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走出電梯，就被四個人圍住，要我去院保衛部。我說我要先打個電話給家裡，他們堅持到辦公室去打，看來不想在大庭廣眾下引起喧嚷，我看他們堅持，而且估計確實打得成，同意了。院保衛部那裡還有一個牌子，叫做「維穩辦」[2]，我驚訝地第一次知道，社科院還有這樣一個機構。
院裡的人指著一個帶頭的介紹說，是「市局」的，問我要去哪裡，我把情況說了，強調是參加文化活動，上半部分是畫展，下半部分是音樂。其實活動內容他們知道得清清楚楚，被他們監控的電子郵件說明了活動的詳細內容。他們宣佈：不讓去。
我以前以為在這種場合會控制不住自己，會厲聲斥責，但其實完全能控制住，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異常冷靜。我想罵就罵，想談就談，不想談就閉目養神，甚至決定不必在每一件事情上講道理、佔上風，對警察，講道理根本沒有用處，想說服他們完全是白費口舌。那個為首的警察姓楊，身體壯實，臉上有橫肉，人很凶，明明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還不肯採取陪笑臉的策略，企圖與我爭個輸贏。他看我在談話中宣稱「一切透明」，想一點一點地掏我的話，談出如何組織關於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簽名一事，我當然不談，他用我的話「無事不可對人說」來激我。我說，我固然沒有任何可隱瞞的，但事實證明，你們會歪曲人們說的話，利用這些話做成陷害人的證詞，我當然什麼也不說。他拿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捷克使館的M女士電話打到我的手機，我用英語把情況詳細說了，請她轉告大使。協助警察行動的社科院「維穩辦」的一個年輕人大概能聽懂幾句英語，以為可以撈到幾根稻草，指責我與外國人有聯繫，不愛國，等等。我正氣不打一處來，這傢伙敢往槍口上撞，我就大發雷霆，訓了他一通，我最後說：「你們毫無理由地阻止公民的正常活動，在光天化日之下剝奪公民的自由，他們幹了這麼赤裸裸的非法的事，還有臉給我談什麼『愛國、守法』，真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這小子一句話也沒有回，在往後的時間老實多了。
過了六點，這幫人要吃飯，他們要我跟著一道出去，進飯館。我堅決不去，他們買回來一些盒飯，再三邀我吃，我堅決拒絕了。我宣佈，我的飯必須回家吃，扣我三天，我就三天之後吃。我確實是作了這樣的準備，下了這樣的決心。如果我同意跟他們一道出去進飯館，他們一定會趁機胡吃海喝一頓，反正都算在我這個「項目」上，這次，這幫人只能在辦公室裡吃盒飯，啃炸雞腿，興致明顯不高，我的拒絕對他們造成的損失是實質性的，想到這點我心中略微泛起一絲快意。
這幫傢伙一定要和我說話，我怕談政治會忍不住罵人，主動談旅遊，結果談得十分投入。那個市局的楊姓警察附和談了一陣，看我掌控了局面，就不干了。後來我懶得談，閉目養神，他們說什麼，挑起什麼話題我都不應。再後來，我想抓緊時間看點東西，把提包裡裝的一大堆學術刊物翻出來，逐本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