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8日晚，提耶裡‧亨利（Thierry Henry）在愛爾蘭隊球門前一米處，用手把球捅了進去。進球有效，法國隊從而擠進了次年世界盃決賽圈，輿論驚叫「上帝之手」再現，愛爾蘭國小聲弱，譴責大多來自中立方，但頂級職業球員們紛紛出來，解釋亨利大帝的心理：他不能不這樣做，相信任何一個球員出現在那個位置，都會這樣做。早已退役的齊達內則玩起了文字遊戲：「亨利不是欺騙，他只是犯規了。」
任何一個球員，在那個局面下都會這麼做：伸出一手，並在球入網後迅速撩衣慶祝，讓進球第一時間成為裁判眼中的事實。英國的體育經濟專家分析說，這一球之所以致命，之所以法國人後來也堅持讓賽果不得更改，是因為法國隊進入世界盃，必將拉動法國博彩業、媒體業等行業的消費，收益至少為10億歐元；法國人甘願為此犧牲同愛爾蘭的外交關係。愛爾蘭隊離開世界盃，損失不過1億歐元，就以功利主義理論衡量，也該讓法國出線。
但亨利伸出的手，不可能像馬拉多納伸出的手那樣終獲諒解。法國隊不是一支更好的球隊，他們在世界盃上的拙劣表現證明了這一點；愛爾蘭的必勝客連鎖店派發比薩餅，慶祝寡廉鮮恥的法國人早早回老家。決賽圈一輪游，除了給法國拉升GDP，沒有為足球增加任何東西。人們說，法國本就不配出線。
然而，1986年的足球，和2010年的足球真有本質的區別？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在看完1986年的英阿四分之一決賽後一篇隨筆中寫道，有個朋友，也是前職業足球運動員告訴他，千萬別生氣，也別困惑：「他向我擔保，馬拉多納事實上別無選擇。如果他承認他是用手進的那個球，隊友可能會殺了他。」何況，「你可知道有上千萬的美元，會因這一球而處於危機之中？」
世界盃如同一個拉著一車鋁合金板的三輪車伕，蹬隔幾步，身後就咣當咣當地響成一片。十幾億、幾十億人在同一時刻關心一場比賽，一個球進不進，關係到千萬美元的易手。然而那年，我們都還純潔得像剛蛻了皮的蛇，討論著「上帝之手」的真相。
足球的魅力在於說不清楚，在於爭議，在於錯誤被縱容，誠實者被冤屈，電子裁判始終無法得到完全啟用，正因為人為因素早已成了足球的一部分，假如每個身體接觸，大屏幕上都會像擊劍比賽一樣亮起紅燈或綠燈，那麼看台上早就沒人了。於是，我們繼續討論「有一點用手，有一點用頭」，討論「這個點球該不該判」，只有在這個層面上，足球還是潔淨的，僅限於純粹愛好的，可以讓我們忘卻背後那涉及億萬美元的、千絲萬縷的利益瓜葛。
與老同學山嶽相隔，我卻越來越欣賞這個有些古怪的人。他崇拜巴西隊的三叉戟，但也熱愛馬拉多納和阿根廷隊，他愛濟科、普拉蒂尼和蘇格拉底，也喜歡布魯查加，他以前經常跟我說：「布魯查加啊，是最被人忽略的一個人，即使他打入了決賽制勝球；阿根廷隊的布魯查加，就像巴西隊裡的卡雷卡。」這種博愛，也許是那些略一懂事就關心足球、受過八十年代中後期藝術足球熏染的八零後才會有的。「上帝之手」增添而不是損害了八十年代的傳奇色彩，就像競於詐術的漢末—三國紛爭，浪漫得像夢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