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制度賦予黨中央掌控地方黨部的情況下，長期以來即屢有地方黨部主委直選的倡議，不過黨中央亦從未肯諾。直至 2016 年 9 月的「十九全」，才由基層黨代表所組成的全代會，透過制度權限，通過要求黨中央開放地方黨部主委直選的提案，並要求於一年內實施完畢。不過由於全代會並未直接修改黨章，而係將實質修訂工作交由黨中央，所以在全代會通過決議後，雖然時任副主席的詹啟賢承諾將會在研擬配套辦法和時程後，會將其送交中常會討論，看似將尊重全代會的提案。然與此同時，文傳會卻又發新聞稿澄清，表示地方主委直選地實施並無預定時程，因此即有黨代表質疑黨中央是在拖延時間。而距「十九全」後已餘數月，黨中央卻仍未提出公開的具體辦法和時程，僅是透過新聞稿表示地方黨部主委直選不宜急就章，而應慎重，但絕非拖延，引來不少國民黨重量級人物，如王金平、廖國棟，以及中常委的不滿。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國民黨中央對放鬆地方控管的疑慮。
然而就如同在前述所提，國民黨規範中央－地方關係的黨內制度，具有中央集權的性質，地方僅為中央的下級機關，並且形成黨中央的封閉性，阻止地方菁英和意見的向上流動。此套權力運作系統在過往，由於黨中央具備足夠權威，因此還能承擔與地方衝突的後果。不過在現前，由於黨中央權威不再，反而有求於地方的奧援，如果再以中央集權的思維去與地方互動，那自然會造成雙方之間的衝突，使得國民黨陷於內部衝突，而無法發揮中央地方一體的戰力。而其中，造成黨中央與地方形成困境的制度，就在於地方黨部並非直選。所以說，若要解決黨中央與地方之間屢有衝突的問題，就必須開放地方黨部主委直選，否則即會陷入制度性困境當中，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衝突反復發生。另一方面，在開放地方黨部主委直選的同時，亦應給予其在黨中央的制度化地位，使地方意見能進入到黨中央的決策核心之中，減少黨中央在決策過程中與地方的衝突。而近日國民黨中央所推動的方案即有此規劃，不過就資格和責任上仍不宜做過多限制。
*作者為現就讀於台大政研所。過去曾在國民黨文傳會時期，以及投入2016區域立委選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