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年」期間，羅孚也在某種自我約束之中，他寫了大量文字，介紹香港文化，但是，說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他是那個年代的香港文化人，其風格像是某種教養，也像是某種紀律。從「國破山河在」，到翻天覆地的新中國，不能說沒有某種理想，然而，正如蘇聯30年代被迫害而死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所聽到的官方議論「砍倒大樹必然濺起木屑」一樣，誤差與不公正同樣存在，同樣存在於夢寐追求的社會中。歷史的深刻在於，時間改變固有的看法，當「史臨安」埋首寫下《北京十年》時，回首往事，歷史的吊詭又豈止我們這些讀者感受到？
香港是一個熱詞，而羅孚則是一個一直在被冷處理的人物。就知識份子這個群體而言，他被「冷處理」（一定程度上也有「自行冷處理」）這個前後過程就值得研究，正如在現當代知識份子群體中，舒蕪是一個不容忽視、值得研究的人物一樣。他可以映照出很多東西。去年，金庸出版了他在明報上寫的社論《明窗小劄》，這不僅是香港歷史的一個注腳，也可以說是瞭解金庸的注腳。收錄了黃苗子「證明」的許禮平《舊日風雲》一書，也有關於「反英抗暴」過程中被當成「木屑」、被誤傷的一些人（可參見我在大家的專欄《一個香港文物商人的回憶》）。
但最能為左派文化人、為昔年的羅孚畫出時代背景的，應該是一個叫蒙敏生的香港攝影師，他的《香港的另一面》用照片記錄了從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六七十年代的左派運動，人物、事件，無一不追隨大陸的革命運動。從這些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接受歷史的不合理。也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某些即時評判的單調性，以及無與倫比的自信。只有這些過去的人和事可以增加我們的成熟，不為別的，只為急於評判的事情也有來龍去脈。
「小檔案」：
羅孚，原名羅承勳。1921年生於廣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入《大公報》，先後在桂林、重慶、香港三地《大公報》工作。任香港《新晚報》編輯、總編輯。編輯過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的《文藝》週刊。以絲韋、辛文芷、吳令湄、文絲、柳蘇等為筆名，發表了大量的散文、隨筆和文論、詩詞等。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詩話》、《西窗小品》等，編有《聶紺弩詩全編》、《香港的人和事》等。
＊作者為詩人／媒體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goo.gl/EI1XtP，責任編輯：賈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