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人言國安局的組成人員包括軍人、警察、文職人員，警察本身就可行使偵查權。這是對「行政警察」與「司法警察」的誤解。未來國安局情治人員究竟要做好屬於行政的情報工作？還是要辦好司法方面的偵查工作？再加上國安局的上級機構為國安會，國安會成員與幕僚為了一己之私而指揮辦案，這豈不是讓行政、司法體制亂了套，恐非國家之福。
最後，倘若國安局派駐海外的情治人員也賦予偵查權，也就是在他國領域內行使司法警察權利，此乃國際法難以容忍之事。這也是為什麼國際社會不把情治人員列為駐外使領館的成員，僅給予外交與領事人員特權與豁免，而未給予情治人員特權與豁免權的原因。
行政機關不能有便宜行事心態
對中國的反情報工作，最重要的還是在台灣人民的警覺性與認識度，與其賦予國安局偵查權，倒不如強化民眾的這些意識。
台灣已是民主國家，行政機關不容存在便宜行事心態。原本就有反情報任務的法務部調查局，在一七年提出的《國家保防工作法》草案後雖鎩羽而歸，但綜觀○二年美國的《反情報加強法》、一三年日本的《特別祕密保護法》、一八年澳洲的《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等，顯然合法反情報、反間諜工作仍需專法授權。至於賦予情治機關偵查權，無論就法律面與實踐面來看，都應再三思！（本文作者為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