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次我多慮了。在整個觀影過程中，我不僅忘記了這些故事來源於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而且宛若看到本雅明所推崇的傳統藝術的「光暈」。雖然，本雅明認為這種光暈不太可能在機械複製時代的電影藝術中存在，但我卻在《天註定》中卻明明白白感受到那種獨特的本真的光暈：雖然這個光暈是如此壓抑悲憤，卻充滿了生命的尊嚴，每一條獨一無二的生命的尊嚴。
很顯然，與新聞事件不同的是，出色的講故事的人賈樟柯毫不在意情節的完整，而是通過充滿張力的細節，不動聲色地展示四位不同地域不同性格的人，如何在各自生活中一點一點喪失自己的尊嚴，最後在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之間，選擇了一條相似的路：殺人，殺了別人或是自己。這種相似的結局，讓四個不相干的故事，有著某種內在的邏輯統一性，莫非天註定？
也正是這些細節，不僅讓這四個荒誕不經血腥殘忍的故事變得合情合理充滿人情，也讓四位殺人者充滿尊嚴：
胡大海活脫脫是一位逼上梁山的草莽英雄，在「林沖夜奔」的戲臺後面拿起了槍。
獨行大盜三兒殺起人來心狠手辣，卻在滿天的煙火中，覺得「只有槍響的那一下才有意思」。
玉兒像所有女孩一樣，渴望有一個好婚姻，卻成了失敗「小三」，無處可逃的她只有躲在一輛靈蛇車上，接受另一位淪落人遞上的一塊紙巾擦去嘴角的血。
流水線上的打工少年小輝，既無力負擔工友的醫藥費，更無力負擔愛情，甚至無力負擔家中生活。
為什麼四位有情有義的人會如此呢？三兒在別人拜神的時候，點了三根香煙拜鬼：別怪我。要問就問老天爺去吧。莫非天註定？
在中國當下導演中，賈樟柯是少有的有著明確責任感的導演。他曾說道：「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去尊重世俗生活，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一個平淡的生命的喜悅或沉重。」「《三峽好人》希望賦予那些低調的不華麗的最平實的人以尊嚴,同時也賦予了導演本身的尊嚴。」
很顯然，《天註定》依然延續了其電影的主題與責任，只是這一次，賈樟柯將鏡頭對準了那些殺人犯，對準了那些殺了別人或是殺了自己的殺人犯，賦予他們以生命的尊嚴。因此，與賈樟柯過去電影《小武》《世界》《三峽好人》相似，《天註定》似乎依然可以輕易貼上「寫實」「人文關懷」「底層人物」等標籤，以及「暴力」「荒誕」等標籤，但這些標籤似乎並不能解釋賈樟柯電影的獨特性與魅力所在，反而抹殺了那種獨特「光暈」，因為能貼上這種標籤的作品幾乎氾濫成災。
在臺灣接受採訪時，賈樟柯說，電影的細節與想像其實並非來自新聞事件，「主要來自訪談與自己的生命經驗。在劇本寫作過程中，他一方面深入東莞的流水線工廠，採訪類似事件的當事人，一方面基於對農村的理解來想像。他說，出身山西農村，他完全可以理解大海的行為動機，『因為那就是我家鄉的故事。』而全中國的農村都很像，年輕人外出打工一去不復返，村裡衰敗只剩下老人小孩，『回來鄉下真的沒意思，除了打麻將、打架，還能做什麼？』」
深入訪談與生命經驗，這或許能夠解釋《天註定》為何如此真實，但依然不能使我感到滿意。當無名鎮所坐落的那顆塵埃飄過的時候，森林裡許多同樣善良的動物也在場，只有那頭憨憨純純的小象霍頓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並給予那些看不見的小小人以同樣的尊敬。為什麼霍頓聽得到？為什麼賈樟柯聽得到？
電影《霍頓聽到了無名氏》有著一個美好的大團圓結局：無名鎮上所有的小小人一起大聲喊：“We are here! We are Here!”，並用盡各種辦法讓聲音變得最大，終於，這個聲音被霍頓的世界聽到了，這不僅拯救了霍頓，更是拯救了他們自己。
《天註定》結尾卻無盡悲涼：玉兒從湖北來到胡大海的山西，隱姓埋名，回頭，亦笑亦哭地看著古老戲臺上的那一出永不落幕的「蘇三起解」。誰來拯救他們？莫非天註定？
＊作者為中國旅美自由撰稿人（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http://dajia.qq.com/blog/382093021506251 ，責任編輯：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