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分析曼德施塔姆個體遭遇，其實具體的流放原因已經不再重要了，簡單地歸結於，他得罪了當權者，這只是一個契機而已，因為無論你是否得罪，你都可能消失。
換句話說，你找到了災難的原因，但是根本沒有任何辦法應對，發生的一切都只能默默承受。在那個特殊的恐怖時期，幾乎人人自危，有原因與無原因已經沒有多大的區別，詩人不是有權勢的群體，他們唯一能記錄的就是用詩歌的密度創作，用超越時代的隱喻留下證詞，用高度凝練的意象概括時代的表徵。他們在社會中的存在，更多地指向了一種精神生活的態度，這種生活與他們現實中日益萎縮的生存狀況形成強烈地對比。
所以，娜傑日達在回憶錄中不但記錄了他的丈夫在流亡生活中的種種形態，還對俄國當時的知識份子圈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描述。這是一個時代的白描，也是一個知識份子群體的生態肖像。他們領略了各種人情冷暖的白眼，也收穫了在困難時期的友誼的最好證明。更為重要的是，娜傑日達把他們在流亡途中的掙扎艱辛，以及他們精神上的戰慄與恐懼，與詩人脆弱的詩歌寫作，有機地地詮釋了出來。
我們都熟知阿多諾的那句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那麼在這種恐怖年代裡，詩人又何為呢？
換句話說，死亡與詩歌之間有著何種聯繫？如果不明白恐懼在他們生活中的意義，我們就無法明白詩人布羅茨基在為曼德施塔姆詩集寫的序言《文明的孩子》中，開篇提到的「當我們閱讀一位詩人時，我們是在參與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在當時的恐怖語境當中，寫詩是死亡的練習，寫詩也是逃離死亡的瞬間安寧，不再有幸福的瞬間，片刻的安寧就是最大的幸福。
當我們外在的生活已經無法給我們任何希望時，詩人只能在自己的精神中建構自己的詩歌世界，用濃縮的語詞，精煉的意象，嘲諷的語氣，超脫的精神，逃離那個灰暗絕望的瞬間，因為只有「他蠕動的雙唇無法剝奪」，「人的嘴唇保留著最後一個詞的形狀」。
當人身自由無法逃離庸常的生活層面，當肉體的鉗制已經無法避免，死亡和詩歌創作都是一種自由意志的表達。而這種自由意志就是任何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權最為懼怕的東西。詩人被逐出理想國仿佛已經成為了一個永恆的形象，正如布羅茨基指出的，「詩人惹出麻煩，往往並不是由於他的政治信念，而是由於他語言上的優越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心理上的優越感。歌是一種語言叛逆的形式，它所懷疑的物件遠遠不止某一具體的政治制度：它是對整個現存體制提出疑問。它的敵人自然也是成比例的增多的。」「因為抒情就是語言的倫理學，它高於人類活動範疇內的任何一項成就，抒情創造出藝術作品並使藝術作品永存。也正因為如此，那把旨在對整個俄國進行精神閹割的鐵掃帚才不可能放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