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婕：對這類題材或文章質量的要求，反映了《大家》或中國讀者的什麼特點？
賈葭：讀者大概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的菁英人群。一開始騰訊QQ的讀者我們認為比較低齡，《大家》剛創立時，讀者也會反映文章太深。後來我跟領導討論，就說那看不懂的讀者就不是我們的讀者，另外就是時間久了,他就會看懂了。
唐家婕：《大家》當時文章最高的閱讀量可以達多少？
賈葭：在微信端最高九百多萬一篇，在網頁端有一篇三千多萬閱讀量。
賈葭：《大家》死在沒有言論自由
唐家婕：《大家》被賜死了以後，你寫道「為大問題而生，為大問題而死」。生的時候的大問題是什麼？死的時候，留下的問題又是什麼？
賈葭：生的時候大問題想得很明白，我們面臨很多問題，但沒有為大眾解釋。比方說，中國為什麼在經過一百多年現代化進程，還是如今這個樣子？但你不能天天談政治、制度，你要提供具體的方案、策略。我們雖然不能談當代的政治改革，但可以談漢代王安石、可以談晚清，有些話要透過知識分子用自己的話講出來，你就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了，目標挺大的。
至於死，媒體就是大問題啊。這次疫情這樣嚴重，言論和一個國家國民健康的安全有沒有聯繫？是不是大問題？
唐家婕：《大家》最後一篇文章是《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作者說，面對疫情，媒體正在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新聞媒體應該做的事情。在你看來，疫情當前，合格的新聞媒體，應該要做些什麼？報導些什麼？
賈葭：這個話題就大了。但受的約束多啊。很多人想成為合格的媒體，但在現實面前你會碰壁。
媒體死亡的代價 中國人「不知道該信誰？」
唐家婕：那我們撇開中國政府的管控不說，一個正常的媒體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中國民眾需要的是什麼？
賈葭：可做的太多了。首先你得滿足讀者與大眾對訊息的需求。我舉個例子就像病毒來源能不能搞清楚？ 現在沒有媒體在追？李文亮這件事，有沒有媒體把全部經過寫出來？ 武漢的小區百步亭，網上有大量的投訴，反映沒有人管、住不上醫院、不給確診；但是武漢政府卻說那個小區沒有病例。在這次疫情當中我們遇到訊息非常混亂，我們不知道該信誰？
如果你什麼事都信官方媒體的說法，你會發現，哇靠，那很危險啊。
比如22號晚上，官方媒體要大家不要離開武漢，八小時後要封城，我們會把大家照顧很好。為什麼當天晚上逃出去三十萬人？ 就是不相信嘛。說明這種時候非常需要有高度公信力媒體去分析我們應該怎麼做：出武漢？不出武漢？說到底就是如果信息不公開、不透明、不實時，就會造成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