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身心的健康被整體忽略，就醫吃藥反而對GDP有貢獻；當無償的關愛，轉變為市場商品與服務的買賣，卻反而提高了GDP金額；當儲蓄被認為阻礙成長，以下一世代名義舉債透支，卻能提高經濟效用，皆與真實人生差距甚遠。
從追求最大經濟利益的價值觀出發，會放大衡量現在的利益，而以當下一時的利益為重，終究會傾向只想到當代的自己。英國經濟學者凱因斯(John M. Keynes)很著名的一句話：「長期來看，大家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正是此種價值觀的表露，也是當代總體經濟政策的內在邏輯，雖然他的初衷是拯救短期蕭條，但服膺其學說的許多政策制定者卻一再救急，遂積重難返。
我們已經錯誤地實踐這麼多年，為什麼明明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卻至今還在盲目追逐GDP目標，更何況是採取寅吃卯糧的不合理手段。除了政治人物自身的迷思之外，也是因為我們選擇政治代理人的整個評價模式被導向了局部價值，以公平為名，各地方都要相同的建設。在當前的制度下，對地方首長來說，來自中央的專項建設補助款完全是免費午餐，促成其所謂的政績，他（她）輕率耗用的是徵收自全國民眾的稅金，卻只需對地方本地選民負責；對中央政府執政者而言，這筆完全可以左右地方政府的龐大預算，是抽取自尚不存在的未來納稅人，既無人反對、也無人會究責，同樣是免費午餐。
關鍵在於，民主政治採取的「票票等值」，是歷史演變的結果，雖然是項符合人性的原則，但有個根本的缺失：就是將無法參與投票人們的意願完全略去，包括十八歲以下未成年者、尚未出生的下一代、與下下一代...，這使得各個世代之間，被迫出現利益衝突。
為此，1991年，美國的Auerbach、Gokhale及Kotlikoff等三位經濟學者提出「世代會計」的概念，首次將未來世代的稅賦負擔納入考慮，評估政府的舉債行為與龐大赤字預算，對當代與轉嫁給未來世代人民的衝擊。
他們設計的衡量方法是在政府跨期預算限制下，以現值計算，當前及未來世代人民未來要繳給政府的總淨稅負，要足以支付政府現在的負債及未來的總支出，以每人平均淨稅負來評估跨世代財政負擔的情況。公式為：
未來世代的負擔 A = C + D + V - T
其中，A是未來世代淨稅負的折現值，C是政府支出的折現值，D是政府債務減去政府資產，V是隱藏性債務(包含社會保障缺口、社會保險計畫赤字、國營事業淨負債等)，T則是當前世代應繳稅款的折現值。
