的「外貿(貌)協會」，其實就是希望藉由高顏值的服務人員來激發顧客的正面情緒反應，從而影響其購買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