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仁強調，現在台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台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
陳建仁：台灣這次做得比較好，是吸取SARS時的經驗
陳建仁也提到，台灣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中國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
陳建仁表示，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台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
「台灣永遠會面臨來自大國的新興傳染病挑戰」
陳建仁直言，「我們體會到台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台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陳建仁也說，很多朋友每次來台灣都說：台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台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陳建仁：SARS後一連串修法，並與AIT共同防疫
陳建仁也坦言，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台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但後來修了《傳染病防治法》、《疾病管制局組織法》、《衛生署組織法》等法令之後，台灣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陳建仁還說，「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陳建仁表示，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看更多【武漢肺炎疫情】最新報導：http://bit.ly/36PGP2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