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然如此，《明報》在各出奇招激烈競爭的香港報紙當中，尚算中立公正，從1997年至2014年之前它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傳媒公信力調查中名列第一，所以報頭一直掛著「公信第一」的牌匾，由此也可見其江湖地位。也許正因為高處不勝寒，《明報》也常常處於風口浪尖之中，記者被冤獄、編輯部受炸彈襲擊，這些於法治香港不可想像的事情也都曾首發於《明報》。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相異於其他政策的溫水煮蛙，香港的傳媒狀況卻是冰水凍魚，水銀柱是明顯下降的。而正當其他媒體以不同形式受壓多年後，《明報》剛踏進2014年就風波頻生。先是在公信力調查中敗於《經濟日報》屈居第二，只得從報頭撤下金招牌。接著就是現在的換主編風波，近年頗有好評的港人主編劉進圖被撤，將要從馬來西亞空降一位不懂香港但長袖善舞的傳媒人鐘天祥任主編。原因當然不是因為公信力之爭落敗引咎，香港有傳媒學者傾向相信是政治考量，導火線也是因為傳媒問題：劉進圖被責備在去年香港電視發牌問題上過於關注事件，連續多天頭條報道，即使高層施壓也沒有使採編部屈服。
這件事也是劉進圖此刻贏得香港知識界和明報大部分讀者支持的原因，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事件，而是港府不肯開放大氣電波不肯容納進取媒體的表現；同樣道理，港視、《明報》乃至其他香港傳媒的受壓，不只是媒體的事，而是整個社會言論自由冷暖變化的溫度計。因此這次明報事件發酵迅速，成為香港公民普遍關注的大事，不是香港人政治過敏，而是大家都確知自由不易，所以寸土必爭。
傳媒是公器，這點必須成為文明社會的基本認識。雖然不少人明知而故反，甚至包括金庸（根據張圭陽著《金庸與報業》及《金庸與明報傳奇》，金庸曾稱，報紙是老闆的私器，不是公眾的公器），金庸這點庸見，相信與各種犬儒傳媒的各種老闆、超級老闆都不謀而合，唯獨依然保有新聞理想和公義心的傳媒基層編採人員不肯苟同。
據張圭陽著作，金庸也曾說「新聞自由是報社員工向外爭取的，而不是向報社內爭取的。報社內只有雇主與雇員的關系，並沒有誰向誰爭取自由的關系。」這點更是明報編輯記者們不忿之因。即使在後金庸時代，明報內部的矛盾仍不時傳出，再加上明報集團員工薪酬相對偏低（也是金大俠說的：光是《明報》這兩個字就值3千元，這成了說服前線人員為了理想犧牲物質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留不住前線採編人才，至《明報》今日之危，可謂內外交困。
但是次《明報》事件中，最令人動容的也是基層員工，他們組成明報員工關注組，堅決發出捍衛新聞獨立的聲明，質疑老闆對總編輯的撤換決定（認為繼任總編輯並不符合員工訴求，未必能勝任），這樣強悍的抗爭力度在中港臺也罕見，不可不說也是因為對新聞理想的秉信。連日來員工與管理方多次談判，管理方（包括報社高層）當然從商業社會邏輯出發認為老闆的命令就是真理，又怎會顧及新聞工作者心目中更神聖的新聞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