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後，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s）對資本主義提出了與馬克思的「末日預言」爭鋒相對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的初期，確實會出現比較嚴重的貧富分化；但在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貧富差距會自動在市場的調節下減低，不管是在什麼國家，施行了什麼政策。
這一結論，所依據的是1953年美國公佈的第一個收入分配的詳盡數據資料。他通過對這些數據的分析揭示：在二十世紀初期，即1910和1920年代，美國最富的10%人口占有了45-50%的國民總收入。這個比例到1940年代下降到30-35%，說明貧富分化在急劇縮減。緊接著庫茲涅茨更進一步，提出了「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假說。
所謂「庫茲涅茨曲線」，簡而言之就是以貧富差距程度為縱軸，以人均收入為橫軸。貧富差距先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而持續加大，到達頂點後再隨著人均收入的繼續增長而持續縮小。這樣的發展趨勢，在坐標繫上就形成了一個「鐘曲線」，或許多學者所稱的「倒U形」。
（庫茲涅茨曲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些經濟學家解釋：這背後有一套「經濟規律」在驅動。工業化顧名思義就是蓋工廠、造機器，需要大量的投資。在工業化初期，「第一桶金」還沒有賺到，社會相當貧困，資本變得奇貨可居，投資能夠奇蹟般地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的回報當然巨大。與此同時，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伴隨，大量農民進城，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也壓低了工價。
這在馬克思時代格外突出：「圈地運動」使大量農民喪失了土地，作為赤貧人口湧入城市，有口飯吃就已經謝天謝地，毫無討價還價的籌碼。這些都導致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但是，當工業化成熟、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程度後，該建的廠都建了，該造的機器也都造了，資本投入趨於飽和，回報開始降低。此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多地依賴勞動力本身的素質。「人力資源」、「人力資本」越來越取代物質資本而成為增長的主動力。
最近幾年被中國經濟學家所熱議的「劉易斯拐點」，其實也可以放在這個框架中解釋。根據「劉易斯拐點」的理論，工業化初期，享受著來自農村的、有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資本主義擴張無需面對提供工薪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投入越多，企業規模越大，可利用的廉價勞工就越多，利潤也越大。這大致相當於馬克思所謂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但是，一旦進城的農民被工業化所充分吸收，資本積累就必須面對提高工薪的壓力。這就形成了所謂「拐點」：廉價勞動力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雖然中國是否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還有爭議，但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我們隨處可以看見這樣的事實：第二代民工早已不像第一代民工那樣有活兒就幹。他們「胃口」大得多。乃至城裡人開始抱怨：這年頭連個保姆也「漫天要價」。為什麼？過去即使是在城裡，也是有錢的人少，沒幾個人請得起保姆。掙保姆費的機會很珍貴。如今呢，大家都請得起保姆，誰稀罕你那幾個錢？社會富裕了，資本就像這種保姆費一樣，供應充足了，也不稀罕了。稀罕的是幹活的人，特別是幹活利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