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保加利亞「大遠足」（The Big Excursion，保加利亞語：Голямата екскурзия）政策30週年。1989年，就在柏林圍牆倒塌前幾個月，保加利亞領導人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要求不願順應同化政策的土耳其人與穆斯林離開保加利亞，導致超過36萬難民跨越鐵幕邊界逃入土耳其，堪稱冷戰期間最大規模的種族清洗。此政策不僅讓驟失勞動力的保加利亞農作減產，也令日夫科夫國際形象惡化，更見罪於蘇聯高層，最後在同年11月黯然下台，與共產政府並肩走入歷史。
然而所謂「大遠足」並非日夫科夫突發奇想的產物。保加利亞早自1956年起，便陸續推動同化土耳其人與穆斯林的相關政策，此波浪潮隨後在1984年的「復興運動」達至巔峰，忍無可忍的土耳其人紛紛上街示威、絕食、武裝暴動，眼看事情一發不可收拾，這才有了1989年的大遠足種族清洗。如今在保加利亞7百萬人口中，約有62萬是土耳其人，幾乎與該國的穆斯林人口重疊，其他則有波馬克人（Pomak，奧斯曼時代伊斯蘭化的保加利亞人）、羅姆人（Romani，又被稱為吉普賽人）等，雖說民族關係相對和諧、土保兩國也有正常的外交往來，但當年的政策傷痕，卻銘刻在幾代保加利亞土耳其人心中，有人就此落腳土耳其，有人則在共產政權垮台後重回保加利亞，於他們而言，土保皆是祖國，卻又像都像異域。
奧斯曼和平與黑暗五世紀
1396年，奧斯曼大軍在尼科波利斯戰役（Battle of Nicopolis）中大勝，保加利亞就此進入近五百年的奧斯曼統治期。史學中有「奧斯曼和平」（Pax Ottomana）一詞，用以形容15世紀末至18世紀初的奧斯曼帝國，此時帝國不僅是世界數一數二的軍事強權，其版圖內的巴爾幹與中東地區也進入相對和穩的承平期，拜占庭帝國末年的大小內戰已然告終，米利特制（Millet）也給了飽受高額賦稅、官僚主義、腐敗之苦的人民喘息機會。
然而在如此浪漫的描述下，帝國內部卻不乏壓迫情事。首先是奧斯曼帝國於巴爾幹推行的血稅制（Devşirme，奧斯曼土耳其語：دوشيرمه），定期強徵該地一定數量的8-18歲基督徒男童，逼其改宗為穆斯林，學習奧斯曼土耳其語，進行軍事與文書訓練，待其成年後再分發到宮廷、文書、宗教與軍隊四大部門，有能者可成為大維齊爾（相當於帝國宰相），例如扎格諾斯帕夏（Zaganos Pasha，1453-1456）便是第一位出身血稅系統的大維齊爾，之後尚有10幾位大維齊爾同出此道。血稅制的概念源於蘇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1362-1389）任內，當時帝國內部滿是戰功赫赫的突厥貴族，令蘇丹如坐針氈，故而有了自基督教世界徵集禁衛軍（Kapıkulu）、傭兵的念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