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０一三年春天，在我第三次訪問台灣期間，應邀赴台灣大學作了一次演講。談及兩岸此起彼伏的民主運動時，我提到了陳文成和鄭南榕，在我心目中，他們是真正的台灣之光。
我問在座的台大同學，你們知道陳文成和鄭南榕的故事嗎？
那一天，來聽我演講的大約有三、四十人，舉手表示知道陳文成和鄭南榕的故事的卻只有三、四個人，大約只占一成左右。
我想，有興趣來聽我演講的，多半是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同學。我講的題目很冷門，吸引力當然趕不上隔壁那間教室裡舉辦的關於美容的講座──還有化妝品公司前來贈送禮品。
對於在緊張的期末抽空來聽我演講的同學，我要表示感謝；但我還是爲陳文成和鄭南榕如此不為人所知而遺憾：台灣大學當之無愧地是台灣的最高學府，最高學府的學生尚且對剛剛過去二十多年的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如此隔膜和淡忘，遑論一般的年輕人了。
那一次，我獲得了一種震撼性的體驗。我意識到，倘若歷史的書寫與教育被權力者所宰制，真相就會被雪藏，英雄就會被忘卻。
如果人們不知道光進入黑暗的過程，也就不知道躲藏在光背面的黑暗是何其可怕，而每天都沐浴著的光是何其珍貴。那麽，光的喪失與黑暗的重臨，也許在眨眼之間就悄悄發生了。
二０一四年六月底，我有機會與台灣著名人權律師賴中強會面，他剛剛經歷了諾富特酒店的「客房服務」事件——那間位於桃園機場附近的高級酒店，因為接待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而近乎處於戒嚴狀態。早已入住其中的賴中強及其同事，不得不「享受」台灣情治人員的「客房服務」，一度被軟禁在房間之內。
此前，誰會相信，在極權中國盛行的、祕密警察抓捕異議人士時叫開門的騙術「抄水錶」和「送快遞」，會像高速擴散的傳染病，一夜之間就君臨民主台灣呢？民主台灣對極權中國的影響，遠遠趕不上極權中國對民主台灣的影響，這是一條優敗劣勝的準則。
那天晚上，走出台大校門，我一邊向傅鐘和傅園行注目禮，一邊有了一本新書的腹稿：雖然我不是台灣人，但我要爲台灣讀者寫一本關於台灣民主運動的書。這不是一本晦澀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讓高中生都能津津有味地讀下去的書，一種融深度遊記、人物訪談、新聞報道和政治評論爲一爐的新文體。一個旁觀者的新視角，或許能刺激出台灣朋友新的思考。
於是，我開始選擇一些跟台灣民主運動有關的地點，以空間爲經，以時間爲緯，編織一張關於台灣民主自由的歷史地圖。
太陽花學運之後的台灣，與太陽花學運之前的台灣，已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台灣。此前的台灣是死水微瀾，此後的台灣是驚濤拍岸；此前的台灣是病入膏肓，此後的台灣是睡獅猛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