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光復高中的畢業生或許無心，只是覺得很酷，師長可能也認為無傷大雅，反正熱鬧好玩，這二者疊加，便是校園變裝遊行出現納粹閱兵的鬧劇。事件距今二個月，隨著新聞熱度的散去，除了校長辭職，整個台灣社會幾乎沒有任何進一步的反思。這裡不擬對當事人做更多的苛責，本文特別想探討的是此一事件所折射出台灣現行歷史教育的迷失，我們究竟如何定義對下一代的歷史教育：是要理解世界，或是想形塑認同？而這二種不同取向的混淆，至此已經顯現出令人不安的後遺症。
或許有人認為納粹早已是陳年往事，只是學生的嘻鬧創意罷了，何必如此嚴肅。但本文正是想指明：我們警惕納粹，並不是因為他人的抗議，也不僅是對他人苦難的同理心，而是對於進入民主生活的台灣社會而言，不理解納粹如何出現，那納粹便離我們不遠。
許多人對德國歷史感到納悶，今日富足先進的德國，當年是怎麼變邪惡的？同樣一個社會，現在又為何反而能領導歐盟？唯有深入到日耳曼各邦國掙扎奮鬥的歷史脈絡，才可能得出更為深刻的理解。在此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種社會情境，筆者稱之為「兩極對抗」。
兩極對抗是一種危險的情境，但人們卻不易察覺，兩極對抗政治之所以會形成災難，其傳導機制的全貌如下：政治情勢如果被導向統治階層中A與B的兩極對抗，社會大眾或其他政治勢力普遍抱持著「反對A，所以支持B，以及所有可以打擊A的行動」。每個人都基於如此的“自利”，其實未必那麼同意B的主張與行為，卻不自覺的分別替B推進關鍵性的一步步偏離，一再強化回饋，動員規模愈滾愈大，最終有可能被導向巨大的災難，而超乎所有參與者一開始的預期。
我們知道，日耳曼地區原神聖羅馬帝國各邦國的統合是在法國拿破崙入侵的刺激下展開，西元1870年建立起完全由普魯士主導的德意志帝國。本質上，普魯士是以武裝力量強大的25%人口，透過三次對外戰爭，最終強行裹挾其他更為繁榮、更為溫和的75%日耳曼人口，走向普魯士軍國路線，我們必須瞭解，如果普魯士只是普魯士，而非統合的一員，它是無法槓桿化取得往後如此龐大的綜合實力的。
被裹挾的成員中，南德最大邦國巴伐利亞在德國漫長而坎坷的統合過程裡，同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早在西元1818年，巴伐利亞就已經率先實行了君主立憲，西元1848年，法蘭克福國民會議決議以聯邦體制統一全德，但遭到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反對而落空，自此日耳曼地區的統合被錯誤的導向普魯士與巴伐利亞之間的兩極對抗。此後一百四十餘年，無論是普魯士或巴伐利亞，包括統治階層與人民，以及全體日耳曼邦國與所有鄰近國家，全都遭受到無以估量的傷害。納粹便是在巴伐利亞與普魯士兩極對抗的環境中醞釀產生。初期階段支持納粹黨的人，多數純粹是基於某種簡單的初衷，基於寄望利用納粹勢力能達成某些小利益(與往後鑄成的大災難相比)，未必會同意納粹的所有主張，更無法想像他們竟然會膨脹到如此專制極權而龐大，等到當初認為無傷大雅的初期支持者猛然醒悟，情勢已經難以逆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