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說新聞自由倒退，拿出證據來！
好，舉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證據吧。根據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報告，2002年香港新聞自由在全世界排第18名，現在退到第61名。上網查看一下，2002年是18名，後來是56，34，51 ，58，61，51，48，34 ，54，58，61，上下徘徊，反正從沒進入34名以內，何況現在倒退到61名。你說，唉，這是西方的偏見，別有用心，如何可信？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做了二十年的民意調查，又是一個別有用心的人（眾笑）。他的調查顯示，在97年以前，香港人對於北京政府是充滿疑慮的；但97年回歸到2003年期間，發現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相當克制而寬鬆，港人對中央的印象愈來愈趨正面，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也逐漸升高。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第一次下降是在03年，第二次下降是08年以後，都跟中央積極介入香港事務有密切關係。現在香港人對中央「不信任」的程度又接近1997年的高潮，而自認是「香港人」的比例愈來愈高，認同「中國人」或「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相對減低。前些時，壟斷香港地產霸權的富二代李家傑，氣急敗壞地在北京的兩會大肆攻擊鍾庭耀，絕不是事出無因的。在座的蘇鑰機（眾笑），在中文大學做了十多年的記者調查，記者們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斷倒退，也是別有用心之徒？（眾笑）
還有林行止，《信報》的創辦人。為了回應左派對他的惡意攻擊，林行止在去年8月28日寫了一文章，還引述了我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的一段話。我的學術研究喜歡看改朝換代的眾生相，歷史是一面照妖鏡，個人在關鍵時刻怎麼抉擇與變化無不原形畢露。我在文章中分析當年《大公報》王芸生、蕭乾，還有《文匯報》徐鑄成，如何在香港接受地下黨的安排，坐外國船喬裝北上天津，轉去北平去參加新政協。其中，王芸生在國共內戰時對兩邊各打五十板，後來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他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不料毛澤東給他寫一封親筆信，害他興奮得幾個晚上睡不著，趕緊前去「投降」（王芸生自己的話）。他很快就跟上了新形勢，上綱上線，把自己和《大公報》罵得一文不值，晚年又後悔一些違心之論。其他幾位自由報人都有類似的遭遇和扭曲，我浩歎：「這難道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林行止引述這句話以後說：「筆者可算是個自由知識人，但絕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人行徑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辦的報紙及同事拖下水！」他說他寧可不寫，也不會糟蹋自己。現在我想把這本不祥的書，送給另外一個別有用心的人。（送給了程翔，眾大笑，掌聲）這些事，這些變化，想起來令人痛心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