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運的新抗命時代當然可以成立，且必有史家大筆書寫。這種以街頭訴求爭取西方式民主、爭取西方式直選的運動，可以說是單向的思維和訴求，易於激動人心；但北京的設想則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利害權衡。思維角度不同，這就不可能形成有效溝通或是對話。
中共有無可能退讓，從人大常委會退讓看似簡單，問題當下可以解決，但這有可能是底線嗎？退了，下一步在那裡，這是鄧小平當年的自問自答，也是習近平的課題；但香港市民和學生不必也不可能為北京操心，正是所見不同、處境不同，應對更是大相逕庭。
香港市民和學生多數藉由西方思路看北京。看到的是北京政權有合法性危機，且無政治責任的承擔機制；但北京看到的是骨牌效應，看到的是前蘇聯是怎麼崩解的，中共此時的思考，當然就不可能同情香港學生，而是大局和國情。
今天看似香港和北京的角力，於北京則是一盤棋，講白了，還有疆獨、藏獨、台獨以及內部社會分化衍生的諸多議題。就在學運之前，習近平已就台灣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提出新的說法，這不僅是對台，也是對周邊新情況和新問題的對應。其間所傳達的訊息很簡單，那就是彈性很大，但要在既有已設定好的軌道上運行。越過紅線出現的禍害，習近平用白話說，兩岸人民「記憶猶新」，從六四到海峽危機都可列入。
歷史的前進和倒退，有時很辯證，我預言學運必成，中共必贏。還可以進一步說，學運必成於眼前，禍害香港於未來；中共必贏，所有改革開放，包括政治上的，皆得以我為主，這是近現代以來反帝、反殖，振興中華的總目標。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