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2016年廣東地方當局做法，則是採取嚴厲而非溫和手段，其處置措施有待商榷 ，例如陸豐政府藉舉行記者會，播放維權領袖林祖戀承認收賄的「認罪」影片；地方官員指控香港媒體在烏坎村進行煽動；監控農民對外通訊，傳喚轉發消息者；甚至對烏坎村進行斷水、斷電及斷糧等強制作為；阻礙律師與林祖戀會面等等。這些地方政府行為過於強制性，往往激化農民的維權抗爭行動。
總言之，地方政府在烏坎土地徵收事件中的角色值得商榷：首先是角色衝突問題，裁判兼球員無法扮演公正的利益仲裁協調角色。其次是司法機關欠缺獨立性 ，行政化及地方化傾向，無法遏制地方政府對土地財產權盤剝。最後是地方人大在土地徵收過程中，欠缺民意表達利益管道機制。這顯示政府角色的錯亂越位 ，欠缺合理合法利益表達機制，導致大規模維權行動產生。
烏坎村土地徵收引發農民維權抗爭事件與村民自治選舉的弊端，顯現出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非規範化與緊張衝突。中共黨國試圖透過基層民主選舉，以監督村幹部治理行為，及防止地方幹部腐敗行為，並提升地方治理品質與績效。可以說，這是中共黨國向農民讓渡政治參與權，而換取農民向地方政府繳稅的義務履行。
然而，民主選舉下的村委會主任依然滋生尋租行為，無法跳脫貪腐誘惑陷阱。當初以土地維權起家的維權人士一旦登上村幹部行列，亦難以跳脫尋租的利益網絡，最終深陷貪腐泥淖之中，難以自拔。如此顯見，中國農村基層民主及村民自治制度發展尚待完善，徒有基層民主選舉，還尚須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及民主管理的完整配套改革，始能有效遏制幹部貪腐行為。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