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把背包放下，周天瑞便問：新聞採訪好了？Yes, 我說。那去寫吧。好啊，我坐下來開始寫稿，這對我並不難，我從小有寫作習慣，新聞也讀過一些，我很快便寫好稿子，把稿子交給周天瑞時，心裡還很得意自己交了差，誰知他卻問我：照相了嗎？我說，當然。他說，那快去沖洗吧。
我當場愣住。我本來做好打算，一旦錄用，我可以找時間慢慢學，怎知，他要我立刻沖洗？我該告訴他實話嗎？極可能，他會立刻要我走路。我決定咬緊牙關，帶著底片膠捲和一個電話號碼，走入報社的沖洗室。在黯黑的暗房，我打電話給我剛好認識的名攝影師柯錫杰，我想，他應該可以幫忙。但他不在家！接電話的人是他的美國助理，好像叫蘇珊。在電話上，我硬著頭皮問她，「妳可以教我怎麼沖洗底片嗎？」她倒是很好心地提綱挈領講了一遍，我小聲地說話，並在漆黑的沖洗室裡把步驟記了下來。
接下來，在不到一小時之內，我以她教我的方式沖洗出照片！我走出沖洗室，把照片交給周天瑞，他看了照片一眼，只說了一句：有點模糊。我總算完成我第一個工作，那則新聞第二天刊登出來，我從此便如此跑起新聞。
那兩年的紐約記者生活對我後來的特派員工作倒是奠定了不錯的基礎。我每天都在採訪移民及新移民，但不只於華人之間。紐約之所以是紐約，正因為這裡便是移民的大熔爐。我採訪小義大利餐廳老闆、皇后區著名愛爾蘭酒吧主人、印度紗履店女主人、希臘香料和橄欖油店業主、法國網球明星、歌手、以色列作家、La Mama 劇場創辦人等等不一而足。我曾因採訪而上了雙子星大廈最高樓餐廳，我也因採訪結織了許多朋友。那時我的朋友都是紐約怪咖，有改裝舊家具的藝術家，半夜在路邊撿家具；也有波西米亞詩人爵士樂手，來我住處為我即興演奏；白天我是記者，晚間卻繼續我的戲劇生活，和同學或同好在外百老匯自編自導貝克特，生活好不熱鬧。
但這樣過了兩年，我卻想回到我另外兩個情人那裡。我向周天瑞請了一個不可能的長假，準備返回巴黎繼續我的戲劇學院，我記得周天瑞這樣告訴我：你才二十五歲，很多人一輩子也做不了這個工作，但你卻輕言放棄。我沒法回答他。
不過，很多年後，在我為《聯合報》擔任特派員的多年後，他倒是曾經詢問過我可否去出任《新新聞》的總編輯。我婉拒了，這也是後話。
總之，我的人生又回到戲劇。
我回到巴黎繼續戲劇學業，課餘，我在聯合報系的《歐洲日報》（Europe Journal）擔任法文翻譯，翻譯法文新聞，有時也做新聞採訪，因此採訪過前法國總統席哈克及前總統密特朗的夫人，甚至我頗喜歡的女歌星波金（Jane Birkin）或者大導演波蘭斯基。同時，我在那些年中，開始大量自編自導舞台劇，不但和同學在西班牙巡迴演出，還飛回台灣為國家戲劇院編導大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