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期盼復興，首先要承認今天所面臨相當嚴重的危機與發展環境。國際上，全球格局毫無疑問地正進行深刻調整，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逐漸成為新一輪全球權力轉移的中心。而另一方面，世界局勢再次陷入不確定當中，地緣政治、經濟、文化與意識形態博弈日趨緊張，恐怖主義陰雲不散。而美國遏制甚或敵視中國的態勢越加顯露。中國將不得不面臨一個更具挑戰的國際環境。在內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既讓改革遺留問題日益變得不可忍受，又積累一系列新的問題，還有新疆、西藏分裂問題，香港和台灣問題也變得空前嚴峻。整個國家進入了矛盾顯現期，亦決定這個國家迫切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來整合力量。
習近平在2012年接班後所面臨的困境，不比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和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時的嚴峻政治形勢好多少，危機的來源幾乎都在黨內。這就不難理解，習近平為何在上任四年內先提出改革路線圖，再涉及影響執政與社會穩定的依法治國，又確立以供給面為基調的經濟調整新方向，直至六中全會「全面從嚴治黨」的確認。如果這四年沒有進行反腐和深化改革，今天的中國大陸是否會比之前更好？可以想像，中國可能艱難地維持發展勢頭，但中共與人民的關係，肯定會遭遇更危險的挑戰。
可以看出，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無論是反腐整黨，調整經濟發展策略，還是引發外界爭議的各類治理與管控等，其目的是清理中國最迫切與明顯的發展矛盾。前人有言：「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不把自家屋內的汙穢和影響改革的壁壘清理掉，不能有效地統籌改革的輿論，又如何更好地推動改革？這種改革邏輯一直是中國政治歷史的一部分。
經過四年嚴厲的反腐，習近平和擔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王岐山已經掌握了主導權，持續不斷的黨內整風也讓近9,000萬中共黨員中產生初步效果。六中全會不單單是為了清除身體裏的「病毒」，更是黨內自身重構的開始。按照中共的邏輯，大病之後要開始有系統地養好身子，有方法地強身健體，以防舊病復發。當然，六中全會也是習近平在第一個任期與第二個任期至為關鍵的承接。
習與毛鄧的不同之處
習近平與毛澤東、鄧小平一樣，都處在一個國際大變局和中國大變革的時代之中。但與毛鄧相比，習近平所承受的內部危機截然不同，但也賦予他復興中國的莫大機遇。更為顯著的是，毛鄧時代都是在探索與試驗中尋找中國發展的路線，習近平應該相當清楚中國應該走向哪裏，以及通過怎樣的方式和路徑。不必再度進行可能帶來沉重代價的試驗。
打天下易，治天下難是中國政治經驗的總結。在如今和平發展與財富快速增加的年代，中共卻遭遇「打天下」時都未曾有的黨內危局。貪婪與腐化正吞噬著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精神與物質成果，整個人心黨心軍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都已潰不成軍，極度渙散。就軍隊而言，因腐敗而被撤的將軍比戰爭時期多近百倍；被審判與調查的省部級高官甚至是三十年前的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