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期，爆發的農民集體抗爭行動逐漸增加，其發生頻率、參與人數、規模均呈現不斷成長趨勢，暴力傾向日趨明顯。尤其以土地徵用造成的社會衝突最為突顯，土地徵收利益涉及到開發商、地方政府、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村幹部、農民間的利益分配。幾乎土地違法事件的主體，約八成是地方政府所為。
從土地徵收出讓所獲利益的分配來看，更是突顯了利益分配的不對稱。其中開發商與地方政府通常是獲利最多的主體，農民獲得土地出讓金幾乎是比例最少的，至於農村幹部則有爆發尋租及貪腐行為之可能動機。這顯示農村土地徵收尚難擺脫政商勾結的厄運，權錢交易及權力與資本交換，從而盤剝農民的土地利益。
最近大陸廣東省烏坎事件再度爆發，引起國際社會關注與熱議。2011年烏坎事件和平解決、直選村幹部、承諾被徵收土地退還村集體所有，堪稱為村民自治的典範學習模式。2016年烏坎事件再起蔓延，逮捕當初率領村民維權抗爭者領袖、後任村民委員會主任的林祖戀。廣東當局前後兩次處理烏坎事件的地方政府行為，從「溫和」轉成「強制」，頗受爭論。
相較於2011年地方政府處理烏坎事件儘速和平落幕，2016年則是採取疾風暴雨式壓制性舉措。6月中旬後起幾近三個月，數千名烏坎村民發起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高舉橫幅：「還我土地、還我書記」，聲援被抓的村委會主任林祖戀。9月8日林祖戀被判刑，隨即13名村民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等罪名被捕。廣東地方當局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封鎖烏坎及入村展開抓捕行動，導致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回顧2011年烏坎事件爆發，廣東地方政府對公眾維權抗爭的處置策略顯得相當理性、溫和與自制，傾向採取「疏導模式」而非「壓制模式」，備受國際社會所肯定。這些溫和措施包括：首先是改變事件定性：雖從一開始即認定事件為境外勢力介入，採取「標籤化」及「敵對化」策略處理措施，但最後重新界定事件純屬人民內部矛盾「利益紛爭」問題，而非敵我矛盾。
其次是強化地方治理：承認村民自我組織得臨時代表理事會合法性地位，並承諾進行數十年來未曾進行農村基層民主選舉，推動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及民主決策，給予農民村民自治權力。復次是立場先硬後軟：採取理性溫和自我克制行為，緩解公眾集體反抗情緒，有效降低衝突程度，並承諾嚴懲地方官員及協助土地退還村集體所有。
再者是妥善運用公安：從強力壓制改變為柔性疏導，避免警察與公眾間暴力流血衝突進一步惡化；最後為規範網絡傳媒：從壓制媒體報導，指控境外媒體煽動及宣傳，轉變為適度開放與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